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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明疑难问题研究
【副标题】 兼论我国刑事证明模式从印证到多元“求真”的制度转型
【作者】 向燕【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印证;证据类型;被害人陈述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60
【摘要】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主要证据的特殊证据构造,在被告人拒绝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形,适用我国严格的印证证明模式容易导致案件追诉的失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特征引起的证明难题具有普遍性。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明方法,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应建立“被害人陈述可信性”的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被害人陈述的取得与审查的程序机制以防范错案的发生。应当以特殊类型犯罪中刑事证明疑难问题的解决为契机,推动我国刑事证明制度从单一的“印证”模式逐步向印证为主体的多元“求真”路径转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6344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开始引起社会关注。据统计,2008—2013年,全国法院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共计12247件,年均2000多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尽管缺乏对奸淫幼女、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犯罪发案情况的单独司法统计,但据地方的统计调研来看,全国奸淫幼女案件总量可能不会少于猥亵儿童犯罪案件。[1]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首次对该类案件办理的基本要求、程序规定与法律适用作出系统规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寥寥数条关于取证、质证的程序规定,不能解决实务部门在办理这类案件时面临的证明困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往往存在客观证据少、被害人报案不及时、作证资格易受质疑、陈述常存在瑕疵等特殊证明问题,在“零口供”的情形下很容易导致追诉的失败,致使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同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也反映了我国刑事印证模式在应对“一对一”证据案件(如性侵犯罪、贿赂犯罪案件)时的功能不足,从而提出了刑事证据制度如何变革才能满足当前司法实践需要的重要命题。总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证明问题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实践问题,也为当前我国刑事证明理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适宜的切入点,值得认真研究。
  一、特殊证据构造下印证规则的“失灵”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罪名较广,包括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强制猥亵罪、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等。司法证明问题较为突出地集中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为行文方便,本文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指称这两个罪名。办理这两类案件的证明困难,主要与其特殊的证据构造有关。
  一方面,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证据缺乏。通常,性侵犯罪的客观证据包括被告人在被害人体内或贴身衣物留下的DNA证据、被害人生殖器的损伤或破裂、被告人或被害人身上因暴力侵犯或激烈反抗留下的伤痕。但是,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往往客观证据较少,主要原因是:其一,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常常在侵害发生后数月或数年后才被揭露。研究表明,精液、DNA或痕迹证据在性侵发生后的短时间内可以找到,但在性侵发生12小时之后,被害人的体内或身体上并不能发现这类证据,它们大多是在床单和衣物上找到的。[2]儿童并不懂得保存这类证据,由于长时间的延误,物证绝大多数已被清洗。缺乏指向被告人的生物证据,往往会使性侵案件出现罪犯与被告人具有同一性的证明困难。相较于强奸犯罪,猥亵儿童犯罪的客观物证更少。倘若不能及时对被害人进行身体检查,因猥亵造成的痕迹证据会很快愈合。其二,很多性侵犯罪没有使用暴力,反而引诱、欺骗、威胁的手段运用更多。在司法实务中,不乏以少量钱财、糖果引诱并威胁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例。被告人施暴与被害人剧烈反抗的情形较少,也很少留下身体伤痕。
  另一方面,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隐蔽性强,缺乏具有较强证明力的证人证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发生在相对隐蔽的场所,很少有目击证人。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比较常见的证人证言类型是被害人将犯罪事件转述给亲属的传闻证据。然而,被害人亲属系利害关系人,加之该证据的来源仍是被害人,根据严格“印证”理论的要求,不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并不能对主证据进行补强和印证。[3]我国司法实务虽承认近亲属的证言具有证据能力,但鉴于上述原因,并不会赋予其较强的证明力。
  可见,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常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主要证据的证据构造,一旦被告人拒绝供述,依据我国的刑事印证规则,往往容易导致定罪的困难。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构造特点,我国司法实务中逐渐发展出“宽松的印证规则”,表现为:一是对印证的程度适度放宽。办案人员意识到这类案件证明的特殊性,不再强调对细节的严格印证。例如,办案人员通常不会要求年幼的未成年人对具体细节的描述达到准确的程度,[4]也容许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的口供在细节上,如案发时间、地点存在较小的出入。[5]二是扩大对证据材料与线索的审查。例如,审查被害方与被告方的关系、案发前有无矛盾等背景情况,审查案发经过是否自然,考虑被害人冒着名誉受辱的风险出庭作证等情节。这类证据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犯罪的要件事实,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实施犯罪的证据,但对判断言词证据的真实性有一定辅助作用,因此,办案法官明确地认为它们有助于增强其事实认定的“内心确信”。[6]那么,这种改良后的印证规则是否能够解决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明困难呢?我们以一起强奸案为例:
  被害人甲、乙(初次被侵害时分别为6岁、8岁)父母离异,每年到生母与继父家里过寒暑假。继父涉嫌在其生母上夜班时候对两姐妹实施强奸,持续三年。犯罪嫌疑人每次都是在两名被害人熟睡后,抱其中一个到自己房间实施强奸。两名被害人不能针对具体的某起犯罪事实互相作证,但彼此知道受到了性侵,对犯罪嫌疑人性侵的手法、方式有十分具体的描述。该案中,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无罪供述。控方收集的有罪证据主要包括:(1)身体检查病历,证明被害人处女膜陈旧性破裂。(2)被害人继母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害人甲因上厕所痛向其陈述被犯罪嫌疑人强奸的事情,及被害人甲与被害人乙向其陈述的强奸情节。(3)被害人生母的证人证言,证明其经常上夜班。(4)被害人生父报案记录。(5)被害人甲陈述,详细陈述了第一次、第二次受到强奸的过程及详细的细节,其他性侵事件的过程均与第二次类似。(6)被害人乙陈述,陈述其受到性侵的过程,与被害人甲陈述的具体细节一致。(7)被害人家庭与犯罪嫌疑人无过节无矛盾。(8)被害人在学校、社区品学兼优的品格证据。(9)通过对被害人甲、乙的补充询问,二人对为什么受到性侵后还愿意继续假期到生母家作出了合乎情理及儿童心理的解释。其继母也证实被害人曾经透露出不愿去生母家。(10)证人丙证明报案前被害人生父透露过就此事欲寻私仇,劝其报案。[7]
  该案中,承办检察官从不同来源收集了多种证据:(5)(6)为两名被害人的陈述,系直接证据;(1)(2)(3)(4)为间接证据;(7)(8)(9)(10)系辅助证据,通过被害人的诚实品格、被害人家庭无虚假指控的动机、被害人被侵犯后的行为表现、报案前的证人证言来证明控告的真实性。然而,由于本案中对两名被害人的性侵是分开进行的,每一名被害人的陈述仅能单独证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性侵,却不能对他人的犯罪事实形成印证。该案的间接证据中,(2)(4)为传来证据,也不能形成印证且证明力较低;证据(1)仅能证明被害人可能受到性侵而不能指向特定犯罪嫌疑人;证据(3)仅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作案机会。辅助证据(7)(8)(9)(10)对判断言词证据的真实性有一定辅助作用,但依据我国的印证规则,并不能作为独立的印证证据加以使用。尽管该案的证据收集已经足够充分和细致,办案检察官亦能对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形成内心确信,但认为还是未能满足“印证”的要求,因此,不敢对该案提起公诉,该案最终作了补充侦查的处理。类似地,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被告人对数名未成年人进行分别性侵的案件中,仅有被害人陈述与其他未提起控告的未成年人就自己被性侵的事实提供的证言,常常不会认为能够形成“宽松的印证”。[8]
  显然,通过辅助证据来加强心证的做法仍然受制于“印证规则”,在证明案件要件事实的实质证据少于两个,或者实质证据相互之间不能形成宽松的印证时,辅助证据的运用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性侵犯罪中事实认定的难题。[9]在这类案件中,“印证证明”与“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高低差异也非常明显。印证证明对证据的类型与数量的要求成了定罪的障碍。即使办案人员对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形成了内心确信,但案件仍可能因无法达到印证的要求而面临追诉不能的风险。
  二、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证明的域外经验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特征引起的证明难题具有普遍性。为了解决司法实务的证明困难,域外的证据法创制出适用于该类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下文便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两种不同的解决进路进行考察,以寻求可供借鉴的立法经验。
  (一)降低证据可采性门槛,实行自由心证
  在性侵儿童犯罪领域,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的变动主要体现为废除补强证据规则,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品格证据规则的例外。这些证据规则使原本会被排除的证据能够顺利进入法庭,成为裁判者自由心证的依据。
  1.废除补强证据规则
  在英美法系国家,补强证据规则并不是对所有刑事案件的普遍要求,而是针对部分虚假风险高的言词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英国《1933年儿童与青少年法案》第38条规定,如果儿童被允许作出未经宣誓的证言,“被告人不应被判决有罪,除非该证言获得了其他实质性证据的补强,且该补强证据能够将被告人与犯罪关联”。如果儿童出庭作证并进行了宣誓,依据他的证言对被告人定罪虽为可能,但法官必须警告陪审团仅依据儿童未获补强的证言定罪是“危险的”。[10]英国儿童证言的补强规则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一个未经宣誓的儿童证言不得补强另外一个未经宣誓的儿童证言。第二,补强的证据必须有独立的来源,而且不能仅是印证了被害人证言大概的真实性,还必须印证是被告人实施了犯罪。据此,儿童受到性侵的医学检查证据,如伤痕,常常并不能满足这样补强的条件,因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与罪犯的同一性。第三,被告人对其他儿童实施的性侵犯罪,或者是能够证明被告人对儿童有性倾向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补强的证据使用。这既是由儿童证言补强规则对补强证据的要求所致,也是因为品格证据规则的限制。[11]与英国的儿童证言补强规则类似,在美国的许多州,早期的判例法也要求儿童证言需要补强。[12]
  英国早期对儿童被害人确立的严格的补强规则与我国的印证规则惊人地相似。补强规则的确立源于一种在法律职业者之间广泛存在的观念,即性侵案件常常有诬告伪造之嫌,而儿童证人是不可靠的,儿童对性侵事实作出证言时也是如此。[13]补强规则严重阻碍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犯罪的惩罚,随之而来的是此类案件在司法实务中的大量增加。儿童证言不可靠的迷信也在现代受到了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疑。在学界的推动之下,英国《1988年刑事司法法》第34条废除了补强证据规则及法官警告的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司法管辖区也相继废除性侵犯罪案件中儿童证言的补强规则。[14]其影响,是使性侵儿童案件能够与普通刑事案件一样,适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自由心证。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只有性侵儿童被害人陈述一个孤证,裁判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心确信作出有罪判决。
  2.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
  英美证据法中的传闻证据规则要求一般性地排除陈述者以外的其他人在法庭审判或聆讯中作出的、用以证明其陈述的事实属实的证言。在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儿童出庭作证往往会带来对被害儿童的再次伤害,儿童怯于出庭又会使传闻证言被排除进而导致追诉失败。为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英美国家对传统的传闻证据规则进行了灵活的处理,增加儿童的庭外证言具有证据资格的机会。
  以美国为例,对被害人儿童证言确立的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司法适用中扩大解释传闻证据规则的法定例外。例如,“激动陈述的例外”要求陈述者的激动陈述是在犯罪事实发生后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尽管性侵案件中儿童的报案陈述往往迟延,司法实务中也将此例外扩大适用到性侵儿童案件。二是灵活适用传闻证据规则的兜底条款,即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7条规定,即使某传闻证据并不是法定的例外,但有情况表明该陈述具有与这些法定例外同等的真实性保障,法庭有权予以采纳。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国内一大批猥亵儿童案追诉的失败,联邦法院开始经常性地通过该兜底条款采纳儿童证言,很多州也确立了自己的传闻规则兜底条款。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Grooms案中,法院认为联邦调查局对三个9岁女孩所作的询问是可采的,因为警员受到了特殊的训练、女孩对性侵的描述符合儿童语言的特征、而她们也缺乏作假的动机,这些都构成了证言真实性的实质性保障。[15]三是专门针对性侵儿童案件确立了新的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从而为普遍性地适用儿童庭外陈述打开大门。
  3.确立品格证据的例外
  在英美法系国家,有关个人的性格倾向的证据在刑事审判中一般不能采纳。品格证据的界定是比较宽泛的,既包括名声或意见、具体行为实例,还包括单纯的意向性证据。[16]
  品格证据规则的一项重要例外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确立的相似事实证据规则。在英国,该规则是指,被告人在本指控犯罪之外的不当行为的证据或用以显示其性情的证据在一些例外情况下是可采的,如果:(1)在证明本案中某一问题的意义上是相关的;(2)它的证明效力大于其偏见的影响。[17]相似事实规则允许将相似的行为或情节用于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追诉大有助益。因为在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一名被告人性侵数名被害人的案件往往是多发的。[18]英国有两个重要的判例阐释了相似事实规则:第一个判例是DPP v. Boardman案。该案确立了“惊人的相似性”的标准,即相似事实的证据必须与所控犯罪有关证据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才能作为关于被控罪行的证据。这种相似性必须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很显著的。[19]第二个判例是其后的DPP v. P案,上议院放松了“惊人的相似性”的严格要求,从而减轻了控方的举证负担。判例认为“惊人的相似性”不是相似事实可采的唯一标准,证据是否具有超出其偏见的积极证明力,应当根据案件情形而定。[20]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新增的第414条更是宽泛地规定,“在被告人被指控儿童性侵扰的刑事案件中,法院可以采纳关于被告实施了任何其他儿童性侵扰的证据。该证据可以在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项上加以考量”。
  英美法系国家性侵儿童犯罪相关证据法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扫除传统证据规则确立的可采性的障碍,从而为传统上被认为可靠性欠缺、证明力薄弱的证据成为裁判的依据提供条件。尽管降低证据的可采性门槛并不等同于认可该证据的证明力,但毫无疑问,这些改革措施十分有利于性侵儿童犯罪的追诉。
  (二)确立宽松的印证规则
  苏格兰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比较大,但并未奉行大陆法系自由心证的传统,一直保留着证据印证的要求。与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类似,苏格兰的印证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即刑事案件中主要事实或关键事实必须要由两个以上独立来源的证据加以证明并且相互补强。[21]这种印证的要求严重阻碍了检方对性侵犯罪的追诉,直至1930年,Moorov v. HMA判例中确立了“相互印证”的特殊规则。Moorov案中被告人被判决对其女性雇员们实施了16起故意伤害与强制猥亵犯罪,每一名被害人仅对其被侵害的那起犯罪提供了言词证据。被告人提出上诉称,被害人的作证不足以满足印证的要求。判例否定了被告人的主张,认为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两个及其以上的犯罪事实可以“相互印证”:(1)数个指控中必须都存在“某些情形或事实状态”将各指控联系起来;(2)各个独立行为之间的联系(表现为它们在时间、性质或具体情形的外部联系)必须能够显示出其都从属于某个具有一致性的意图、计划、活动或冒险。[22]不过,Moorov理论主要适用于性侵犯罪案件,从判例法来看,仅在少量的贿赂犯罪、扰乱治安、故意伤害和抢劫罪中有扩大的适用。[23]尽管在适用标准上存在具体的差异,Moorov理论与相似事实规则并无本质不同。
  不论是采取降低可采性门槛还是确立宽松的印证规则的策略,域外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证据规则的变动与发展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即针对性侵犯罪的行为特点放松传统严苛的证据规则的要求,以解决这类案件中的“证据充分性”问题。这些法律变革使更多的证据能够进入法庭,相互补强或印证,成为事实认定的基础。
  我国与苏格兰对证据的印证要求极为类似,即证明制度确定了一个普遍的印证标准以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这样的印证规则侧重于防范无辜者被错判有罪的风险,但对于犯罪隐蔽、客观证据较少的案件,往往会导致证明的困难。为此,一个有效的且对印证证明模式触动不大的改革方案是效仿Moorov理论,在性侵犯罪案件案件中确立更为宽松的“相互印证”规则。然而,此种改革方案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即相互印证规则仅能解决特定类型性侵案件的证明问题,即被告人同时性侵多名被害人的情形,但针对单独被害人的性侵案件仍存在着证据不足的问题。相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度经验因其适用案件范围的广泛性似乎更为可取。不过,英美法系国家在性侵儿童犯罪领域适用的特殊证据规则,归根结底只是为儿童被害人的庭前陈述等证据能够进入法庭审判提供了条件,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明仍然是运用自由心证模式的产物。但是,根据目前学界对自由心证制度的理解,我国法律断不敢仅仅依据孤证定案。可见,倘若不对自由心证制度作出整体性的探究,了解其运行机制,我们很难从这样的域外经验中受益。
  三、多元“求真”的刑事证明模式及其证据运行机制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证明问题对我国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提出了挑战。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明困难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印证证明模式的不足。即使确立宽松的“印证”规则,印证证明模式可能仍然无法适应司法实务中特殊类型犯罪司法证明的需要。在客观证据天然缺乏的案件中,有必要探索一种适应实践需要的新的证明模式。
  之所以称自由心证模式是一种多元“求真”的证明模式,是因为自由心证既容许印证证明,也不排斥“孤证”定案。由于刑事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样高的证明标准,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务中,对于存有多个证据的案件,事实裁判者同样会对证据之间是否相互印证进行审查判断。如果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显然容易形成“合理怀疑”而导致无罪判决。“印证证明”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但却是控方为避免无罪判决所尽力追求的案件证据构造。
  自由心证模式也不排斥“孤证”定案。当然,这里的“孤证”并不是指案件真的只有一个证据,而是案件只有一个我国证据法学所承认的“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实质证据。例如,案件除了被害人陈述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指向待证事实,能够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但可能存在若干辅助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在西方国家,裁判者仍得据其心证认定被告人有罪。可见,我国印证模式与自由心证在刑事证明路径上的重要区别在于“证据”的外延和类型不同。本部分将首先描述中西方刑事证明理念的差异,正是这样的差异导致了作为认定事实基础的“证据”具有不同的含义,也决定了二者不同的证明路径。接下来,本部分将探讨在“孤证”的情形下,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模式如何通过证据运行机制完成事实认定的任务,为我国进行有意义的制度借鉴提供理论依据。
  (一)中西方“证据”含义差异的证明理念成因
  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含义上的分野,主要可归因于证明理念的差异。我国采取印证证明模式,倾向于追求客观的、唯一的真实,因而要求:其一,用于认定事实的证据应与待证事实具有生成关系。[24]证据应是犯罪事实作用于物质世界的产物。例如,目击证人的证言是犯罪行为作用于人脑而留下的印象;犯罪现场的物证是犯罪行为作用于周围环境的产物。其二,用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应在证明路径上具有必然性。对于证人的品格事实、证人作证表现等用以审查证据证明力的辅助证据,始终无法排除因人的主观性而导致的或然性,因此不能用作“印证”的证据,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真实性的因素。[25]其三,用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应是静态的、可以在复审程序中反复检验的证据。对证据的评价不应当存在个体主观的差异。因此,证人的神态举止这类需要人的主观意识进行捕捉和评价的动态证据,不纳入证据的范畴。[26]据此,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与实践中所承认的“证据”,排除了诸多辅助性证据。
  这样的客观真实观及其影响下的狭义证据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采取印证证明模式,反对“孤证”定案。关于能够证明证人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及其是否诚实的证据材料,如案件发生时的具体情景,证人的主观条件、动机,作证的神态举止等,其证明对象是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属于狭义的“证据”。由于缺乏对直接证据查证属实的途径,依据单独的直接证据当然不能定案。印证证明模式的合理性在于,通过两个或多个证据对同一要件事实的交叠或共同指向,检验直接证据的真实性。譬如,除了目击证人的证言之外,还在被告人住所找到了沾染上被害人血迹的衣物,能够印证目击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从而大大降低了误判的概率,而该物证的客观性,也使得裁判的事实能够趋近于客观真实。印证证明显然是有利于保障事实认定准确性的方法,但是,如果将印证作为唯一的“求真”方法,即使能够根据案件情况演绎出若干或严格或宽松的版本,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明要求过高、查证途径单一的局限性。
  采取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追求偏重主观的、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真实。这种真实观表现为自由心证的古典定义“内心确信”及德国判例所形成的“高度盖然性”的概念。[27]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对印证的运用,但“印证”并不是其保障事实认定准确性的唯一途径。由于破除了证据的客观性以及证据与事实的联系具有客观性这样的束缚,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的外延更广,求真的途径也更加多元。即使只有被害人陈述这样一个直接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要获得有罪判决并没有这么困难。
  (二)自由心证模式保障真实发现的证据运行机制
  客观真实和盖然性真实的理论能够较为清晰地揭示出印证证明与自由心证在认识论层面的主要差异,但并没有回答英美法系国家如何保障事实认定的重要问题。即使在采取高度盖然性真实观的英美法系国家,“发现真实”也是其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价值追求。在缺乏印证的情形下,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仅凭借某一言词证据(如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证言)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对此,很难认为裁判者的“良心”与“理性”就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通过综合运用主证据与各类辅助证据,并通过程序机制来呈现和审查辅助证据,来验证主证据的真实性,从而保障事实的准确认定。具体而言:
  1.综合运用补强证据与弹劾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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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英]理查德·梅:《刑事证据》,王丽、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周洪波:“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法学家》2010年第5期。
  {3}周洪波:“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
  {4}向燕:“‘印证’证明与事实认定——以程序机制与证据规则的互动结构为视角”,《政法论坛》2017年第6期。
  {5} J. R. Spencer,“Child Witnesses, Corroboration and Expert Evidence: Part 2”, Criminal Law Review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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