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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力研究
【作者】 李建伟罗锦荣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北京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商事登记;信息公示;对抗力;股权;善意第三人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45
【摘要】 《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确立了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力,审判实践对于“谁”、基于“何种外观事实”、得以对抗“谁”等问题还有诸多误区,理论上也多有分歧。基于商事登记对抗力一般原理与股权登记对抗力的规范分析,商事登记的对抗力与公信力、商事登记与信用信息公示、隐名投资与登记对抗等多对范畴之别得以认清。登记对抗的适用前提,就在于真实权利与公示权利出现不符。借助于类型化分析,股权处分、隐名出资、公司债权人保护、登记股东的债务强制执行等多种场合下股权登记对抗的适用情形,以及相应“第三人”的厘定,商事登记的对抗力理论体系得以建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6345    
  一、引言
  《公司法》32条第3款确立了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公示对抗性。[1] “《公司法》之所以采取公司外部登记对抗制的立法态度,是由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的公信力和证明力高于公司内部的股东名册或出资证明书。”[2]为提高商事登记的公示对抗性,主管部门近年来推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市场主体查询交易对方的信息大为便利。但由于第32条第3款的抽象性,长期以来关于股权登记对抗力的效力范围、对抗要件构成、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等诸问题,理论学说与审判实践均多有分歧,尤其集中在股权处分之相对人、公司之债权人、登记股东[3]之债权人等“第三人”范围的厘定。
  《民法总则》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64条),否则,“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65条)。这是关于法人登记对抗力、公信力的一般规定,[4]其意旨与《公司法》32条第3款相一致。这就使得关于有限公司股权登记对抗力的讨论,更具有涵盖私法领域内商事登记对抗力这一更为宏大命题的意义。本文基于对我国民商法、司法解释规定的规范分析与类型化实证研究,回归相关规定的再解释,以期确立商事登记对抗力的理论体系以及妥适的司法适用规则。
  二、商事登记对抗力之一般法理
  股东(股权)登记属典型的商事登记,商事登记之私法功能在于保证交易安全和便捷。[5]就此而言,商事登记制度之形成,“使商事经营者的商人身份能够在法律文件中记载下来,使其经营情况和法律关系能够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示,从而使公众可以周知其经营的内容,在与其交易中有所取舍,保障交易之安全。”[6]相应地,私法上商事登记的对外效力主要有二,“一是未履行登记的事项在法律上对第三人产生何种效力;二是已履行登记的事项在法律上对第三人产生何种效力”,[7]此即为商事登记之对抗力。
  (一)商事登记之对抗力
  商事登记之目的,在于“已登记之商业得依据登记事项对抗他人,主张权利,使自己之权益受到法律保障。”[8]所谓对抗力,也即指对于某种权利内容得向不特定第三人主张法律上效力。在私法语境下,第三人不得以不知道登记、公示之事项向公司抗辩,商事主体可以登记为由获得免责的法律效力。[9]究对抗力之制度功能,首先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商事登记的信息一经登记即具公开性,第三人得经由查询得知,从而弥合信息不对称,若怠于了解该等信息,则难以寻求法律保护。从促成交易的角度,法律应促使双方从交易两端各自往中间靠近,任何一方都不享有懒惰而又受法律保护之利益。反向言之,对抗力也激励申请登记方为寻求法律保护而积极完成登记事项,助益相对人了解自己的必要信息。其次,对抗力可以平衡当事人的风险。从主体方面,申请登记方得对抗第三人,已登记或公示之事项被推定为第三人所知悉,就此而言,系保护申请登记方之利益;从客体方面,已登记事项可对抗未登记事项,则意味着第三人据已登记事项所完成之交易,不受他人之主张之约束,据此而言,系保护第三人之利益。[10]最后,对抗力也增进交易的确定性。商事登记系由国家机关完成,国家机关之登记和商主体自行之宣示的不同在于,前者有公权力“背书”,为第三人信赖提供保障,使得交易具有确定性。
  商事登记的对抗力有域外法例可资参考。《德国民法典》第15条规定,“在应登入商业登记簿的事实尚未登记和公告期间,在其事务上应对此种事实进行登记的人,不得以此种事实对抗第三人,但此种事实为第三人所知的,不在此限。已经对此种事实进行登记或公告的,第三人必须承受事实的效力。对于在公告后15日内实施的法律行为,以此第三人证明其既不明知也不应知此种事实为限,不适用此种规定。”《韩国商法典》第37条规定,“(1)须经登记的事项,若未经登记,则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的第三人;(2)虽已登记,但是第三人有正当理由未知道时,亦同。”对该条款之解读一分为二:“必须登记的事项在未履行登记或已登记但尚未公告情况下,对第三人之保护”和“应登记事项在得到正确登记和公告之后对行为人和第三人之保护”,[11]分别称为对抗效力的“消极效力”和“积极效力”。消极效力实为登记公信力之表现,两者的不同仅在于公信力还包括登记错误情形。对于消极效力及于的第三人范围,有学者主张善意、恶意第三人均在其列。[12]因为“其立法意旨,在使法律关系划一确定,藉以促使公司办理登记,贯彻公司登记之效力故也”。[13]亦有学者认为,“第三人必须不知情,必须是不知情人。必须对当事人在履行商事登记之前是否已具备商行为能力真正不知晓。由这种不知情推导出,第三人必须是登记相关事项之局外人,而不能是参与人之一”。[14]就实证法而言,或直接采用了善意第三人的表述,[15]或表述第三人知情时公司亦得以未登记之事项对抗,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的规定。[16]我国澳门、台湾地区未明确规定第三人为善意,[17]我国《公司法》32条亦同,此处是否需要限缩解释,容后讨论。
  积极效力即对抗力,亦即具有推定知悉及免责之效力。关于积极效力是否存在限制,各国立法有异。德国要求第三人证明其不应当知情,日本、韩国则仅要求第三人有正当理由不知情。可以肯定的是,积极效力并非绝对的对抗,仍给予第三人一定程度的抗辩空间。对抗之产生基础究竟是登记抑或公示,亦有不同立法例。“公示是指已经经过登记机关登记的事项,需要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发布,让社会公众知悉。”[18]采登记对抗的有韩国、意大利等,规定相关事项一经登记即可对抗第三人;采公示对抗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规定对抗第三人的前提是该事项经登记并公示(公告)。如登记与公示不一致的,以何者为准?在日本,公示与登记不符的,以登记优先;欧盟则相反。[19]在后者,就积极效力而言公示逊于登记,不能赋予申请登记的商主体以抗辩主张;就消极效力而言,因为公示之传播范围更广,理应获得更高的公信力,因此第三人可仅凭公示事项向登记主体主张权利。
  (二)对抗力与公信力之区分
  在商事登记领域,对抗力与公信力之概念向有混用现象。[20]对抗力与公信力之概念滥觞于物权法。物权法上,对抗力系指向第三人主张物权变动有效之效力;[21]公信力是指“信赖登记记载之记
      
  载受让或设定不动产之权利者,纵与真实法律状态不符,亦受法律保护”。[22]两者适用之场合并不一致,前者适用于登记对抗场合,后者适用于登记生效场合。[23] “如果说对抗力的作用在于保持权利人权利(同时使第三人取得未经公示的权利)的话,那么公信力的作用在于使第三人取得公示有瑕疵的权利。”[24]质言之,公信力适用于登记错误而非登记对抗的场合,典型体现就是无权处分后的不动产善意取得,该制度不考虑“本人与因”要件。但需指出,商事登记的公信力与不动产物权登记不同,“登记的公信效力是指登记所表现出的权利和身份为应当推定为真实的权利和身份,对社会公众具有绝对的可信性,即使登记错误也不能颠覆登记对于权利和身份真实性的表述。”[25]公信力之产生依赖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所谓“商事登记具有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在多数国家,商事登记都由法定登记机关代表国家并依申请人的申请而做出同意登记的决定。国家信用事实上已经为商事登记提供了一种担保,第三人有理由认为这种登记决定是真实而可信的。”[26]甚至有谓“该行为彰显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确认以及对私法事实的公示,具有让公众产生信任的法律力量。”[27]国家信用之成为“背书”,是因为登记过程中国家机关进行了审查,不论采形式主义、实质主义抑或折中主义的审查形式,国家机关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登记信息虚假之可能。
  商事登记公信力之理论基础,离不开商法外观主义,即“以交易当事人的外观为标准,而确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根据该原则,商事交易行为人的行为意思应以其行为外观为标准并适用法律推定规则。商事交易完成后,原则上不得撤销,适用‘禁反言’规则,行为人公示的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符时,交易相对人可依外观公示的内容来主张其权利。”[28]一般认为,外观主义的构成要件包括外观事实的存在、本人与因、相对人的善意信赖,[29]后果则有二:行为有效,即第三人可主张其依外观事实所作行为有效;信赖责任,即第三人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30]如《日本商法典》第14条“因故意或过失而登记不实事项者,不得以该事项的不实对抗善意第三人”,《韩国商法典》第39条“因故意或者过失进行不符事实的事项的登记者,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的第三人”,都体现了外观主义的适用。
  公信力的意义在于,将外部相对人对一些必要登记事项的了解义务降到最低——即查询商事登记簿,这也是最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权利义务分配方式。因为一旦公司登记了相关信息,所有的相对人只需查询即可获知;如公司未登记,相对人只能依赖自己的渠道了解信息,全社会在对同一信息的获取将产生无谓的重复,交易成本大增。据此,商事登记与物权法的公信力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因外观主义之理论基础而涵盖“本人与因”要件,后者并不以本人与因为前提。由此,若以物权法的公信力理解商事登记,将导致商事登记背离外观主义,商事登记的公信力与消极对抗力趋同,故有学者将商事登记效力区分为积极公开效力和消极公开效力,[31]对应的便是对抗力的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即公信力)。可以认为,商事登记效力用“对抗力”概述即足矣,公信力只是消极对抗力之重复表述。厘清此点,有利于下文讨论的展开。
  三、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规范分析
  (一)商事登记对抗力之基本规定
  商事登记对抗效力之基本规定,落在奉行民商合一的《民法总则》65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从文义解释看,后半句并无明确之主语,结合前半句确定的主语——法人,亦即,法人登记事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法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从历史解释看,《民法总则》“一审稿”表述为“信赖登记的善意第三人”,有意见认为该表述易生误解,认为“善意”除了信赖登记,还包括其他因素,为明确信赖登记即善意之标准,“二审稿”剔除了“信赖登记”之修饰。但在后续审议中,有意见认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应仅限于合同相对方而不包括其他第三人,该意见最终被采纳。[32]从修订过程看,立法者渐次明确两点:其一,相对人可信赖之外观仅限于登记,因此“信赖登记”与“善意”是重复之表达;其二,善意保护的对象仅限于合同相对人,因此用“相对人”取代“第三人”,以限缩善意保护之对象范围。就体系解释而言,第64条明确了登记的申请义务人为法人,第65条明确了申请义务人违反义务之后果。因此,第65条所谓“善意相对人”,系指与法人交易之善意相对人。[33]
  依上述解释,有学者认为该条意在法人与交易相对人之间作出利益平衡,若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由法人承受不利后果,以此促使法人及时办理登记,维护自身之利益。[34]进而言之,该条的相对人应仅限于与法人作出法律行为之当事人,该条仅适用于登记名义人以法人名义而非自己名义作出法律行为之情形。[35]可见,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法人之股东与其他第三人产生纠纷的场合。
  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中的《关于股权强制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5月10日专家讨论稿)【“股权冻结前的形式判断标准”】第4条指出,“公司登记机关或者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载明被执行人持有股权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股权予以冻结。”这一规定的意蕴有二,一是对于有限公司股权的享有或者说初步的权属判断没有僵化地单采某一标准,二是坚持了股权登记的对抗力。
  (二)现行规定的规范分析
  上述条款集中在商事主体登记,申请登记之主体为商事主体本身,虽也包含投资人的信息内容,但如上文证实的,既然申请者为某商主体,未经登记之不利后果亦由其承担,因此以商事主体为核心设计的商事登记,对抗力所及之第三人一般仅限于申请登记主体之交易相对人。《公司法》32条第3款仅限于股权(股东)登记及其消极效力,而未涉及积极效力,亦未明确第三人的范围。查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意见文件”,关于股权登记的消极效力有所提及,但“对抗第三人”乃是基于何种情形均语焉不详,有的规定“在第三人对公司股东的认定上,则应主要审查工商登记,因为工商登记对善意第三人具有宣示股东资格的功能,第三人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依赖作出商业判断”,[36]有的规定“股东资格未被工商登记所记载的,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工商登记所记载之股东不得以其实际不具备股东资格为由对抗第三人,但被冒名登记的除外”,[37]有的规定为“只有经过转让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38]
  《公司法》32条系2005年增订条款,修订草案最初表述为:“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但是,股东名册所记载股东未经公司机关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39]其后“二审稿”进行了文字性修改,[40]表述为:“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41]由此可知就立法原意,该款预设的情形应是在股权转让情形下股东名册记载之股东未经工商登记,在第三人取得股权后,不得主张第三人股东资格无效。[42]学者的质疑是,“除了股权转让会涉及对抗第三人的问题,一般的股权争议,都属于公司和股东、股东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所谓的第三人问题,而有限公司对外转让股份,存在着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简单地用‘不得对抗第三人’用于股权转让之中,存在许多漏洞……未明确第三人是否需要为善意……工商登记产生对抗效力的前提是公示,如果不存在公示,对抗无从谈起。”[43]还有学者认为,第32条所规定者公司登记而非股东登记,旨在便利与公司相关的交易,一方面,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是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的表现,公司无法参与其中;另一方面,第三人与公司交易无涉股东,无需知道股权的相关信息,更不应该对此投放信赖。[44]在上述诸质疑中,关于“不得对抗第三人”是否仅限于股权转让,留待后文讨论,此处先讨论:股东登记是否存在足以信赖之公示?如不存在,是否存在足以信赖的外观事实?还有,登记主体的错位是否导致对抗力之缺失?
  《公司法》未明确第三人的主观要件,但第三人明知相关情况而进行交易、嗣后又主张依据登记事项寻求信赖保护的,违反诚信原则。支持登记对抗恶意第三人的观点认为,立法意旨是为了督促公司履行相关登记,目的正在于削弱公司信息之优势,保护不知情的第三人,保护知情第三人本不在登记之目的范围。虽然我国公司法及台湾、澳门地区均未采“善意第三人”的表述,但结合规范意旨,限缩解释为“善意第三人”才合于立法目的。在体系解释之下,《民法总则》65条规定虽仅适用于法人与交易相对人的场合,但体现的是基于登记而形成的信赖保护原理,与《公司法》亦一致,故《公司法》32条所言之第三人仅限于善意者。
  如前文所言,以商事主体登记为核心的商事登记制度,登记信息仅得对抗申请登记主体之交易相对人。股权登记亦是围绕公司登记而设计,亦具商事登记之一般特征。公司是股东变更登记之义务主体,应由其承担怠于登记之责任,而不是将风险、责任归于无辜股东,否则缺乏正当性。但另一方面,股东不同于商事主体登记的其他要素,在登记程序中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公司法解释三》第23条规定依法取得股权之股东可要求办理变更登记,是为登记主体错位之修正,应当解释为《公司法》32条第3款规定的公司义务不仅为行政法之义务,还是私法上之义务,亦即公司对股东负有履行办理变更登记之义务,公司违反义务不及时办理的,构成不作为侵权。[45]换言之,股东虽非登记申请主体,但有权要求公司为登记行为,倘若懈怠不为,由其承担不利之后果,亦属当然;更为要者,股东还负有配合登记之义务,比如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否则公司亦无法完成相应登记,此时股东要承担不利后果。在此意义上,对于股权登记,股东既是被动的——于公司而言,又有一定的主动性——比之公司债权人等外部人而言,是复合型权利义务主体。
  四、“第三人”类型假设之一:股权处分之相对人
  有限公司股权登记对抗力的规范核心是明确对抗“谁”,亦即“第三人”范围如何。逻辑推论与司法实践都锁定在股权处分的相对人、公司的债权人、登记股东的债权人等三类人,以下分别而论,但需要先展开讨论一个制度背景——基于法律行为的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模式。
  (一)一个规范背景:股权变动模式
  基于法律行为的股权变动模式,乃是有限公司法的一个核心规则。由于我国法规定的模糊性,长期以来有多种理论主张,审判的混乱亦由此而起,[46]其中最合立法愿意的当推修正意思主义模式。该模式主张,股权转让合同一经生效,即在转让人、受让人之间发生股权变动效果,但受让人对公司主张股权的前提是公司得到通知。[47]这一主张,接受工商登记为股权变动对抗要件的定位,与第32条第3款“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文义相合,具有立论依据。其次,将股权在权利人之间的变动与新权利人向公司主张股权的两个阶段相区分,类于债权转让。盖股权与债权最类似之处在于相对性,亦即股权唯有向公司方得主张,同时从权利归属的角度,股权与债权对于相应权利的“所有”亦具有一定的对世效力。因此,在“原权利人——新权利人——相对义务人”的交易结构中,一方面权利变动是原权利人与新权利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范畴,公司无权干预股权变动;另一方面公司作为相对义务人,只有知悉权利变动之事项,方能正确履行义务,否则义务人向表见权利人所为之清偿应为有效,因此应以受通知作为股权变动对抗公司的要件。最后,以通知作为对公司主张股权的对抗要件,优势在于不忽视公司的意思,也符合组织法规则的要求。修正意思主义模式的核心结构是,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合同一经生效即发生股权变动的效果;对公司而言,类于债权让与中的债务人,公司受股权变动的通知意思后,受让人才能对其主张股权;对第三人而言,保持股权变动登记的对抗效力定位。下文就股权处分场合下的登记对抗力之阐述,基于修正意思主义模式而展开。
  股权处分的相对人,包括股权的受让人、质权人等,为简化问题,下文仅讨论受让人,具体又分为三情形:“一股再处分”的在后受让人;“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受让人;尚未完成股权登记的受让人。《公司法解释三》规定了前两种情形,下文集中讨论之,后一情形在后文顺带讨论。
  (二)“一股再处分”之在后受让人
  1.审判实践的立场
  《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这是“一股再处分”情形下的股权善意取得规定,也被认为是对《公司法》32条第3款的适用性解释。[48]为检验其裁判适用情况,检索到适用该条款的案例17件(“无讼”上得到16件,《人民法院案例选》得到1件[49])。就善意取得的适用而言,获支持的10件,不支持的4件,不涉及的3件;就案例类型看,属典型“一股再处分”的14件,一股二处分后、第三人再处分的有3件(都被支持善意取得);转让人单独、合计持股100%的5件,其余12件提及股权转让通知其他股东的仅1件。由此判断出:(1)法院适用第27条时支持善意取得的比重颇高;(2)在股权转让人单独、合计持股100%时,不涉及通知其他股东的程序,此类情形占比不小;(3)实践中法院对于涉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场合,甚少审查股东对两次股权转让均知情并同意与否,也不审查第三人善意要件之具备与否;(4)一股再处分中已登记的股东为恶意时,虽不构成善意取得,但其后再处分股权的,受让人可构成善意取得。
  关于股权变动模式,多数法院采意思主义,仅以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认定之。在“刘连瑞与徐玲、新疆和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9年8月25日,数日后原股东徐玲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法院未阐明股权转让事宜是否已通知其他股东、公司,即认为受让人刘连瑞受让股权。[50]也有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与股权变动是两回事,在“马鞍山纵横置业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市兴海置业有限公司、储绍华、当涂县兴海置业有限公司、胡玉兰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协议的签订只是双方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股权是否继受取得则取决于协议的履行及股权的变动……本案中,8.13协议虽签订,但股权转让款未实际支付,目标公司股权在协议双方间未发生转让,纵横置业公司对当涂兴海公司的股权不享有实际权利”。[51]上述两种立场的不同,导致第27条规定的善意取得之适用出现较大偏差。
  2.“一股再处分”情形下对抗力之适用争议
  “一股再处分”情形下股权登记的对抗力如何适用、善意取得可否构成等,源于股权变动模式的上游分歧。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在后受让人也需要完成股东名册记载变更或者工商登记变更,方能构成善意取得,但此时完全可以其办理记载或登记变更时可发现股权已转让、从而构成“恶意”为由,反对其构成善意取得,更何况还有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障碍。如此看来,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几无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若采修正意思主义模式,加之有限公司通常不置备股东名册的现实,在后受让人在上述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恶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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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范健:“论商事登记之公示对于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1期。
  {2}王妍:《商事登记中公权定位与私权保护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赵万一主编:《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4}梁宇贤:《公司法论》(第七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
  {5}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法学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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