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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案例分析与讨论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1981年
【期号】 6【页码】 5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740    
  问题不在“定性互相矛盾”上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刘维志 陈世昌
  被告郭敏杰第=次撞死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在该案的定性上,我们同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认识是相同的。但是,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是“定性互相矛盾”这个问题上,却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因为:刑法中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刑法理论上称为特殊主体。正因为刑法考虑到交通肇事的特殊性,才对这一特殊主体规定比其他过失犯罪行为人应负较轻的刑事责任。而且,交通肇事罪所侵害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交通运输的安全。郭敏杰在第一次撞人时,因为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因此,应定交通肇事罪。当他撞人以后,从表面上看是继续驾车行驶,但此时他是为了潜逃而不是从事交通运输,因而也就不能认为是“从事交通运输人员”了。况且郭的这种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既是交通运输的秩序和安全,也有他人的人身安全。此时,同一个行为人已构成不同的犯罪主体,同一种行为却侵害了不同的客体,所以应负的刑事责任也就不同。因此郭敏杰在第二次撞人时,如果是由于过失造成的话,就应认定“过失杀人”。从这点上看,同时定交通肇事罪和过失杀人罪并不矛盾。郭敏杰一案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定性互相矛盾”,关键是郭第二次撞人在主观上有没有放任的心理状态,在客观上有没有避免结果发生的根据和措施。我们认为,郭当时唯一的目的是逃脱罪责,根本没有停车或减速的念头,也没有在客观上采取任何避免危害他人的措施。他正是为了潜逃而置高清良的死活于不顾,犯罪主观、客观的统一,说明郭敏杰的行为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应定“故意杀人罪”
  西南政法学院 侯建军
  我认为,郭敏杰第二次驾车撞死人的行为既不是过失杀人罪,也不是其他危险方法致人死亡罪,而是(间接)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132条处罚。理由是:
  一、郭的行为客观表现为非法地剥夺了他人生命,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这种行为的非法性表现在:高清良之死并非不可避免,它与郭犯放任驾车逃跑的违法行为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就是说,当高清良的生命安全受到郭犯行为的严重威胁时,郭犯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来解除这种威胁,而是继续高速行驶,从而撞死了高清良。这种非法性是被告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质的规定性。
  二、郭在第二次撞死人的过程中,其主观心理态度也是间接故意。他明知自己的违章高速开车行为可能导致危害他人生命的结果,但却放任了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被告的放任行为和态度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第一次肇事后虽然精神高度紧张,但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竟不顾车灯照明不良的情况,又故意违反交通规章制度,继续以六十公里的时速行车,因此他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死人后果是清楚的。但是,“反正也完了”的心理态度使他孤注一掷,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不属一顾。二是当高清良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时,从被告同车的易、黄二人面临危境目不忍睹的情况看,他对当时可能致高清良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但却只顾逃跑,不减速,不转方向盘,也不刹车,对高的死活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高清良死亡是郭敏杰放任行为的必然结果。三是事后被告毁灭证据,并对知情人说:“这事谁也不能说,说了,我就得家破人亡。”寥寥数语,充分说明被告对其罪过的严重性是事先有所认识的。
  据此,郭敏杰第二次撞死人的行为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而沈阳市检察院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死亡罪起诉是不妥的,因为被告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却是特定人的人身权,而其他危险方法致人死亡罪的客体则必须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的安全。区别故意杀人罪与其他危险方法致人死亡罪,不能看行为人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危险,关键是要看其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否为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安全。
  是交通肇事罪,不是故意杀人罪
  辽宁省辽阳市法律顾问处 金诚
  我是郭敏杰案件的二审辩护人。对于上诉人郭敏杰第二次肇事的事实、情节和情质,我既不同意原审法院定故意杀人罪,也不同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定过失杀人罪。
  首先,一应进一步查明上诉人郭敏杰的犯罪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这涉及到郭的心理状态,也是决定他负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怎样判断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呢?刑法十一条明文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敌意犯罪。”据此不难看出,故意犯罪有它的共同点,即行为人对于他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是明知的。不同点是对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一是希望,一是放任。“明知——希望”与“明知——放任”,都属故意。其心理态度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从本案看,郭敏杰是不具备这两种故意条件的。
  郭敏杰是一个具有责任能力的汽车司机,是一个特殊的犯罪主体,不具备杀人的动机、目的,是不能认为犯有故意杀人或间接故意杀人罪的。郭第一次肇事后开车逃跑前,他已经嘱咐同乘人员、车长易××和装卸工黄××协助看路,这个事实、情节反映了郭敏杰的心理状态,他不希望再次发生肇事,在第二次肇事前采取了“措施”。这“措施”虽然没有达到实际效果,但可以说明他的第二次肇事既不是希望也不是放任,而是有了预见(不是明知)但又存在轻信。所以,第二次肇事仍然是过失而不是故意。按照刑法理论,故意犯罪需要具备两个心理因素,即故意犯罪的动机与目的。如果认为郭敏杰第二次肇事撞死高清良是故意杀人,那末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
  其次,要看一看上诉人郭敏杰第二次撞死高清良有没有放任行为。他第一次肇事撞死樊、高二人后精神是紧张的,心绪是不安的,又以时速50—60公里的速度行驶。因而较之第一次更容易肇事。也正因为这样,郭才嘱咐同车二人帮助了望。行驶中的目的是畏罪逃跑,但又不是“不顾一切”。他始终正常地控制着汽车,时速较快也只是常见的五、六十公里,而如果他是“放任”、“不顾一切”,他为什么不用80—100公里的时速行驶呢?郭行驶的车位是偏右侧,但一不是曲线行驶、二又没有进入5.5米宽的人行道内。
  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郭敏杰驾驶的汽车,车灯照明不好,时间又是冬季的下午六时十八分,已接近黄昏。根据载入卷内的气象预报,当时还有薄霜,大自然给了望带来一定的困难;加以郭敏杰精神状态紧张等这些条件,在第二次撞死高清良之前,他没有能发现这个“临时对象”,当然也就不是明知的。当郭敏杰突然发现这个“具体客体”死者高清良出现在他车前一刹那间,据同乘人员证实他很快地向左“打了半把轮”。以上这些事实、情节都说明,上诉人的心理状态既不是“明知——希望”,也不是“明知——放任”,而是“轻信会避免”。至于“避免”肇事的“条件”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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