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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论敲诈勒索罪的准确适用
【副标题】 以威胁行为与索财行为的双重违法为基础【作者】 陈旭文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刑事检察一处{处长,法学博士}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敲诈勒索罪;意志自由;实行行为;非正常上访;过度维权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47
【摘要】

敲诈勒索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为公私财产所有权,次要客体为意志自由。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是威胁行为与索财行为双重违法的复合行为,威胁行为合法而索财行为不正当不合法,威胁行为违法而索财行为正当合法,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以实施非正常上访为威胁而向地方国家机关无理索取财物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这样认定符合法的正义、合目的性和安定性要求。消费者以向媒体曝光的合法方式相威胁而向商家无理索赔的过度维权行为,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0646    
  近年来,司法机关对一些敲诈勒索案的裁决理由不是很明确,有的案例裁决相互之间还存在矛盾,甚至将敲诈勒索罪适用范围扩大化以致有成为“口袋罪”之虞。为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敲诈勒索罪的适用问题,以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
  一、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
  明确个罪的犯罪客体,对认定犯罪行为具有指导意义。“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该犯罪的保护法益,然后在刑法用语可以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使符合该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1]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次要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2]的确,敲诈勒索罪给人最直接的感觉是行为人以要采取伤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名誉、财产等作为威胁手段,因而设立敲诈勒索罪自然也有保护他人的人身权、名誉权等法益的目的。但是,如果以此为敲诈勒索罪的次要客体,那么这些法益必须受到现实侵害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既遂。实际上,被害人因为精神受到强制不得已交付勒索的财物,而行为人威胁要采取的行为往往不会付诸实施,这样,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利益并没有受到侵害,若据此认为敲诈勒索罪不成立就与立法的本意和人们的通常观念相违背了。
  实践中,司法机关并不是按照通说所认为的客体要件来界定敲诈勒索罪,不过通说对司法人员造成了困惑。如谢天开敲诈勒索案。犯罪人谢天开与其朋友罗某在一起时,从罗某的日记中看到有记载罗某与其老师邓某交往的情况,后来谢天开以罗某男朋友的身份打电话给邓某,称要向邓某所在的学校告发其与学生罗某有不正当的师生恋关系,并提供账号要求邓某汇款赔偿。邓某因被恐吓后感到害怕,先后向谢天开汇款1.0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谢天开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谢天开上诉辩称邓某与罗某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师生恋关系,自己的行为对邓某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或要挟,故不构成犯罪。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官在论述理由时说,“就本案来看,如果被害人与其学生罗某不存在所谓的不正当师生恋关系,即使被告人谈不上对被害人隐私权的侵犯,但被告人有意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不存在的、对被害人名誉不利的事实,却又对被害人名誉权构成了侵犯,加上其索要财物已经直接侵犯了被害人财产权,所以,其整个行为同样侵犯的是复杂客体。”[3]“思想不为罪”。该案中行为人只是想向被害人单位反映客观上不存在的对被害人名誉不利的事实,根本谈不上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侵犯,人的任何权益都不会因为别人思想中的侵害行为而遭受损害。而法官之所以会作出那样的阐述,根源在于刑法有关敲诈勒索罪客体的通说带来的困惑。
  为摆脱这种困惑,有学者提出财产权利是敲诈勒索罪在任何情况下,都势必会有所侵犯的一种“共同权利”,是与该罪存在着固定的、内在的和直接联系的唯一的权利,因而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是简单客体。[4]但这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在认定罪与非罪时存在问题。按此观点,只要侵犯了财产所有权,不管被害人心理是否受到威胁行为所强制,敲诈勒索罪即告成立。但这会与立法旨趣相违背。如甲在乙餐厅用餐时在菜中发现苍蝇,甲以向消费者协会举报相威胁,索取1万元的赔偿,乙餐馆为息事宁人赔偿3000元了事。按照简单客体说,本案中甲即构成敲诈勒索罪,尽管甲威胁要采取的行为合乎法律规定,谈不上是对被害人精神的强制。这一结论显然不合情理。其二,在认定此罪与彼罪时存在问题。若行为人以通神鬼之术等子虚乌有的东西威胁他人而索取财物,按照简单客体说,即可构成敲诈勒索罪,这样一来就与诈骗罪相混淆了。其三,在认定犯罪既遂时存在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判例认为,恐吓罪系以恐吓使人生畏惧心而交付财物为要件,故其交付财物,并非因畏惧心所致,其恐吓尚非既遂。上诉人虽以恐吓使被害人生畏惧心,而被害人于次日携款前往交付,乃出于警察便利破案之授意,并非因其畏惧心所致,自应仍以恐吓未遂论科。[5]按照简单客体观点,犯罪人取得向被害人索取的财产即为犯罪既遂,不用管被害人的精神是否受到胁迫不得已而交付财产。
  本文认为,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财产所有权,次要客体是处分财产的意志自由。将意志自由作为敲诈勒索罪的次要客体,理由是:第一,敲诈勒索行为侵犯了意志自由。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是威胁要对被害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这种威胁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强制,以至于不得已交付被勒索的财产,实质上就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意志自由受到了侵犯,其处分财产的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敲诈勒索罪在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恐吓罪,有学者指出“本罪的行为人系以妨害他人意思决定自由为手段,而达侵害财产的目的,故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除财产法益之外,尚有个人的决定自由”。[6]第二,意志自由是一种需要保护的法益。意志自由是伦理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没有意志自由,道德选择就失去了基础和前提,责任和惩罚就无从谈起。有学者指出,意志自由包含有两个原则:一是“另种选择的可能性原则”,即在同样的前提当事人拥有不同的选择机会;二是“主谋原则”,即“我作为有意识的、思考着的和活动着的存在,是我的意志的载体,是我行动的原动者”。[7]可见,意志自由意味着人可以自由选择、积极作为,从而使行为人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意志自由受到不法侵犯,不仅被害人精神受到折磨,而且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行为必然违背依据意志自由构建起来的法律秩序,进而破坏法律秩序得以维持的伦理基础。第三,刑法中有保护意志自由的罪名。为保护意志自由,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专门设立了强制罪,是指以强暴或胁迫而强制他人行无义务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权利,其保护法益“是实现意思的自由和决定意思的自由”。[8]我国刑法中对意志自由进行保护的一个典型罪名是强迫交易罪。第四,我国有关敲诈勒索罪的司法解释中体现了对意志自由的保护。“两高”2013年4月制定的《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七种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该解释第1条规定标准的50%确定,其中第三、四种情形分别是:以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考虑到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与故意杀人、绑架均属于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暴力犯罪,以实施以上严重暴力犯罪相威胁,足以让被害人产生恐惧、畏惧心理,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行为扰乱社会治安、欺压群众,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9]这实际上是将对意志自由的侵害强度作为评价敲诈勒索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内容,作为决定敲诈勒索行为罪与非罪的重要依据,从而是对意志自由为敲诈勒索罪次要客体的权威认可。
  二、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
  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具体包括对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名誉、财产或者家庭安宁、信用等进行损害的威胁行为,要求被害人给付财产的索财行为,其中威胁行为是手段行为,索财行为是目的行为。简而言之,敲诈勒索行为是由威胁行为和索财行为组合而成,敲诈勒索罪是否成立需要结合威胁行为和索财行为是否正当合法进行综合判断。两者共有四种组合模式:
  (一)威胁行为合法,索财行为正当合法爱法律,有未来
  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构成犯罪的可能。如行为人向他人索取合法债权,并告知若不按期给付就要向法院起诉,相对人不愿意打官司于是履行了债务。这里存在疑问的就是如何理解索财行为的正当合法。对于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债权或者赔偿数额确定的侵权损害,权利人请求履行债务或者给付侵权损害赔偿时就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但在法律规定有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情况下,请求赔偿数额一时难以判断是否合法,或者超过了法定给付数额但法律并不禁止的,因而本文提出了一个补充性的要求即是否正当,也就是说行为人提出给付财物的要求是否具有合理的理由,是否与社会公众的理念相符合。即使有合理的理由,但是漫天要价,远远脱离人们正常的价值观念,就属于不正当要求。如在餐馆吃饭发现菜中有一只苍蝇而索赔1万元,就属于不正当要求的行为。
  (二)威胁行为合法,索财行为不正当不合法
  对于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不构成犯罪。“依法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即便会给有关当事人形成心理压力,但不属于本罪的威胁或者要挟方法。”[10]也就是说,行为人所威胁要采取的行为是正当合法的,就不属于敲诈勒索的威胁行为,自然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了。二是认为构成犯罪。“合法的手段同样会导致被害人基于恐惧而交付财物,所以也应当认定为犯罪。”[11]日本学者认为,作为威胁内容的“恶害”不要求是违法的,即使是正当权利中所包含的事项,在将它作为使人交付财物的手段来使用时,也可以成为恐吓行为。例如,知道他人的犯罪事实的人向搜查机关告发犯罪事实是合法的,但是,将这种意思告诉他人,使其交付堵嘴钱的行为,则成立恐吓罪。[12]本文认为,该行为组合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虽然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是被害人的意志自由谈不上受到了侵犯,不应认为其受到了胁迫。第一,意志自由本身包含有正当性的要求。所谓意志自由,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是指“能够乐意人们应当的东西”。“能够乐意”即当事人能够自我决定。“应当的东西”,是说意志自由“为了自由之故而(要)用其他自由来约束自身,并与有条件之物相关涉”。意志自由自我控制的对象既包括与长远目标的实现不相吻合的情感冲动,也指与社会的外在行为规范相冲突的行为意图。[13]可见,意志自由并不是任意选择决定的自由,它本身要受到尊重他人自由、合乎社会规范要求的限制,这样的意志自由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他人以采取合法的手段相威胁,即使被害人心理上觉得恐惧,但由于意志自由包含有尊重他人自由的限制,故而不能视之为对被害人意志自由的侵害。第二,采取合法手段进行威胁本身并不具有可谴责性。除非法律上有明确限制,法律赋予公民的行为自由,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行使或者不行使。若是将人们实施合法行为视为对他人自由的威胁行为,进而评价为非法甚至是犯罪,这无异于在法律体系内制造矛盾,破坏了法律自身的规范指引作用,使人们无所适从,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进行非难谴责缺乏道德基础。同时,这也破坏了法律应有的安定性,从而为公权力的恣意妄为打开方便之门。第三,刑法不应保护能被他人合法行为所威胁的意志自由。从法理上讲,合法权益要保护,受损权益要救济。对于行为人的合法行为,法律要给予保护,其他人要给予尊重。若是对他人合法行为害怕、恐惧,进而愿意作出某种利益妥协换取他人不行使合法行为,这种恐惧、妥协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不是法律所希望的,因此这种情形下的意志不自由法律就不应当给予救济。
  (三)威胁行为违法,索财行为正当合法
  这种复合行为之中,索财行为具有正当合法的请求权基础,如有到期债权、存在侵权损害事实、财产被他人非法占有等,这说明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该就谈不上是敲诈勒索了。在英美法系中,行为人使用非正常手段,行使特定的权利原则上是不构成财产犯罪的,“在被指控犯有盗窃、抢劫、诈骗或者勒索等罪时,如果行为人相信是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回,以及相信自己有权利夺取,这样的‘权利主张’被认为是抗辩理由,并且以否定犯罪成立”。[14]但日本二战后的判例,对采用超过法律认可的胁迫手段行使权利的案件,从不处罚转向处罚,从先前定胁迫罪转向定恐吓罪。在1955年的一个判例中,行为人仅有3万元的债权,但采用胁迫手段取得了债务人6万元的财物,最高裁判所认为该行为构成恐吓罪,且是相对于6万元全额而非3万元的恐吓罪,理由是“在其逾越了社会观念上一般认为被害人应予容忍的程度时,其行为就失去了行使权利的性质,因此,就没有理由应该阻却恐吓罪的成立”。[15]本文认为,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他人也谈不上遭受了财产损失。正如有的日本学者指出,“除了债务人一方存在期限利益、同时履行抗辩权、清算利益等保护的利益之外,只要是在债权范围之内行使权利,就应该说债务人并未发生财产上的损害;认为只要存在财物交付就马上存在财产上的损害,这种观点只会使得损害有形无实、流于形式。因此,至少应该否定成立恐吓罪。”[16]没有侵犯敲诈勒索罪的主要客体,就不应认定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果行为人进行威胁的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可以对其进行单独评价,触犯其他罪名的就按照其他犯罪处理,如行为人编造恐怖信息进行威胁的可能就会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我国刑法没有针对单纯的威胁行为设定罪名,日本刑法对此专门规定了胁迫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此规定了强制罪和恐吓个人罪。这可以说是我国立法的一个漏洞,有待日后完善立法,但决不能因为这种威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扩大敲诈勒索罪的适用范围。
  (四)威胁行为违法,索财行为不正当不合法
  这种情形毫无疑问属于标准的敲诈勒索行为,只要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就构成敲诈勒索罪了,对此没有争议。
  综上所述,敲诈勒索行为的实行行为应仅限定为第四种行为组合,即实施了违法的威胁行为和不正当不合法的索取财物行为。这样,才符合刑法设定敲诈勒索罪的立法目的,才能有效避免扩大敲诈勒索罪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成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口袋罪”。
  三、特殊敲诈勒索行为的认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敲诈勒索罪认定争议最大的是两种情形:一是以上访为由向地方国家机关索要财物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二是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以威胁行为和索财行为的双重违法性为基础进行分析,就可以消除误解,清晰得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结论,保证敲诈勒索罪的正确适用。
  (一)以实施上访相威胁向地方国家机关索取财物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上访成为许多人寻求矛盾解决的重要途径,其中不少人为获得巨额补偿或者实现其他目的,不断地缠访、闹访,使上访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上访人以上访相威胁向地方国家机关索取财物从而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案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17]对于这些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冷静客观地按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进行判断。
  1.上访行为是否合法。首先需要判断作为敲诈勒索行为的手段行为—上访这种威胁行为是否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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