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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
【英文标题】 The Institution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作者】 王磊【分类】 中国宪法
【期刊年份】 1993年【期号】 6
【页码】 2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14    
  
  有宪法,必然会有违宪,要解决违宪问题,就必须将宪法作为法律来适用,适用宪法要求进行宪法解释。宪法解释历来与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或合宪性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紧密相联,其含义为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审查行政或立法机关的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行为的合宪性而对宪法所作的解释。宪法解释是连接宪法与违宪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宪法解释机构是宪法解释制度之关键和核心(宪法解释的另外二个问题是宪法解释的标准和方式),宪法解释机构实质上为解决违宪问题的机构。
  一
  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1954年宪法中没有对宪法解释作专门规定,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1954年宪法31条第3项)。1975年宪法也没有关于宪法解释的规定。1978年宪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为全国人大常委会(1978年宪法25条第3项),1982年宪法仍然作出了与1978年宪法相同的规定(1982年宪法67条第1项)。
  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在此之前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没有国家安全机关的性质和职权的规定。这一决定的颁布实质上是对宪法条文第37条和第40条的扩大解释,起到补充宪法的作用。就此,可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日前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并曾经对宪法作出过解释。不仅如此,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1982年宪法62条第2、第11项职权),因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也有权解释宪法。尽管如此,当宪法解释为针对违宪而作出的宪法解释时,建国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确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解释。
  二
  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宪法进行解释,但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全国人民代表人会,都不能作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现行宪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专门宪法解释机构有其不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进行的宪法解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解释。目前,除厄瓜多尔等极个别国家还将国家立法机关作为专门宪法解释机构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宪法的解释认为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而严格意义上的和较有权威的宪法解释机构只能是法院。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有权威的宪法解释机构呢?原因有二:
  首先,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是以其立法权为基础的,为立法权本身所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解释体现为二种方式:1.对宪法条文进行字面解释(如前面提到的对“公安机关”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在1955年和1981年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和《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2],在这两个《决议》中作出了完全相同的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可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即指立法上的解释(应将这里的法律理解为包括宪法在内)。2.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所含有的对宪法的理解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法律并通过这些法律将宪法具体化,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因而,这种立法过程必然带有立法时对宪法的理解和解释,并最终体现在法律中。前一种宪法解释方式极为少见,后一种宪法解释方式却较为普遍。但归根结底,这二种方式都是立法权的内容,立法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可以解释宪法,但却不能成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而只能是制定法律的机关。其实,退一步说,如果没有宪法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的规定,它仍然可以依据立法权对宪法进行解释。譬如,1954年宪法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并没有规定它有权解释宪法,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对宪法进行过一些解释:1955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否限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的决定》、《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缺额补充问题的决定》、1955年11月10日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否兼任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问题的决定》和1956年5月12日《关于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名额等问题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有权进行这些宪法解释就是因为它拥有立法权,这种解释只能是立法上的解释、而非针对违宪所作出的解释,即并非当今世界所奉行的严格意义上的山法院承担的宪法解释。
  其次,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问题的法官的原则历来是一国法治的重要标准。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非基本法律,如果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机构来监督自身制定的法律违宪与否,那么,这种监督不免会流于形式,为法治原则所不允。
  可能有人会问:英国不是由议会来解释宪法而非法院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固然,“在不列颠帝国内,除议会本身外,任何人或任何团体,无论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都无权宣告英国议会的法案为无效。法案既经议会议定,只能由议会撤销;在未撤销之前,无人能宣布其违宪或以其他原因将其废止。”[3]但由于英国宪法是柔性宪法宪法与法律在制定程序上没有区别,议会制定的所有法律(包括宪法性法律和非宪法性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不存在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宪法高于普通法律的这一前提,因而不存在使违宪的法律无效或不适用而进行宪法解释的问题,无所谓谁来解释宪法。再者,英国宪法是由法官制定的(Judge—made Costitution),“宪法的主要原则(例如即以人身自由的权利或公众集会的权利为例)的成立源于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又起因于法院的涉及公民个人权利的案件”[4]“在英格兰,所谓宪法原则是内法院对涉及每个人所有权利的判决归纳出的”。[5]这些判决本身包含的法官的意见就是最原始的宪法解释。此外,作为议会一部分的“上院现在实质上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充当英国最高司法机关,它也是英国本上各级法庭的最高上诉法院并领导各级法院”[6],充当了法官的角色,上议院的判决也是司法意义上的解释。可见,即使在祟尚“议会主权”的英国,宪法也是由法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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