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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综述
【作者】 汪建成【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页码】 18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8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于2002年11月3日—5日在南京举行。会议代表达200余人,大会收到论文180多篇。现将会议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刑事诉讼法学部分
  一、关于审前程序研究的意义及内容
  与会者认为,关注审前程序研究的意义主要有:有利于完善诉讼结构;有利于追诉犯罪;有利于提高诉讼效力;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审前程序研究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侦、检关系模式;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程序的关系;侦查、审查起诉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功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司法权对侦查权、起诉权的控制等。
  二、关于司法改革问题
  (一)关于警检一体化问题。对警检一体化问题,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基于侦查与公诉共同的追诉职能,审前程序中应建立以公诉机关为核心和主导的机制。公诉机关有权参与指导侦查活动,即实行警检一体化。这样能够有效地追诉犯罪,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和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否定说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分配基本上是合理的,警检合一后,二者为完成追诉职能,检察机关往往会放弃监督,对犯罪嫌疑人反而不利;从检察机关的人员素质、技术装备等条件上看,检察机关不能胜任指挥侦查的任务;从目前国外的情况看,实行检察机关指挥侦查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检察官指挥侦查的作法有弱化的趋势。折衷说认为,实行侦检一体化从理论上看是可行的,但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在侦查阶段应确立司法审查机制;废除检察院对诉讼实行监督的原则等。在配套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下,不能冒然实行。
  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处理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问题,尽管对如何改革存在争议,但对一些理念问题已达成共识,如加强对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等。有学者还提出了对审前程序司法控制模式优劣的5个判断标准:1、是否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实现准确、有效、及时地发现、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目标;2、是否满足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需要;3、是否符合有关的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基本要求。4、是否符合与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发展相适应的基本理念。5、是否符合刑事诉讼程序对公正的要求。
  (二)关于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对司法改革的合法性问题,否定的观点认为,改革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依法进行改革,等于司法机关带头违法,不利于依法治国;有损法律的尊严。肯定的观点则认为,既然是改革,就要允许突破法律的规定进行尝试。
  (三)关于缩小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范围问题。有学者提出,应该缩小检察院自侦查案件的范围。因为:自侦案件缺乏制约;检察院过多地承担侦查任务,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应该把对“反贪”的侦查从检察院分离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反贪”侦查机构,由检察院的反贪人员和党的纪检部门人员组成。这样既可加强对“反贪”侦查的司法控制,又可解决“纪委”在反贪中采用“双规”做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三、关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问题
  (一)关于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平衡。有并重说和优先说两种观点:并重说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处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关系上,应采取二者并重的原则或价值取向。但不反对在一定情况下程序优先。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根据需要决定其地位取向。比如关于再审的时限问题,一般的案件要有时限的规定,这是程序公正优先的体现;但对无罪的人判为有罪案件的再审就不能有时限的限制,这是实体公正优先的体现。程序优先说认为,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取向发生矛盾时,实体是相对的,程序是绝对的,应当首先满足程序公正的要求。
  (二)关于公正与效率价值取向的平衡。多数学者认为,司法制度必须以公正作为生命线和灵魂,离开公正的前提,盲目强调效率,会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形象。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应坚持公正第一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四、关于错案追究制
  (一)在刑事诉讼中应否实行错案追究制。肯定观点认为,实行错案追究制在现阶段是有必要的。这有利于司法公正,防止司法专断。否定观点认为,不应该设立错案追究制,这样不利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关于错案范围的认定。有学者认为,错案既包括实体上的错案,也包括程序上的错案。也有学者认为错案只应包括程序上的错案,而不应包括实体上的错案。因为程序上的错误是绝对的,便于认定;而实体上的错误认定是相对的,不容易认定。
  五、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否经过公安机关安排。与会者认为,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不应经侦查机关安排,但可以采取向侦查机关备案的制度。
  (二)关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处理简易化中的人权保障。目前,有的法院为提高诉讼效率,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实行简化审理程序,即不进行庭审调查和辩论,直接作出判决。有些与会者认为,这种作法,除其合法性问题需要探讨外,还要注意被告人人权保障问题,如对被告人认罪的直接认定,是否要求必须有律师参加等。
  (三)关注被告单位的人权保障。有学者提出,现在一般关注自然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被告单位人权的保障没有引起重视,建议加强对被告单位人权保障的研究。
  (四)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管辖异议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学者提出,有些地方的公安、检察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对明知不该由本机关管辖的案件也立案侦查,采取逮捕措施,这种作法严重侵犯了人权。因此,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管辖的异议权并建立相应的异议程序,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五)设立刑事缺席判决程序,以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有学者提出,在刑事诉讼中,经常会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况,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就要中止刑事诉讼,致使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无法及时实现,扣押被告人的赃款、赃物中是否属于被害人财产的认定和发还不能及时进行。因此,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建立刑事缺席判决制度,以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六)追诉时效超期适用中的人权保障。有学者提出,国家司法机关对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时限的犯罪行为并非一律不予追诉,对于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超过20年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仍然可以追诉。那么,追诉时效超期适用的程序还缺乏相应的规定。设置相应的程序有利于保障被超期追诉者的权益。
  (七)关注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研究。与会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人权保障两个主要方面。目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而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还不是特别重视,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六、证据立法
  (一)模式。1、有学者认为证据法应纳入刑事诉讼法当中,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方式实现,这样才可以与现行体制相协调;2、有学者指出,证据立法宜粗不宜细,当前要对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作出规定。如非法证据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3、也有学者主张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因为单个证据规则无法在现有体制之下完全实现,各项规则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必须配套同步进行。
  (二)方向。有学者提出了证据立法应当坚持的几个方向:1、从对证明力的关注转向对证据能力的关注;2、从客观真实观转向法律真实观;3、从一元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4、从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审判中心主义;5、从形式上的对抗制转向实质上的对抗制;6、从中国走向世界。
  七、证明标准
  (一)关于证明标准分层次理论。1、根据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各个阶段的不同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2、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确立不同的标准;3、对不同的诉讼行为确立不同的标准;4、将案件事实区分为主要事实,基本事实和关键事实,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
  (二)关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应确立法律真实观:1、认识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环节组成,证明标准的确立不能离开认识的主体;2、诉讼中认识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在诉讼中,合法性应该是第一位的;3、法律真实不简单等同于主观真实。在人们的主观认识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前提下,通过实体法以及程序法上的一系列规则而获得的主观认识才是法律真实。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根据法律真实观的要求完善相关规则;4、客观真实最多只能成为目标,法律真实才是标准。有学者主张客观真实观:1、就有罪认定来说,在基本犯罪事实至少是主要犯罪事实上必须达到客观真实,否则必然出错案、冤案;2、通过法定程序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能把合法性与客观真实结合起来;3、法律真实理论与唯物主义认识论不符,会造成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等错误。还有学者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的意义提出质疑:1、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是目的和方法的关系,二者应结合起来;2、客观真实是终极目标,法律真实是对法官的统一要求,它并不排斥客观真实,二者之争没有意义,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概念;3、客观真实本身不应否定,而是要研究“为什么”和“如何”在诉讼中排除部分客观真实。
  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有学者介绍了国外相关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分析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障碍,有学者指出,排除规则要与国情相结合,区分非法的程度,实行有限的排除。
  九、证明责任
  (一)被告人是否承担证明责任。有学者认为在关于“明知”、“现行犯”等问题上推定的场合,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但其证明标准仅限于使控方的指控处于疑问状态;但也有学者认为应把辩护权与证明责任区分开来,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但享有辩护权。
  (二)公、检、法三机关是否承担证明责任。有学者认为,公安机关和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公诉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也有学者认为公安机关在诉讼中也要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公安和检察应视为统一的控诉主体,公安机关也应承担证明责任;还有学者指出,证明责任是法庭审判中心模式下的概念,而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构造之下,公安机关实质上是在承担一定的证明职责。有学者针对上述争议,提出不能将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理论完全引入刑事诉讼。二者的重大区别至少有两点:第一,刑事诉讼中强调无罪推定;第二,证明标准存在区别。
  另外,还有学者就证据概念、刑事免责和证据强制、证据开示以及电子证据等问题阐述了意见。民事诉讼法学部分
  一、《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完善问题
  (一)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问题。多数与会代表认为目前有必要对现行《民事诉讼法》予以修订。理由是(1)现行《民事诉讼法》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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