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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法学》
试论科技进步法的立法原则
【作者】 纪荣荣【分类】 科技法学
【期刊年份】 1990年【期号】 3
【页码】 1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0841    
  科学技术进步法,是国家针对科学技术发展现状,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总结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规定国家通过科技投资,发展规划、基金、信贷、税收、奖励、竞争等行政和经济措施,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实行科技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法律制度。
  本文旨在对科技进步法的立法原则作一些探讨和思考。
  一、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
  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是指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必须全面规划?同步进行,协调发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它正确地反映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曾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显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服务,反过来,经济的繁荣又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是组成现代社会的两大支柱,在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立法中不能忽视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否则,最终将导致其本身的停滞。我们知道,生产是科学技术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建设主要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而以生产为核心。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发展到今天,可以概括为:生产是科学技术的起点和归宿,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3]因此,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应当也应当是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国民经济增长的总值中,60%以上是靠学科技术进步,而我国在这方面都做得很不够,我国“目前技术进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只有26.68%”[4]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建设未能很好结合起来,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力的提高,教训是深刻的。在科技进步法的立法中必须首先强调科技进步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不重视这一点,我们的科研机构再多,科研力量再强,科研经费再多,科研成果再新,也不能很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指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不超越经济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去企求发展。而必须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应盲目地一味追求“高、精、尖”,不应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唯一的目标,而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阶段,来确定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重点研究课题。否则,就会成为经济建设的累赘,而最终会损害科学技术本身。总之,科学技术进步必须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应当充分体现这一思想,应当把它作为一条立法原则。
  二、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原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的政策,已不只是研究部门的事情,它已成为国家决策的重要部分。各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在各主要发达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费用已占国民总收入的2%—4%。如“美国1982年的研究发展费用占国民总收入的2.7%”[5],“法国1985年为2.5%,并以每年12.6%的增长率增加”。[6]科学技术进步之所以需要国家支持是由于: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出现,对经济、国防、社会以至国际政治的影响能力空前增大。一个国家为了保持在国际地位中的优势,或改变落后的处境,都只能主要从发展科学技术中寻找支持。其次,科学技术研究的深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都向更深的层次发展。科学仪器,实验设备越来越大型,精密和昂贵,人力、财力的需求越来越大,组织统筹工作越来越复杂,特别是象基础研究、国防研究,公共目标等一些对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发生影响的部门,只能依靠政府的支持和组织管理才能发展。再其次,科学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渗入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关键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的已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这些问题都需要由政府来加以组织,干预和调节。
  因此,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强调国家参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收入的现实水平,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所需的物质条件等方面完全依赖国家是不现实的,还必须依靠社会的各方面力量,加速科技进步。在科技进步法中应当提倡和确定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在制定各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时也非常重视发挥社会的巨大作用。如美国的里根政府科学技术战略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充分发挥民间研究开发科技的活力,消除民间开发高级尖端技术的障碍,即对民间研究开发科技投资在税制上给予总额高达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减、免、优惠等待遇,放宽为托拉斯和其他各种限制,搞活大企业之间的共同研究开发,允许大企业对于政府委托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也可获得专利权,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企业,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的联合开发,充分支持发挥社会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实际上,在发达国家,除了宇航,国防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巨额费用均由政府负担外,其它方面更多的还是依靠民间企业的投资。很显然,在我国这种机制不发达,长期以来,国家在这方面包得过多,统得过死,尽管在若干法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如“广开经费来源,鼓励部门,企业和社会集团向科学技术投资”。[7]“大型骨干企业还要逐步健全自己的技术开发部门或研究机构。有条件的中小企业也可配备必要的技术开发力量。”[8]但是,由于体制上的一些原因,以及大多数企业存在着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以至严重影响到政策和法规的实施,实际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在科技进步法——这一部科技工作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应当迫切解决这一问题,这关系到整个科学技术发展速度问题,应当在法律上将社会参与作为一种义务,把社会如何参与,参与后享有的权利等明确规定下来。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社会参与流于形式,盲目化等。菊花碎了一地
  三、鼓励竞争原则
  科学技术活动由于本质上是一种智力活动,具有极大的创造性。科学技术只有在正常,有序的竞争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竞争能够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科学史上有不少在互相竞争,互相追逐中取得进展和突破的例子。通过竞争,形成和加强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结构。我认为竞争包括二种类型:(1)个体竞争,即是指科研团体或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调动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为促进科技进步而彼此发挥优势,互相竞争,实现目标的过程。如法国的吉耶曼和波兰籍的沙利,从1955年开始,在研究内分泌学上就进行了一场长达22年之久的争夺战,这两个开始合作的年轻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充满了活力。为了作一次实验,需要收集并砸碎50—100万只羊或猪的脑壳并收取下丘脑,而从这上百万只下丘脑中,只能分离出几毫克的下丘脑激素。当时工作是极其艰苦的,但他们在竞争过程中,始终充满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终于把脑激素分离了出来,从而为内分泌学的最新最重要的分支奠定了基础。吉耶曼和沙利共同荣获了1977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2)市场竞争,即是指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通过合同进行委托研究与合作研究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具体讲即调整科技供求关系,沟通科学研究与生产应用之间的联系,运用信贷,税收等杠杆推动研究开发活动,刺激企业对技术的需求,运用奖励手段,推动技术革新、加速技术进步。通过鼓励市场竞争,发挥工业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在促进科技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著名的物理学家丁肇中说:“任何善意的竞争都是好的,竞争可以使人更快更好,”[9]显然,竞争具有两重性,它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容易产生门户之见,科技封锁、弄虚作假,甚至人身攻击等弊端。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必须通过竞争而获得更快的发展,但同时又必须将竞争置于一定的法律规范内,从而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不断发展。
  四、适当超前的原则
  科技进步法是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大法。此法是在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科技和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吸取和借鉴国外在发展科技,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经验之后着手制定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广泛的调查研究,特别是深入的理论上的探索研究,要完成一部成熟的科技进步法的立法工作是比较困难的。这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所具有的特点造成的。正如D·普赖斯在《大科学、小科学》中指出的:“现代科学的大规模性,面貌一新且很有力使人们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10]在大科学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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