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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重温毛泽东同志有关立法问题的论述
【副标题】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英文标题】 Comrade Mao Zedong's Comments on Legislation Revisited
【作者】 赵震江【分类】 法律教育
【期刊年份】 1993年【期号】 6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16    
  
  毛泽东的法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法律思想,重温他有关立法问题的论述,是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的需要。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民主和法制问题上犯过错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偏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这是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一生憾事。但是,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史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他在领导我国革命法制建设方面,提出过许多正确的主张,作出过伟大的贡献,特别是他在立法问题方面的论述和实践,至今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对于我国今天的法制建设事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一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法制建设机还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毛泽东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强调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出发。1954年,他在组织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说过:“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1]实事求是的立法态度,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反映客观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和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立法工作也有规律可循。立法和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可以说是一种主观意志的产物,但是,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却不能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任何法律都要反映社会现实,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否则,法律与社会生活将会格格不入,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或对社会生活带来危害。马克思说过:“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发明法律,而仅仅是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意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我们就应责备他极端任性。”[2]
  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立法工作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坚决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要求立法工作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实际中去,调查研究,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把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所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他说;“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3]
  根据立法工作的一般规律和适应各个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毛泽东首先十分重视宪法宪法性法律文件的作用,重视制宪工作。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的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是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最能明确有效地反映和确认取得政权的阶级的革命胜利成果。他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4]毛泽东始终不懈地为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宪政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中,他就领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立宪活动,颁布过一批宪法性文件,例如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1年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及1949年10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等。在建国前夕,他还主持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些宪法性文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定1954年宪法的时候,毛泽东又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5]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1954年宪法在推动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人说毛泽东“只讲政策,不要法律。”这种论断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不仅重视宪法宪法性文件的制定,也重视其他方面的立法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曾主持制定过《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井岗山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劳动法》和《惩罚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的革命法律。在建国前后,他还主持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法律。据统计,从1954年到1957年的三年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宪法为依据,仅中央一级就颁布重要法规430多件,使国家的基本的组织管理活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都得到了法律的有效调节。毛泽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之后,他还一再阐明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以及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6]这一论述,有力地抨击了当时在干部队伍中和在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1962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7]1965年他还十分关切地问过:刑法、民法、诉讼法搞了没有了?上述言论和实践,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立法指导思想,体现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
  毛泽东还曾说:“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8]这是从制定宪法和法律严格要求意义上说的,要求立法工作要象搞科学研究那样严谨,要有创造性,要破除一切迷信。根据这一论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立法思想,不仅要求我们所制定的法律符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要符合自然规律,使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经得起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所指出的科学立法原则,还意味着必须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来进行立法。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劳动改造世界的产物,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人类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已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证。法律与科学技术之间也必然会发生密切联系和相互产生影响。在法制建设中,不仅要求技术规范和有关科学技术问题的法律法规要符合自然科学的内在规律,还要求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运用到各项立法活动中,使科技成果成为一切法律规范的依据。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提出过“法律要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命题。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今天,法律的内容能否反映客观规律,往往取决于立法者的科学知识水平和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当今的立法者,如果没有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而精确的调查统计资料和跨部门、跨学科的协作,要想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是不可能的。遵照毛泽东关于“搞宪法是搞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要力争使我们的每一项立法活动,都成为科学的活动,使我们所制定的每一部法律,都成为“科学作品”。贯彻毛泽东关于科学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消除“长官意志”等封建主义思想以及“唯阶级意志论”对立法工作的影响。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实事求是,讲科学不搞迷信,不照搬别国的模式,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毛泽东的立法思想的基点,也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二
  毛泽东在立法问题上的另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国幅员辽阔,民族繁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如何既保持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又能因地制宜,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顺利实施,这始终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大课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令天,如何在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处理好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1953年毛泽东曾说:“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9]1954年他进一步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综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10]
  就原则性和灵活性两者的关系而论,原则性是主要的,根本的,灵活性应该服从原则性。实行灵活性,是为了保证原则性的实现。我们的法律是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具,我们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是总的原则。因此,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避免从部门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出发。现今,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大潮中,有关改革的立法,自然会冲击到旧的体制和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局部利益,甚至会触及某些深层的社会矛盾。改革是时代的主题,是加快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是原则,不能动摇。但在立法过程中则要运用灵活有效的方法,统筹兼顾,协调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消除各种矛盾,巩固改革的各项成果。立法中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相辅相成的。
  在谈到1954年宪法的时候,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11]今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修正案第9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在此之前,1986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l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按照我国宪法修正案的上述规定,并遵照毛泽东关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我国今后的立法中,特别是在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中,既要确立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又要发挥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删下的市场孕育和作为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都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得到公有制的保障,这是在一切立法中必须确立的原则,但在起草法律的时候又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益的灵活性原则,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使市场运行和市场行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促使我国经济协调和高速的发展。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辨证的统一,是一切立法工作的普遍的指导原则,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也要贯彻这一原则。我们知道,宪法和法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央和地方、全国上下、一切公民都必须一体遵行,所有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都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这是维护国家统一所必须的,因此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这是原则性。但是要使国家的根本大法和统一的法律得到普遍有效的贯彻执行,就必须在立法工作中贯彻灵活性原则,并要规定相应的具体措施。如果不照顾地区的差别,不给地方一定的立法主动权,法制就失去了活力。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时候曾说:“我们的宪法(指1954年宪法——作者注)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12]我国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贯彻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改变了以往几部宪法使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和排斥地方立法权的规定,这对完善我国的立法体制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总纲第三条中载明:“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第58条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100条同时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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