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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及其制度完善
【英文标题】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Trial-centered” and the System Improvement
【作者】 张泽涛【作者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以审判为中心;分歧;互相配合;庭审实质化;全程性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1
【页码】 61
【摘要】

刑诉学界、检法系统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澄清其分歧应该以《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应该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以审判为中心”的地位及其作用具有纲领性、统摄性、全程性。为了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应当从五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确保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切实贯彻司法责任制;扭转庭前会议实体化倾向;提高侦查、检察人员的专业素养;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提高法律援助的受援比例与辩护质量;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9956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是,自《决定》颁布至今,不但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存在较大分歧,而且学术界与实务部门、学者与学者之间对此的理解也呈现一定差异。“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如今‘以审判为中心’虽然提出来,但是这一口号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相关改革的着力点到底在哪里,尚未有一个准确对焦,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讨论尚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2]因此,确有必要澄清“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内涵。也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有学者指出:对“‘以审判为中心’这样一个重大命题进行正确解读,已经成为当下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3]2016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4]笔者认为,对“以审判为中心”内涵的澄清、地位与作用的理解及其制度完善,应该以《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为中心展开。本文拟以《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为文本,澄清“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厘清司法实务部门和学界对此的认识分歧所在,明确“以审判为中心”在刑事诉讼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及其地位,然后提出如何从制度上进行完善,以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
  二、“以审判为中心”内涵之澄清
  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刑诉法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涵义是,侦查、起诉活动应当面向审判、服从审判要求,同时发挥审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的决定性作用;[5]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审和裁决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确保案件质量,防止错案的发生。”[6]法院系统的实务专家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其实质是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核心是统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在诉讼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无需也不会改变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7]检察院系统的实务专家则强调,“以审判为中心”,是“为了贯彻‘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诉讼原则,落实把审判作为定罪量刑核心阶段的核心要求,以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依法严格采信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等为基本手段,以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为直接目标的诉讼制度改革”。[8]
  综合学界以及检法系统各自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以审判为中心”概念的界定以及内涵的理解,刑诉法学界和法院系统的实务专家有基本趋同的一面: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判断必须以审判的要求作为标准,只有经过法院的审判才能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作出认定;而检察系统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只是法院在庭审过程应该遵循的程序,对于审前阶段与审判阶段的关系问题,则语焉不详。比较上述不同表述,结合《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的规定,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指在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前提下,以法院的审判为中心,侦查、起诉活动要符合法院的审判标准和要求,一切关涉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通过法庭的审判进行裁决。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以审判为中心”既要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也要矫正该原则在运作中存在的偏差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是我国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配置以及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从我国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该原则被异化为“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目前,对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难以共存,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属于不同的诉讼构造与诉讼关系”;[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应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10]实质上,上述观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机关是否应该“互相配合”上。笔者认为,若对“互相配合”作广义的理解,该原则与“以审判为中心”是能够兼容的。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以审判为中心”明确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法院“互相配合”的具体要求。其一,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应该按照法院裁判的标准和要求进行,且在取证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予以排除的证据,在侦查、起诉过程中必须过滤,不得再进入审判程序。其二,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应该尽职尽责履行控诉职能,通过控辩对质辩论,配合法院查明核实案件事实;侦查人员也要配合庭审活动,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必须出庭作证。
  其次,“以审判为中心”一定程度上也明确了法院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的具体要求。笔者认为,“互相配合”的前提条件是“互相制约”,而不能是“在办案过程中经常为搞好关系而互相照顾”。[11]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语境下,法院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配合”的具体内容仅仅包括以下内容:如果法庭经过庭审过程,认为公诉方控诉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且取证程序合法,法庭就应该按照起诉书的指控作出有罪判决;如果公诉方控诉的犯罪证据确实、充分,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但指控罪名与法庭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若指控罪名比法庭审判后认定的罪名严重,法庭可以径行以自己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除此之外,法院一般不存在“配合”公安机关、检察院的义务。
  最后,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弓没有回头箭》(以下简称《宪法》)、《决定》还是《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中均明确规定了三机关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因此,在目前阶段,废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该原则既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一项诉讼原则,也为三机关惩罚犯罪、保障刑事司法公正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原则保障。对于一些公安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出现的理解偏差,如果进行正确引导和规范,也可以将其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以庭审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共21条,其中第9~16条中均是“以审判为中心”对庭审的直接要求,除此之外的其他条款也都或多或少与庭审存在一些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审判为中心”凸显了庭审的重要性,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庭审为中心。以庭审为中心必须坚决摒弃以案卷为中心,避免法庭以庭外阅卷的方式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法院的其他审判活动,如庭前准备与庭下的审判活动,本质上应围绕庭审而展开,且服务于庭审活动。
  不过,无论是《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还是刑诉法学界的通行观点,均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主要适用于一审普通程序,而不适用于二审以及再审程序。如有学者明确指出:“‘以审判为中心’主要适用于第一审普通程序,特别是被告人不认罪及重大复杂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对于被告人认罪选择简易程序的案件(包含刑事和解的案件)以及第二审程序的案件均不是‘审判中心主义,适用的重点。”[12]对此,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应该包含二审和再审程序,其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以审判为中心”主要是针对一审程序而言,但不宜排除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因为,与普通的一审程序相比,我国二审程序虚化和案卷中心的现象更加严重,庭前审查基本上替代了审判、单方秘密审查缺乏对抗等问题早已引起学者关注。[13]况且,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与法律适用方面,与一审程序相比,进入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往往更加复杂疑难,二审程序更应该实行“以审判为中心”。
  第二,对于再审案件,也应该推行“以审判为中心”。与普通一审程序相比,再审程序是特别救济程序,在查清案件事实这一问题上,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往往有些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毁损,再加上法官此前的预判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再审这一特别救济程序往往比一审程序更难查清案件事实。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范围不应该只限定于一审或者二审程序,也应该包含再审程序。
  (三)“以审判为中心”既要求庭审实质化,又明确突出了在侦查、起诉、审判三大阶段中审判的中心地位
  虽然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但不能简单地把“以审判为中心”等同于庭审实质化,其理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庭审只是审判阶段的核心环节,而不是全部,庭审实质化强调的是在审判阶段应当发挥庭审的实质作用,是相对于庭审虚化或形式化而言的。但是,审判阶段是由多个环节组成,除了法庭审判外,还包括庭前准备和庭下审判活动等等,它们与法庭审判共同组成了审判环节。无疑,庭前准备以及庭下审判活动均属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容。
  另一方面,从侦查、起诉、审判三大诉讼环节而言,“以审判为中心”旨在从横向上理顺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关系,确立审判不同于侦查、起诉的中心地位。“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在证据收集与运用等环节上按照法院审判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因为“对于事实之法律评价,即如何为法的适当运用,乃法院之职权,并不受起诉书所引适用法条之约束。”[14]“以审判为中心”意味着不再沿袭“侦查中心主义”的传统做法,理顺侦查、控诉和审判三大职能关系,凸显审判在定罪量刑中的权威和中心地位。
  总体而言,“以审判为中心”既要求庭审实质化,又从横向上理顺了侦查、起诉和审判三者的地位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确立审判不同于侦查、起诉的中心地位。《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第2条、第9条也对此进行了细化。
  (四)“以审判为中心”丝毫没有弱化审前程序,反而强化了侦查和起诉程序的作用和地位,对侦查和起诉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于“以审判为中心”,学界多数人认可的观点是:“刑事诉讼活动应该围绕审判展开,与侦查和控诉职能相比,审判职能居于中心地位。”但对此,检察系统的实务专家持强烈反对意见,并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对诉讼活动的指导过程重在审判阶段,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各有中心,目前司法改革的内在逻辑也不否定和排斥诉讼过程的多中心论。[15]之所以检察系统的专家对“以审判为中心”作上述理解,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认为这可能会弱化控诉职能的重要性。对此,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不但丝毫没有否认审前程序尤其是控诉职能的重要性,相反还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权限,从而提高侦查、起诉的质量。其理由如下。
  首先,“以审判为中心”进一步强化了控诉职能的重要性。侦查、起诉是审判的基础,也是确保审判质量的前提条件。《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第2条明确指出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认定证据,依法作出裁判。”[16]因此,“以审判为中心”对于审前程序中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侦查和起诉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审判为中心”必须强化审前程序的作用,建立与“以审判为中心”相一致的侦诉关系,使直接与辩护方对抗的公诉人能够引导侦查的进行,确保在侦查过程中收集和固定的证据经得起审判的检验。
  其次,“以审判为中心”增强了庭审的对抗性与不确定性。审前程序是避免出现冤假错案的屏障,对侦查人员而言,不仅需要在侦查程序中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而且还要求其取证手段符合法定程序的规定,甚至在庭审中出庭应对辩护方的质证和反驳;对公诉人而言,从审前和庭上两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审前程序中,公诉人必须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合法性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查,并适当引导侦查人员的侦查工作,避免出现非法取证现象,确保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在庭审中产生预期的证明力;在庭审程序中,公诉人必须提高控诉技巧,通过交叉询问切实有效地行使公诉职能。
  最后,“以审判为中心”应该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起诉裁量权,使大量案件通过速裁程序或者不起诉予以分流。“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是说所有的案件都必须通过严格的交叉询问、质证和辩论。对于一些案情相对简单或者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的刑事案件而言,也就无必要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只要通过速裁程序处理即可;对于一些情节相对轻微,或者证据事实不符合裁判标准和要求的,检察机关应该通过不起诉的方式处理。
  三、“以审判为中心”的作用及其地位
  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颁布之前,刑诉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对“以审判为中心”的作用及其地位存在较大认识差异:“一是对这项改革的认识还不一致、不到位;二是在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中,有些考虑忽进忽退,反映出各家认识不一致,甚至分歧较大。”[17]无疑,若对“以审判为中心”的作用及其地位存在分歧,必然导致检法系统以及学界在制度设置上的混乱。这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落实“以审判为中心”所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法院改革纲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5年工作意见)》(2015年修订版)(以下简称《检察改革意见》)即可看出。下文中,笔者将以《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意见》为主线,结合《法院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意见》中对“以审判为中心”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做法,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作用及其地位,为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提供方向指导。
  检法系统和学界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还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一方面,从《法院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意见》来看,法检系统对“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法院改革纲要》将“突出审判在制度中的中心地位”明确列为全面深化法院改革应当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与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推动改革、坚持整体推进、加强顶层设计这四项政治性、策略性、方向性原则并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七大主要任务中,“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位列第二,其内容涵盖了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等7项子任务。由此可见“以审判为中心”在法院系统的地位及其权重。而在《检察改革意见》中,“以审判为中心”这一字眼在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等总揽性内容中均未提及,在所列举的6大重点任务、42个子任务中,也仅仅在第23项子任务中将“以审判为中心”与“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并列予以规定,且内容全部为证据裁判,并没有提及任何与其相应的诉讼程序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检察机关而言,“以审判为中心”只是其加强刑事裁判的诸多工作之一。对此,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贯彻《决定》的要求中也可看出:检察机关需要“加强审前程序的主导作用”以回应“以审判为中心”,“要结合检察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强化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的主导作用,强化引导取证,严把起诉标准,保证公诉案件的质量和效果[18]“加强审前主导”已经写入了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成为检察机关落实《决定》、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手段。因此,可以说,在检察系统看来,“以审判为中心”主要是加强检察机关的审前主导;而在法院系统,“以审判为中心”已经上升为政治性、方向性、策略性的纲领,具体的改革举措也包含在法院证据与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地位及其作用的理解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第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是为了扭转‘以侦查为中心’的现实困境。”[19]与此相似的表述有‘以审判为中心’正是为了克服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侦查中心主义的弊端而提出的,是对侦查中心主义的否定,这一判断基本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一致认可。”[20]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鉴于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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