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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以自由促进发展:国际经济法治的价值尺度
【作者】 何志鹏孙璐【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分类】 国际经济法【中文关键词】 自由;发展;国际经济法治;价值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36
【摘要】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去全球化浪潮使得国际经济法治的基本价值受到了重新审视。现存的以自由为基本理念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具有优势互补、提高整体效率的正面功能,但因其发展理念上的误区,也导致了发展不平等、与社会福利相割裂、不可持续和充满风险的结果。其根源是自由主义假想完全竞争的市场、忽视结果平等、忽视整体社会和谐。明智的选择是明辨自由国际经济体制的局限,吸取其优长,通过构建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实现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正视竞争主体的差别性、实行政府资源的再分配等方式予以补正,从而达到更为公正和稳定的结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1370    
  一、去全球化:自由的困境与发展的误区
  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躁动,纷纷采取去杠杆化的措施,其方式包括提高关税、大规模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甚至在个别领域直接实行进口限制。保护主义风潮除了在货物贸易中盛行外,也有向资本和人员跨国流动等相关领域蔓延的动向。这些密集的去全球化举措让人更为重视一些学者作出的全球化已经过其巅峰的断言。[1]作为现代国际经济法律体制理论基础和服务目标的自由主义[2]的理念也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冲击。[3]作为全球化主导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严肃的拷问。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失灵的药方”,保护主义、国家干预思想才是正确的选择。历史曾证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而这过程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4]因此,利用后危机时代的特殊契机认真地考量国际经济体制的地位,深刻地分析国际经济全球化的价值与问题,审视作为其主导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作用,全面地评价其在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与功能,观察其在未来国际经济法治中的地位,对于预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探究人类走出危机并避免重蹈覆辙的可能选择,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
  (一)去全球化的内涵及其表现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5],简单地说就是开全球化的倒车,是国家对以往全球整合的逆向推动过程。这一进程有若干种名称,最常见的是“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6]或“经济爱国主义”(economic patrio-tism),[7]即民族国家将其工作职位和资本留在本国,而非进口商品、向外投资。
  去全球化是“去杠杆化”的最后阶段。面对金融创新繁荣时期产生的大量衍生结构性金融产品,国家采取措施进行整顿和控制,属于“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是去杠杆化的肇始。进而,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的信贷成本大幅上升,借贷条件变得非常苛刻,即呈现为“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是杠杆化的第二阶段。此后,对冲基金、风险投资者等长期依赖金融机构获得部分短期资金来源的各类机构投资者成了无源之水,不得不出售其所持资产来保持足够的现金水平,退出市场、改弦更张,形成“投资者的去杠杆化”,是去杠杆化的第三阶段。继之,消费者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进入杠杆化的第四阶段,即“消费者的去杠杆化”。最后,由于世界经济大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甚至报复,从而触发全球贸易大战。各国政府“自扫门前雪”,达到“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即去全球化。去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动用财政资源刺激经济并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
  去全球化的概念虽然比较新,但是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出现。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卷入了去全球化的浪潮,各国争相提高关税壁垒、相互倾销,并放弃金本位制,货币竞相贬值。[8]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全球化”的概念,也就没用“去全球化”来定义这些行为。
  (二)自由国际经济法律体系面临的挑战
  由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去全球化的潮流与先前的反全球化相呼应,对长期作为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主旋律的自由化的趋势构成了巨大的负面牵动。去全球化与反全球化[9]相比有很多不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从行为主体上看,反全球化的倡导者和行动者是国际社会的非主导力量,例如一些民间团体,如非政府组织、工会、学生团体等,偶尔有政府参与,也仅仅是小国政府;去全球化的行动者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包括大企业集团、跨国公司,他们对于自由国际经济体制的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2)从行为理由上看,反全球化关注的是全球化的长期性副作用,如环境恶化、劳工标准降低、贫富差距加大等等,而不是主要方面;去全球化关注的是全球化带来的突发性总体反作用,也就是总体上反对全球经济自由化。(3)从行为方式上看,反全球化采取的多为研讨、批评、争辩、反抗,最引人注目的是游行示威,而去全球化则直接采取一系列的经济决策。(4)从行为内容上看,反全球化主要反的是自由主义的全球流布,其次反的是全球化的后果,维护劳工、自然环境和贫弱的发展中国家等群体的权益,而去全球化则主要表现为将以往的自由贸易机制改换为贸易保护机制,将以往的金融自由化机制改换为金融管制,通过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使国家逐步退回到相对封闭的状态。(5)从行为的目的和后果上看,反全球化主要是对全球化的反思和质疑,但仍能够促进人们对全球化进程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认识,而去全球化则直接是全球化进程的阻碍和后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理性的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的支流,去全球化则是对以往激励全球化措施的改换,是对全球化直接、全面的倒退。所以,与反全球化相比,去全球化对于自由国际经济体制具有更为直接和强烈的影响。
  二、经济自由化:国际合作的体制动力
  对战后60多年以来国际经济的趋势进行理性的审视,对推动经济跨国开放发展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冷静的剖析,有助于明确地认识和清晰地预见国际经济体制的未来走向。
  (一)国际经济体制的全球发展卧槽不见了
  近半个多世纪的国际经济体制发展可以用“全球化”这个术语来概括。学者对于全球化的起点有多种观点,但由于历史发展的转折,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起于20世纪 40年代后期,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全面展开。在经济领域,它具体体现为贸易壁垒的拆除、货币体系的建立和金融的大规模跨国交易。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标志的广义上的布雷顿森林体制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倡导者。通过降低关税壁垒、拆除非关税壁垒等法律手段实现货物贸易的自由化;通过形成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实现知识产品贸易的自由化;通过服务贸易基本规范的设定朝向服务贸易自由化努力;通过货币内涵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确立和改革,试图维持货币稳定,保障经济交往的环境;通过贷款条件和政策建议、咨询报告,促进整体经济政策的自由化。[10]60多年来,国际经济体制在自由化的路上前进,取得了令人关注的进展。实证研究也表明,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11]
  (二)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动力:自由主义
  全球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大卫·***图。作为现代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12]***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看起来与常识不符但实际上真实的学说”。自由主义在深层次上推进了经济分工与合作在地域上的拓展与延伸,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有人认为,全球化是由自由主义者鼓吹的,[13]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策划的。实际上这一点并不全对。一方面,自由的思想古今中外都有,只是有些不用主义的方式来界定。例如中国古代***明的心学体现了尊重个人选择的倾向;[14]冯梦龙在二拍中的评论显示了对排除政府干预、追求自由市场的向往。[15]现在的自由主义只是对人思想深处较为普遍地存在的自由意识的理论化。而今,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法治政府的思路在世界文明中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尊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另一方面,拓展视野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远古,跨地域的交往同样古今有之,只不过采取的形式不同而已。全球化是这种拓展视野的一个环节,如果人类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将来有可能发展为“星系化”。
  毋宁说,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反映了人类行为方式的一些深层共同点。具体而言,两者的连接点在于:人向往自由,很少有人愿意受到重重束缚、被条条戒律所压制。人盼望理解自己,理解世界。人盼望更多幸福的可能,所以愿意向更远的地域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人的外向发展意识起着推动作用。新自由主义[16]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其理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由市场呼唤全球化。全球化可以理解为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文化冲突和公民社会各领域的日常行为的去除疆界性。没有全球化,自由市场的自由就必然是受到疆域限制的。其次,全球化符合自由主义关于人类共同理性和普世真理的思维与预期。再次,自由市场追求利益的目标、不断扩大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会导致利益团体促动国家政府接受全球化。国家利益往往被强势利益集团所界定、掌控、左右,[17]这个利益集团会推动国家接受全球化。最后,全球化的经济为自由主义观念的进一步铺开创造条件。全球化的经济作为一种国际分工的经济样态,构成了一种经济基础;这个基础会影响上层建筑,进而在国际社会体现出对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法治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些理念的赞同,也就是对全球化思想的赞同。所以,自由主义助推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反过来促进了自由主义的全球散布,两者共同成为世界的主流现象。当然,自由主义者被西方发达国家及代表其观念的国际组织鼓励、宣传全球化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没有宣传,这种观念也自有其前景。
  三、自由与发展:国际经济法律体制的利弊
  (一)自由体制在现行经济中对发展的促动作用
  总体看来,以WTO为代表的自由国际经济体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由于不同的理论和体制意味着在自由与规制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竞争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之间进行选择,而在这些选项的组合中,自由主义的阐释总体上仍然具有令人信服的洞见和实证的说服力。
  1.全球自由市场导致的社会分工全球化仍然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它能够发挥各自禀赋上的优势,从而实现整体的高效率和各主体的双赢。[18]在国际经济关系上,与自由主义相对的是保护主义,而保护主义不仅不能解决自由主义在疏通国际市场方面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也会丧失自由主义带来的正面效应。解决市场失灵或市场扭曲的途径是采取措施、将之纠正,使之成为较为健康的自由市场,而不是封闭市场、采取保护的手段。[19]所以,“国内市场扭曲和福利的理论对自由贸易理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把自由贸易学说从历史上无数与国内市场扭曲有关的纷扰中成功地解救了出来。”而且,“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降低了在存在各种各样外部垄断力量的情况下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手段能够提高福利水平的可信度。”[20]简言之,自由贸易能够取得效益,而贸易保护则不可行。
  2.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权力的忧虑将长期具有现实意义。根据布坎南、唐斯的制度公共选择理论,人们对国家和集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表明:环绕在国家头上的种种神话并不可信。国家既然是一种人类组织,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类的弱点:可能会犯错误,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努力而非公共利益而采取决策。[21]管制远远不是全能的,它可能在起点上就是偏颇的。由科斯引入的交易成本理念使人们对制度经济学非常关注。根据这一理念,可以推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可能未必实现最大化的国家财富,由于组织失灵(organization failure)的出现,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22]上述观点意味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贸易最迅速增长时期的出现并不是某种不可更改的技术逻辑的产物,而是妨碍贸易的政治壁垒被打破带来的恢复。运输和交通技术赐予这个世界的,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它们毁于一旦。”[23]
  3.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总体进步。由国际经济体制所积极参与的全球化进程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所提升的相互依赖的客观事实,全球风险的存在致使各行为者积极重视和应对,解决问题的合作几率提高了。(2)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将全球分布的资源有机整合的事实,在应对风险时,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资源,解决问题的渠道拓宽了。(3)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科技进步全球共享,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网络合作,共同面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24](4)经济全球化客观上导致在全球的维度上实行政治自由主义,通过国家之间的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吸收专家意见、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平衡利益,妥协主张,[25]形成风险的防范与应对机制,特别是全球突发事件的紧急预案。只有这样,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防患于未然,治患于初发。(5)由于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解决问题的效果逐渐改善。例如,WTO就承担了贸易争端解决、贸易信息传递、贸易规范传授等功能。[26]虽然现代的国际体制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大的不足,很多学者倡导的“全球治理”的概念更多的处于构想阶段,而难于实施,国际体制的低效率、非民主、缺乏执行能力的现状是亟需改进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改进的,而不是根本的弊病。
  (二)自由体制在现行经济中对发展的阻滞作用
  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随,对于现行自由国际经济体制始终存在着批评、反对和逆动。由于世界部分地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经济自由化的方案在一些国家失效,全球化期间出现了贫富差距的增大,人们归咎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缺陷。[27]其理由主要有:
  1.不平等的发展。现行国际秩序鼓励全球竞争,由于市场参与者的禀赋差异和能力不等,导致全球垄断和破产、失业与剥削,加剧了贫富分化等发展问题。在国际关系的维度上,自由市场逻辑的推衍导致富国(实际上是其商家)利用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资金优势、文化优势,甚至货币优势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垄断的地位,而穷国则缺乏优势,在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心一边缘”的国家格局,[28]各国像食物链构成的金字塔一样,贫穷国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而富裕国家则位于食物链的顶端。虽然有些西方学者试图证明全球化与收入差距拉大无关,[29]但是市场提供的渠道使得财富产生流动,而竞争者之间实力的差距导致财富的不对等流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事实引发的财富鸿沟、数字鸿沟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一种公正的结果。[30]如果进一步考虑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掠夺经历,分析其贫富差距和发展模式上的历史关系,[31]完全竞争和自由市场就更缺乏依据。故而,西方国家推进自由主义政策是为了扩大其市场,而未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2.与社会福利相割裂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提升所有人的福利。[32]自由市场注重的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的基础是效益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寻求最高的收益。所以,从单个的企业来看,它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寻求成本最低,也就包括劳动力成本最小化。在很多时候,这意味着劳资双方的尖锐对立,即高度的剥削。国家立法干预和劳方集体谈判的博弈使这种剥削会处于劳方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由于经济跨国化发展,一些企业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将其总部或生产车间迁移,甚至将大部分经济行为转移到新的地点,如果这个地点的劳工权益法律管制程度比较低,劳动力富裕程度比较高(这经常是转移的重要理由),就会使原来所在地的工人失业,新所在地的被雇用者被严重剥削。进而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在国际社会恶性竞争之中,甚至可能出现各地纷纷降低劳工待遇换取竞争成本下降的向底线看齐(race to the bottom)的现象。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移,通常伴有大幅度的失业和剥削程度的大幅度提升。这会导致劳工待遇普遍恶化、社会福利整体下降。
  3.不可持续的发展。经济自由主义对于财富的片面追求,引发了环境问题。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自然环境与资源的秉赋可以视为比较优势之一。当国家对于资源维持和环境保护没有比较明确制度的时候,企业会自然地寻求大量使用公共资源来进行其经济活动(对于公共产品搭便车),从而使其成本由公众承担,收益由自身获得,即成本的外部化(公地悲剧)。全球经济自由化意味着分工链条加长,企业在全球的范围内寻求最佳的落脚点,也就是成本最低、环境最优的区域。故而,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场景中,这种情况经常表现为以直接投资或者货物贸易的方式实现污染的跨国转移,将在母国不能生产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东道国去,将在原所在国需要较高成本处置的垃圾以买卖的名义出口到环境管制不力的国家去。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由发展中国家承受发达国家污染的危害,而由发达国家单方面享受利益。这与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国家大规模使用资源、破坏环境,而造成的负面效果由全世界共同消化一样有失公平。[33]
  4.充满风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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