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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不仅仅是均衡:法院对司法资源分配排挤的规制
【英文标题】 Not just for Balance:Rules of Allocation of Judicial Resource by Court
【作者】 陈力【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法院【期刊年份】 2007年
【期号】 2【页码】 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682    
  
  司法程序公正得以保障的物质基础是充沛的司法资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随着社会关系领域的重新调整,案件数量增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按照布莱克“关系距离原理”的解释,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诉讼成为解决争端的主要方法,诉讼率就会越来越高。当诉讼爆炸与司法资源稀缺的矛盾突兀地呈现时,法律制度必须成为“一种配给制度”。[1]所有的司法活动均应以实现有效配置和利用最大化为目的进行分配和使用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弱势群体因自身或社会的原因失语于司法资源配置的利益博弈,往往以被排挤者的面孔出现在我们的周遭,并以体制外的诉求表达途径来挎问这个市场的合理性。必须承认现存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正处于转型风浪口的中国社会,在这种急速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能迅速地集中和放大,因而蕴涵着巨大的风险。[2]故此,没有一个相应的机制对受到分配排挤的弱势群体进行救助,使之认可(容忍)这个资源配置市场的话,其他利益群体也会因为丧失实现权利的路径依赖而失惠。
  如果我们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比喻为“蛋糕分割现象”,那么效率就是“蛋糕的大小”,公正则意味着“怎样分割”。通过对法院系统内现有的以“弱势群体司法保护”为核心的司法资源分配反排挤机制进行分析,思考掌控国家审判权的法院应当如何对司法资源蛋糕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排挤现象加以规制,正是本文的行文主旨。
  一、鼓噪的不和谐音符——司法资派分配排挤现象解析
  作为司法资源配置市场上的被排挤者,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庞大族群……弱势群体[3]本身就是社会排挤的产物。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面临双重困境的被排挤者,不仅贫困而且遭遇社会排挤的能力剥夺。表现在因为生理或社会原因,无论在社会权利系统还是在公共资源领域他们的介人程度都极低,导致其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微弱、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在社会生活的劳动就业、医疗教育等领域中处于受支配、被排挤地位(第一次排挤)。还因为贫富的差距、能力的悬殊、信息不对称和专门知识的眨乏使得他们在参与司法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再一次受到排挤(第二次排挤),其权利在受到侵犯时往往无法及时地通过一个正常的、合法的渠道去主张和实现诉求。在当前司法资源分配中造成对弱势群体的排挤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被排挤者自我放逐于司法资源配置市场之外
  随着社会分化,弱势群体“在现代社会中被排挤于正常的交往、践行和权利之外”,[4]受到歧视和隔离。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待遇,部份弱势群体成员选择了对自身价值和地位的否定,认同了被边缘化的状况。当权利遭受侵害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以自我放逐表示抗议。究其原委有二。
  一是群体内弥漫对司法的不信任。弱势群体的敏感和自卑心理源于社会的忽视,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逐渐产生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危机和逆反心理。在弱势群体内部被泛化的对社会不信任心理,最直接了当地体现在他们对司法的不信任上。不信任通常导致不合作,所以当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诉求时,往往不会依赖主流社会设计好的路径去实现权利,而是习惯于通过体制外途径寻找庇护。他们有的以群体事件的方式制造负面能量效应强制主流社会正视;[5]有的以向媒体曝光为手段逼迫“侵权者”妥协;[6]有的则在通过诉讼程序无法解决问题或者达到其需要效果的情况下,选择用缠访的方式呼唤权力的援助。[7]总之,体制外权利救济途径的扩张是包括司法系统在内的主流社会共同失信于弱势群体的产物。
  二是出于对诉讼成本的考量。耗费资源的司法程序在运行过程必然存在成本。在我国司法活动的成本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和当事人交纳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组成。法院从财政得到的供给是相当有限的,为支撑正常运转,转而努力向当事人获取资源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选择,即实行“当事人负担原则”,使诉讼费用负担的天平更多地朝当事人倾斜。此外,多数当事人因缺乏诉讼专门知识和司法信息,除了向法院交纳诉讼费外,还需要支付律师代理费等其他费用。如果说法院收取的诉讼费还可因胜诉或责任分担而减少的话,律师费用却是实实在在的由当事人来承担。较之于弱势群体而言,可说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8]
  (二)多数人的司法消费偏好惊夺本已稀缺的司法资源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农业社会逐渐被商业社会取代,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取代,诉讼作为最直接、最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被社会成员广为采用,“诉讼爆炸”时代降临。主流社会成员发动诉讼的门槛更低,更容易获取司法资源,但是门槛低并不意味他们没有成本效益的衡量。阿克洛夫“逆向选择理论”暗示,人们在将案件诉诸于法院之前,会对诉讼的成本和收益进行预先评估,只有那些他们认为胜算很高的案件才会进入司法程序。这就是一种司法消费偏好,即使是“不需要任何专门的程序和技术以及知识就能判断对错和违约责任的案件”[9]只要发动一场诉讼不必付出太大代价,那么就要选择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这种偏好导致众多案情简单几乎没有辩由的案件涌入法院。以笔者所在的开发区法院为例,在对最近共年的民商事案件进行随机抽样中发现,由于一方故意违约导致原告胜诉的案件在法院判决中普遍存在。[10]法院无法在案件审理前对这部份案情简单,是非分明的案件进行过滤,这对于紧缺的司法资源来说确实不堪重负。
  (三)恶意诉讼等滥诉行为消耗司法资源加剧市场配置紧张
  恶意诉讼是权利扭曲的产物,是典型的滥权行为。但有些以请求象征性赔偿为特征、以“讨说法”为实质的小额诉讼,因多涉及公益事业和群体利益一般不应被纳入恶意诉讼的范围。笔者所在的法院近期即受理了一件当事人起诉通信公司错误计费的案件。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多收取的通话费用4.5元,承担误工费用、精神损失费各0.01元,交通费等156.5元,并在报纸上公开道歉。考虑此类小额诉讼案件,诉讼结果将影响到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必须通过正确的法律适用和明晰的辩法析理为该类型案件的处理提供有价值的示范与指引,故此类案件不可能因数额较小就认为是滥用诉权归于恶意诉讼之中。但在实践操作中,确又有部份案件的当事人并非是以构建社会秩序和规则为初衷而是以泄愤、报复为目的发起一场“小额诉讼”。恶意诉讼和此类既无经济上的诉讼价值又无社会效益的滥诉行为带来外部不经济性,[11]对本不充裕的司法资源造成浪费,使有限的资源无法被合理调配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四)弱势群体获取有限的司法资源往往付出更大的对价
  作为在司法资源配置中处于被排挤地位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承受诉讼费等直接成本时,还不得不考虑为获取司法资源所花费对价中包含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指面临多种选择时,选择其中之一可能造成的损失。将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诉讼后就不能用于家庭生活与工作,而后者较前者于弱势群体的意义,比其于主流社会成员的意义要大出许多。因为主流社会成员承受的生存压力远没有弱势群体大,在日常生活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他们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直接成本就可以减少更多单位的机会成本(如请律师代理得以从繁冗的诉讼中抽身),从而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而弱势群体当事人的境遇却恰恰相反,花费的直接成本越多,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就越少,增加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多,诉讼收益反而在下降。所以,即使弱势群体当事人有条件得到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付出了比主流社会成员更多的代价。
  二、当下法院规制司法资源分配排挤的不同实践
  大量事实证明,以排挤特定群体为表征,以利益独占为目的的资源分配方式只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族群撕裂。主流社会“在追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过程中,只有在获得其他利益群体同意,并使其得到相应‘受惠’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12]因此,为了均衡司法资源分配,防止社会弱势群体在此间被进一步边缘化,近年来各地法院就如何制定司法资源分配反排挤对策展开了研究论证,并以弱势群体司法保护为突破取得了初步成效,出台了一系列降低弱势群体当事人诉讼成本的举措,使司法资源在配置过程中适当向被排挤者倾斜。其中较通常的做法如下。
  (一)在立案环节予以倾斜,降低被排挤者的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所直接产生的花费,如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委托鉴定、评估费、交通费用等。诉讼直接成本主要出现在立案环节,因此是当事人参与司法资源分配的门槛。法院在这一环节可以做的工作是以迅捷的立案程序、人性化的导诉服务提高受案效率,并在制度允许范围内向当事人作出收取诉讼费方面的让步。通过降低直接成本使司法资源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避免诉讼成为富人的专利。1.简化立案手续。如有的法院规定涉及弱势群体的民商事案件实行优先处理机制,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以立案大厅法官服务台为平台,开展针对弱势群体的接待、导诉、解惑与立案的综合服务;[13]有的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弱势群体案件的规定,界定了弱势群体的范围,规定凡弱势群体当事人起诉至该院的案件,立案可依法适当放宽条件,原则上应在当日立案,当日移送审判部门。[14]2.拓宽案件受理集道。多数法院启动了电话、网上预约立案和双休日立案。如成都高新区法院,在周末安排专人在立案大厅负责立案接待和立案审查工作。同时,完善服务指南、立案卡片、网上及电话预约立案等导诉、便诉措施,使当事人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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