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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若干法律问题
【作者】 游素华【作者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侵权法
【中文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主观化;客观化;类型化;标准化
【文章编码】 1009-9093(2001)03-0076-0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76
【摘要】

精神损害赔偿是救济人身权利损害的一项重要法律手段,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已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证实。但如何确定赔偿数额,时下司法实践却做法不一,理论对此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主观化、客观化、类型化和标准化问题略述浅见,作引玉之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169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20世纪以来各国民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民法通则》推定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对如何确定精神赔偿额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形成众所普遍认可的比较科学、客观、统一的标准,以致于有些民法专家敏锐地提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赔偿金问题最大。如何掌握精神一损害赔偿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也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于实务工作的迫切需要,在今年3月10日发布的《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赔偿解释》)中就赔偿数额确定因素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有感于此,笔者拟从现有精神损害赔偿有关研究成果和实践情况入手,结合最新的司法解释,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主观化、客观化、类型化、标准化等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的见解。
  一、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中的主观化
  近十多年来,中国各地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精神,审理了大量以精神损害赔偿作为请求权的案件。尽管受诉法院在裁判或调解时都声称,赔偿精神损害的数额是依法做出的。但事实上,无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还是在司法实务中,目前都不存在可称为量化的评定或计算标准。赔偿数额的确定,完全是按照审判长、主办法官独立判断或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几个人自由心证裁量甚至是法官造法的结果。这种法官造法和自由裁量的运作进程,已主要渗透了法官的主观因素,故可称之为“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主观化。”
  但是,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广泛性和赔偿数额量化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法官自由心证裁量的难度,因此必须强化和增强对法官自身素质的要求。除要求法官应具备优良的品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外,还应该具有深厚扎实的法律素养、精通法律专业,善于总结审判经验,严格依法办案。在这个基础上,去履行法律赋予法官拥有自由心证裁量权,防止法官的恣意妄为与翻云覆雨,必须要求法官做到:一要目标明确。正确行使自由心证裁量原则,接受法律规范的目的与判决的社会效果的检验。二要认定理智。但尽量应符合通常的事理、情理和法理,不致于使法官手握自由裁量权而茫然不知所措。三要执法不阿。不受人情、关系、利益、权力、压力所左右,时时、处处、事事摆正法律的天平。四是要正确裁量。正确演奏好“自由—心证—裁量三部曲”。有时也需要法官进行必要的协调。当索赔者与理赔者在是否要赔偿达成共识,但两者对赔偿额高低之认可悬殊过大之时,法官应多做一些过细的思想教育和劝导工作。五要注意处理好“个案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关系,真正做到司法公正,维护法律正义。在具备了以上素质,并理解相关法律要义的基础上,大胆运用自由心证裁量权,才能使其在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然,法官自由裁量和造法往往会破坏法的稳定性,使人们对法律的可预期性信念丧失。所以,法官造法应规范在法无明文,但又需要予以救济的领域内,法官应首先解释现有的法律规定,如现行法律厥如,或通过解释现有法律无法使受害人获得合理之救济,则应通过援引宪法规范等途径来演进法律。
  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中的客观因素
  “评定客观化说”最早由台湾学者王泽鉴提出,其论述虽简单,却画龙点睛,很有见地,值得提倡运用。王先生认为要充分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审时度势调整赔偿数额,这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客观要求。此说得到广泛的认可。在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一)早在198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法通则解释意见”)中,就作出“对公民和法人的几种人身权益受侵害要求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的规定。在实务中,各级法院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影响”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四个客观因素,形成“四因素说”。最新发布的《精神赔偿解释》在考虑上述四个客观因素的基础上,细化,修改为六个因素,即1、在“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因素后增加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言外之意是,法律规定的无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应属例外适用。2、将“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细化为“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将“后果和影响”合并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影响”应作为损害后果的一种表现,无须另行独立出一个并列因素。4、另行补充、增加三个因素:“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由此形成“六因素说”。
  以“六因素说”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给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空间,应该说其利弊并存。一方面它有利于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斟酌更多法定因素;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裁量上具有无限自由,往往各行其是,不受拘束,数额确定可能出现较大偏差。在《精神赔偿解释》出台之前,国内司法界和理论界很多人在发表论文和专著中,都探索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条件和因素,大同小异者占主流,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要不要考虑“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这一因素。如台湾学者曾世雄在80年代就提出,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应考虑受害人的状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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