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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犯罪构成的实践运用
【英文标题】 Practical Use of Criminal Composition【作者】 杨兴培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犯罪构成 犯罪事实 价值评价 规范评价 实践运用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142
【摘要】

犯罪构成的实践运用首先是基于对犯罪构成这一规格模型的认识和理解。犯罪构成一旦成型即获得客观存在的属性,成为一种中性的规格模型,不得随意改变。犯罪构成只有与犯罪事实相结合才具有实践价值。犯罪事实只有经过人的评价和判断,才能与犯罪构成进行连接与匹配。通过对犯罪构成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犯罪事实的认识和理解,将两者紧密的结合起来,完成对犯罪构成的实践运用,就是一个犯罪构成的规范评价过程。

【英文摘要】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rime composition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model,It became a neutral model and a objective existenc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at will when the crime composition materialized.The practical value of crime composition can be acquired only when it connected with criminal facts.Criminal facts can be connected with crime composition only after subjective review and judgment.This process is the process Of normative review process Of crime composi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50    
  
  犯罪构成作为一种由刑法抽象规定、并由刑法理论归纳而成的决定某一行为实施构成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它仅仅是刑事立法在法律“图纸”上设定的某一犯罪的规格模型。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根据这一规格模型去“按图索骥”地到现实生活中发现犯罪,还是根据这一规格模型运用现实生活中的违法行为的“原材料”去“生产、制造”犯罪,都需要将这一规格模型与一定的违法行为事实相结合,通过事实评价与判断、价值评价与判断及规范评价的实践活动,才能产生其应有的法律意义和实践效果。
  一、犯罪构成规格模型的认识和理解
  犯罪构成作为刑事立法在法律“图纸”上设定的某一犯罪的规格模型,它首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司法实践运用这一规格模型,是以认识和理解这一规格模型为前提的。
  (一)犯罪构成的设立是刑事立法从“是到应该”的一个价值确定过程
  人类社会的初始时期,并无犯罪的存在与认定,也无所谓规定犯罪的法律形式。在他们中间存在着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等自然规则而进行的活动方式。但人类的灵性决定着它必然走向文明进化。由此产生人类社会早期的习惯规则、伦理道德,通过人类内部的不断斗争、协调,又逐渐形成了法律规范。不管人类社会的法律发展史呈现出多么复杂多样的过程,法律总是在人们已有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产生的。
  刑事立法根据人类社会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从大量的社会行为事实中挖掘出一部分内容,根据自己的价值需要,通过价值评判,在法律上将这部分行为内容规定为犯罪,并为此设立了可以构成犯罪的规格和模型,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是到应该”的主观活动过程。尽管在这一主观活动过程中,充满着刑事立法者们为维护它们所认可的现存统治秩序和既有的社会利益而展开的种种利益权衡。即使刑事立法者们在主观上也有着某种通过制定法律来加速为“美好的生活”开辟道路的愿望,但其中无外乎首先体现着刑事立法者们的既得利益。然而,当社会发展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各个集团、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政党由激烈的社会对立、社会对抗开始转变为彼此能够容忍、互相协调、和平共处的时代,刑事立法者必然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应有代表。这样,刑事立法者制定刑法,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主观活动就逐渐能够体现整个社会主流群体的主流观念和主流意识。但是,这种整个社会主流群体的主流观念和主流意识,落实到具体设立犯罪构成过程中,必然表现为一种从“是到应该”的遴选过程。
  首先,无论刑事立法者设立什么样的犯罪构成,它必须从已有的现实生活中寻找根据,即能够为设立犯罪构成起奠基作用的已有的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事实的“原型”是什么。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过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才会有刑法中的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犯罪规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了诸多不正当的竞争,才会有刑法中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虚假广告、串通投标的犯罪规定。即使在刑法中有的犯罪构成还没有真正被运用过,例如隐瞒境外存款罪,但并不等于说现实生活中就没有这种犯罪的“行为原型”。当然,刑事立法设立各种具体的犯罪构成,必须以人的行为为基础。
  其次,刑事立法以已有的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事实作为设立犯罪构成的依据,这种即使对人的社会有所危害行为并不能自然地成为犯罪构成的规格和模型,中间介入了人的价值评价和判断。刑事立法对已有的社会现实中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事实通过价值评价,将其上升到犯罪的程度予以规定,并以此为基础设立一定犯罪的规格和模型,实际上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已经代表了社会主流群体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价值意识。通过这种价值评判,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事实“原型”便进入法律之中转变为一种犯罪的规格和模型,从而使行为事实在客观上的“是什么”变成了在法律上的应当是什么“的一种固定模式,中间经过技术上的处理便形成了犯罪构成。
  第三,犯罪构成作为法律“图纸”上的一种犯罪规格和模型,它体现了价值意义上的“应该”,其主要的功能就在于表明它是一种规范。这种规范以一次性设定,无数次被运用,它对司法实践的评定行为起着约束作用。但一旦当“应当是什么”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后,则表达了刑事立法主体的利益和要求,从而成为刑事司法活动的指南。当这种规格和模型在法律中定型后,便获得一种客观存在的特性。
  (二)犯罪构成定型后便成为一种中性的规格和模型,
  犯罪构成作为犯罪的一种规格和模型,它是刑事司法活动认定犯罪的一种依据,这是就犯罪构成实践运用的终极意义上而言的。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说,犯罪构成一旦定型,就不再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专利品,而是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形式了。因此,审判机关评定犯罪时可以运用它,公诉机关指控犯罪时可以运用它,侦查机关侦查犯罪时可以运用它,人民群众检举控告犯罪时可以运用它,即使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辩解犯罪时也可以运用它。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不承认有先天的犯罪人,只有人的后天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犯罪。因此,在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之前,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刑法规范并不发生直接的冲突和联系。基于这样的事实和理论,笔者认为犯罪构成具有中性的特征应当是能够成立的,而在刑法观念上确认犯罪构成具有的这一种性特征,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刑法的本质、刑法的功能、刑法的效果,都具有基础性的和极其重要的意义。
  1.确认犯罪构成具有中性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消除刑法具有阶级性的残余影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刑法的阶级性观点和理论曾经一统我国刑法理论的江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已明确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给我国的法学领域吹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经过二十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法的阶级性理论不再成为我国法学的主流理论。但是认为一些公益性、技术性的法律,诸如环保法、卫生法等等之类的法律不存在了阶级性,而一些涉及政治性、暴力性的法律,如宪法、刑法画风不对,如何相爱之类的法律依然存在着阶级性的观点和理论仍时有所闻。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刑法教科书中,描述刑法具有阶级性的字样随处可见。尽管我们知道,达到一定理论修养的学者和人们已不再相信这种理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刑法教科书面向的是广大刑法知识的启蒙者和初学者,刑法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描述为他们的刑法观念客观上仍然起着奠基的作用。这是应当加以纠正的。
  2.确认犯罪构成具有中性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立刑法的大众化基础。刑法的大众化,是指刑法不但应当是社会大众意志的集中体现,而且也应当是社会大众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规范形式。尽管刑法的制定并不存在一个人人参与的过程,但刑法只有集中体现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意志,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刑法能够体现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意志,表明了刑法已经具有了公正性。公正就意味着不偏不倚,就意味着具有居中特性。诚然,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刑法作为集团统治、阶级统治、阶层统治的工具的现象曾长期存在过,“法不明,其威莫测也”曾为专制统治奉为信条,刑法规定的犯罪只针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而不是针对社会成员的行为的记载也常有所见。集团、阶级、阶层的偏私,导致了刑法的偏向。于是刑法丧失了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最极端的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激烈冲突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尽管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其深层的原因并不在于法律而在于政治。但丧失了社会大众基础的带有偏私的法律无疑加速了这种周期动荡的进程。因此,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保证下,还刑法的中性特征,特别是在犯罪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的设定中,尽可能地体现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意志,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支持,是现代刑法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3.确认犯罪构成具有中性的特征,可以限制国家不必要的专横权力,从而使刑法能够成为公民权利保障的大宪章。日本当代刑法学者西原春夫在谈到刑法本源机能时指出“刑法还有保障机能,即行使保护犯罪行为者的权力及利益,避免因国家权力的滥用而使其受害的机能。对司法有关者来说,刑法作为一种制裁的规范是妥当的,这就意味着当一定的条件具备时,才可以命令实施科刑;同时当条件不具备时,就禁止科刑。虽然刑法是为处罚人而设立的规范,但国家没有刑法要科以刑罚,照样可行。从这一点看,可以说刑法无用的,是一种为不处罚人而设立的规范。人们之所以把刑法称之为犯人的大宪章,其原因就在于此。”[1]西原先生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刑法规范的历史时期大有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刑法”的存在,便没有动用刑罚进行镇压和杀戮的事实。反而因为没有刑法,专制统治者或者军阀寡头们更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罪刑擅断。古今中外的历史黑暗时期足可以证明这一点。确认犯罪构成具有中性的特征,就可以使国家(实际上是司法机关)与被控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在平等的地位,利用犯罪构成来衡量所指控涉及的行为,而不仅仅凭着强权。司法实践所发生的某些冤假错案,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司法机关并没有凭着中性的目光来看待具有中性的犯罪构成,而是把它看成是自己手中的一个可大可小的工具,一审二审加再审,反反复复。在这反复的过程中,一些公民的应有权力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当然我们也承认,在一些冤假错案中,即使不视犯罪构成具有中性的特征而随意曲解的现象,但它还不是破坏公民权利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犯罪构成时某些不完善的制度更应承担责任,但是,一旦能够确认犯罪构成具有中性的特征,正象度量衡一样,不以使用人的利益不同而随意改变它的量的规定性。即使涉嫌构成犯罪的社会成员也可以凭着犯罪构成知道自己利益受损的依据,从而使以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刑法在更高的层面上成为社会成员(包括犯罪行为人)应有权利不受随意侵犯的大宪章。
  (三)犯罪构成的实践运用是一个全面认识和深刻认知这一规格和模型的过程
  犯罪构成的实践运用,是一个与实施犯罪和评定犯罪有关的社会多个机构和多方面人员共同参与的过程。刑法是一个大众化的法律,只有在社会大众能够认识和认知犯罪规定的前提下,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触犯法律。只不过在众多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中,人民法院和法官对犯罪构成的认识、理解和运用才具有法律上的最高效力。
  法官们对犯罪构成的认识和理解,既有一个资格能力的问题,又有一个方法的问题。尽管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透视法官对犯罪构成认识和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但是在事实上,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发生着影响。因此,通过怎样的方法去认识和理解作为犯罪规格和模型的犯罪具备所具有的客观中性特征,就成了运用犯罪构成去评定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的一个必要基础。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的认识和理解方法不可或缺:
  1.语言文字的认识方法。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内容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的。一定的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传统文化的集中反映,具有约定俗成的内涵。形式立法通过一定的提炼标准,运用规范的、精确的、严谨的、统一协调的语言文字描述犯罪构成的应有内容,是刑事立法的一个基本手段形式。认识和理解犯罪构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犯罪构成,就必须从语言文字这一基本要素形式上着眼,而不是从什么“立法精神”着手。严肃地说,我国刑事立法在运用语言文字方面还存在着大量失范的地方,但从基本方面来说,刑法中大多数犯罪构成的语言文字表述都已表明了刑事立法者的意思界限。现有刑法北大法宝,版权所有中已有的不规范、不确切的语言文字表述在今后如何被矫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勤奋和知识程度。而对于执法者来说,只能站在已有的语言文字层面上加以认识和理解。认识和理解犯罪构成的语言文字表述,就有一个认识和理解者的文化水平问题。长期以来,执法队伍文化水平整体还不是很高是一个事实,对此,我们国家已有清醒的认识,开始不断提高“进入的门槛”,这应当说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2.逻辑思维的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能力是职业法官应有的一种认识能力,也是他认识和理解法律时应有的一种认识方法。法律不管以怎样详尽的语言文字表述立法者的意思表示,在表现形式上总还是一种原则的、概括的、精炼的语言文字记载。因此,只有通过逻辑思维的方法才能认识和理解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行为特征的内涵与外延,弄清事物之间的种属关系。法官们只有对法律规范具有形式合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对事物产生实质合法性的把握,从而在运用法律规范过程中起到连接法律规范和社会现象的作用,填补法律规范与社会现象之间的缝隙。我们日常所说的通晓法律,实际上就是在对法律规范娴熟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表现出来的。对法律规范的认知需要“咬文嚼字”的精神,但更需要逻辑思维的能力。例如司法实践中一个时期激烈争论的“夫妻间的强奸”能否构成强奸罪的问题,咬文嚼字地去咀嚼“强奸”两字,是的结论好像已在文理之中。但是通过逻辑思维的方法加以深究,就可以发现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的性意志自由权利,强行实施同居行为就是“强奸”,那么另一个必然的逻辑结论就是丈夫没有违背妻子的性意志自由权利而同居的,就是和奸抑或通奸。这岂不是颠倒了整个人伦观念了吗?
  3.经验知识的认识方法。美国的霍姆斯曾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2]英国的柯克也曾说过:“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识”[3]我国的刑法学者冯亚东感悟到:“立法者有些情况下只是凭着大体的感觉做出大体的规定,其具体的内容尚待于生活自然而然地将它展现,有待于法官和法学家们去努力地挖掘”。[4]刑法是一种大众化的法律,它的规定决不会是艰难晦涩、高深莫测的。否则,刑法就会失去规范社会大众行为方式的实在效果。但是,运用法律规范评定社会行为的法律性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法律的一般认知程度上,法官们除了具有丰富娴熟的法律知识、严密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外,而且还必须具备丰富阅历的生活经验。“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优秀的司法者,无论是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总是那些对人情世故有深刻理解的人们,是那些有相当丰富社会经验的人。古今中外,法官或其他在社会中扮演社会裁判者角色的总是年长者。……只有理性和经验的完美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5]一部刑法的制定和它的规定内容,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经验和与反社会行为作斗争经验的产物。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在更高的层次上是与人的经验阅历分不开的。由此看来,我国对法官的任职年龄资格规定在23周岁,相对日益发展变化的时代来说,恐怕稍嫌低了一点。
  二、犯罪事实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如何认识、理解法律规范(这里特指犯罪构成)是犯罪构成实践运用的前提和基础。犯罪构成的法律规范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端事物。犯罪构成只有具体运用到实际的行为事实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意义。而犯罪行为的客观事实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另一端事物,两者本不相干。能够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衔接和匹配的,是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的评价活动,即犯罪构成的运用过程。
  (一)犯罪事实的认识与理解
  严格地说,就法学的合理性分类而言,“犯罪事实”更多地应属于刑事程序法学涉及的内容,只有通过特定的程序和特定的证据所证明了的犯罪事实才是事实。刑事实体法上设立犯罪构成时所涉及的犯罪事实只不过是一种虚拟预设的事实,而刑事司法实践运用犯罪构成定罪时所涉及的犯罪事实是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犯罪构成只有针对犯罪事实才具有法律意义。因此,论及犯罪构成的实践运用(包括理论上预设的运用),无论是虚拟预设的还是被实证了的犯罪事实,都是为犯罪构成的运用提供实践性的对象。
  1.什么是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社会客观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正确认识犯罪事实,必先理解客观事实;同时,犯罪事实又是刑法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甚至是犯罪学、社会学多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各学科共同关注的犯罪事实之间有无区别之处,都是我们在讨论犯罪构成实践运用时所必须涉及的问题。(1)客观事实的合理界定。在一般意义上,客观事实是指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是客观事实的根本特点。我们说某一种现象是客观事实时,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它、评价它、理解它,事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界定,事实就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意志之外而又被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本身的客观存在。(2)犯罪事实的基本含义。犯罪事实是客观事实的一种存在形式,但客观事实一旦与“犯罪”相联系,本身已隐含了人的一种主观评价。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或者说确实有一个矛盾。好在这里有一个人们约定俗成的认识基点,即这里所说的“犯罪”是一种假定,主要是将客观世界中认为的事实与纯客观的自然现象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面前所要认识的“犯罪事实”.是指危害到人的利益的行为事实。即使这样,人们对于犯罪事实的理解也是存有不同看法的。狭义的观点认为,犯罪事实仅仅是指犯罪的客观表现,如危害的行为、危害的对象和危害的后果等客观情形。广义的观点认为,犯罪事实是指在人的一定罪过心理支配下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行为指向的对象、导致的结果等客观情形。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讨论的人的行为,是指人的社会性的行为,即具有意志的行为。没有人的意志的行为,例如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我们至多把它看成是一种“动物”的自然现象,在社会科学面前是没有价值的。刑法应切中人的意志(且不论其是否自由)进行调控,受惩罚的犯罪应界定为有罪过的行为这一基本思路以及大体上围绕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现代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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