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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实事求是地加强法制建设
【副标题】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
【作者】 陈守一【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1年【期号】 5
【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702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自建党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总结,是统一全党以至全国人民思想的历史文献。在学习中,自己不少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和提高,确实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信心。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从我国三十二年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看,实事求是也是我们法制建设的生命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解放区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从事全国性的统一的法制建设。在土改、镇反、剿匪、反霸、没收官僚资本、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允许先制定成文的法律文件,然后再依法去进行工作。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只能在党的方针政策的原则指示下,依靠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工作。同时,及时地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内外有关资料,根据需要和可能进行法制建设。迄1956年为止的七年间,我们进行了司法改革运动,建立和健全了各种法制机构,批判了旧法观点,改变了旧法作风,培训了在职法律工作干部,调整了政法院校,逐步加强了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由国家权力机关(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政府机关(先是政务院,后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制定公布的法律、法令、条例、行政法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等等,至少在数千件以上。可以说,这期间的法制建设,基本上是能够如实地反映经济基础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保障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的。在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应该和能够起的作用。虽然,这期间有若干教条主义的偏向,但这是次要的,除法律教育战线外,其它方面的影响可能都比较少。
  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由于指导上左倾思想的滋长和发展,不少工作违背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总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人为地促使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不能不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生产关系的稳定,实质上犯了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错误。而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也就不可能正常,要人治不要法治,法律无用论等等逐渐地成为法制工作的指导方针,法制建设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本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明确地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董必武同志在发言中,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并具体提出依法办事的思想。但是“八大”的决议不久使受到左倾思想的年扰,而加强民主和法制的主张也落地无声,后来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如刑法这么重要的法典,人大常委会曾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一方面进行有关的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方面翻印有关刑法的国内外资料,刑法草案修改了三十三稿,结果不了了之。其它如民法、诉讼法等,则更不用提了。在法制机构方面,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先是法制委员会,撤销后建立法制局)先后撤销了,各部门的法律室也取消了,律师制度只剩下法律顾问处一块牌子,法律院校的业务课实行大合并,法制宣传,法学研究等等,基本上已名存实亡。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十年中还有起伏,在曲折中发展的话,而法制建设则谈不上什么发展了。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法制建设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是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党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实际,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篡党夺权,致使党和国家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损失,都是巨大到无法估量的。法制建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部门之一。“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必须指出,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工作长期得不到重视,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但在两年多的时期内左倾思想并未得到清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还严重存在。因此,不从实际出发,不能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布置工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制建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成为统一全党以至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相应地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因而法制建设工作也逐步地出现了可喜的新形势。

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法制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而实事求是则是法制建设能否起到它应有的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实事求是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首先必须对法制的作用有个正确的恰如其分的了解。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统治阶级,无不运用法律这个武器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统治。区别在于剥削阶级统治时是极少数人对极大多数人的统治,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统治以及统治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而已。一般地说,资产阶级法学家、资本主义国家是比较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的。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决不是靠法律所能解决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以至法制建设,有时只能是个幌子,实则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地阐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十月革命胜利后,除及时制定法律法令并颁布有关法制建设的不少指示外,曾明确地指出:“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1]同样,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也是重视法律的作用和法制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2月,党中央即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建国后迄1956年,无论从立法、司法、法制机构、干部训练、法制宣传以及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即起到了法制应该和能够起到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一再提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要求,法制建设逐步得到加强,法制工作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日益发挥出来。
  这是对法制作用的认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仅仅是统治的工具之一(是极为重要的,绝不可少的工具),任何统治阶级都不是只靠法律进行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反复强调对国家、对社会要实行“综合治理静的思想。他指出:“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国家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又说:“假使我们以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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