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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合同法》第45条(附条件合同)评注
【作者】 翟远见【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分类】 合同法【中文关键词】 生效条件;解除条件;未决期间;拟制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70
【摘要】 《合同法》第45条第1款承认当事人享有对合同效力约定附条件的自由。条件具有意定性、未来性、或然性和合法性的特征。生效条件与解除条件是我国实证法规定的条件类型。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为维护公益或私益计,亲属法上非财产性的法律行为、票据行为、不动产让与合意等法律行为,不得附加条件。在未决期间,当事人应当诚信行事,以尊重相对人的期待权。《合同法》第45条第2款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了条件成否的拟制规则,但此规定稍显僵化。依实证法规定,条件成就不具有溯及力,但该规则属任意规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8755    
  一、规范意旨
  (1)私法自治为民法之灵魂,而法律行为又为实现私法自治的一般工具。[1]基于私法自治理念,当事人对于依其意志做出的法律行为何时发生私法上的效果,原则上可以自主掌控。条件,与期限一起,是民事主体控制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者消灭的任意手段。合同作为法律行为之一种,自当可由当事人将其生效或者失效系诸将来不确定的事实。《合同法》45条第1款即旨在肯认民事主体的这一自由。[2]
  (2)在未决期间,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相互尊重条件成就或者不成就的不确定状态,负有不借实施不正当行为使条件偏离自然前行轨道的义务。[3]《合同法》45条第2款之条件成否拟制规则,即意在规范此类背信行为。
  (3)此外,须指出的是,与期限一样,作为附款的条件,乃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部分,属合同等法律行为的内容,而非民事主体在法律行为之外另行实施的行为。
  二、条件的属性
  (4)“条件”一词在《合同法》中共使用24次,分别出现在第45、93、99、160、230、272、274、285、326、339、340、360、363和383条。
  (5)这些条文规定的“条件”,有的表达的是“合同法律关系的内容”的含义(第160、230、274条,第326条第1款,第339、340条),有的表达的是“影响合同履行的客观因素”的含义(第285条、第326条第2款,第360、363、383条),有的表达是“资格”“状态”的含义(第272条)。此等所谓的“条件”,仅事关合同之债的内容或履行,而与合同的生效或者失效无直接关系。[4]作为合同附款的条件,诚如最高法(2015)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所称,“是指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产生和消灭的不确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一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条件”。
  (6)按照第93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但是,此类“条件”成就的法律效果乃一方当事人取得解除权。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必须通过以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单方法律行为行使。[5]这与作为附款的“解除条件”成就后,法律行为自动失效大异其趣,不可不辨。此种观点亦得到了相关裁判的贯彻。例如,浙江安吉法院(2015)湖安商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书谓:“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所附的‘条件’应是指将来发生与否不确定的事实,当解除条件成就时,无须任何一方主张解除权,该合同即自动且当然地失效;而约定解除权的合同中所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只关乎当事人的解除权是否发生,而合同是否解除取决于解除权人是否行使该权利。”[6]
  (7)因此,在使用“条件”一词的《合同法》诸条文中,只有45条和第99条规定的“条件”,与“期限”一道,扮演着法律行为效力自治工具的重要角色。
  (8)作为附款的条件,具有意定性、未来性、或然性和合法性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兹述如下。
  (一)条件的意定性
  (9)《合同法》45条规定的条件乃私法主体自由意志的表达,故真正的条件仅限意定条件(condicio facti),而不包括法定条件(condicio iuris)。[7]
  (10)在附条件合同中,条件作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亦须通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合同法》45条第1款所说的“约定”而附加。倘若合同双方当事人未就条件之附加达成合意,则不存在意定条件。[8]
  (11)至于合同所附的法定条件,是法律直接为某些已经成立的合同设置的特别生效要件。它们不是当事人自由决定的结果,而是法律为了追求特定目的,对合同生效的直接控制。例如,依《合同法》44条的规定,某些合同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方可生效,则此时公权力部门的批准或者登记等行政手段,即为法定条件。如果认同物权合同的概念及规则,[9]根据《物权法》9条第1款的规定,登记就是不动产物权合同的法定条件。质言之,通过物权合同变动物权的,当事人没有办理登记,便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此等效力与当事人是否对登记作了约定无关:无约定,亦产生不登记即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有约定,也不过是对该法定条件的重述而已。例如,最高法(2004)民一终字第106号判决的“裁判摘要”之(一)称,根据《合同法》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所附条件,是指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成就与否作为合同效力发生的根据。该条件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不确定的、约定的、合法的事实。政府机关对有关事项或者合同审批或者批准的权限和职责,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属于当事人约定的范畴。当事人将上述权限和职责约定为合同所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该判决书称:“根据合同法规定精神,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将法定的审批权或者批准权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视为没有附条件。将法律未规定为政府机关职责范围的审批权或者批准权作为包括合同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条件的,同样视为没有附条件,所附的‘条件’不产生限制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10]
  (12)当然,如果合同当事人为了一方的利益,通过明示或者默示的形式,将法定条件在某一期限之内成就或者不成就约定为条件,则该法定条件便成为了意定条件中的事实;相应地,此种情况下,《合同法》45条的规则就应当得以全面适用。
  (13)关于法定条件与意定条件的关系,存在“统一说”与“区别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无论是法定条件还是意定条件,都是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外部控制,故而“条件”是它们的共同上位概念。[11]后者认为,它们名虽相似,其实各异。[12]第二种学说,无论在我国[13]还是在外国,[14]均取得了绝对通说的地位。
  (14)尽管法定条件不是真正的条件,但是它也与意定条件一样,构成了合同生效或者失效的外部控制。[15]合同成立后,无论是法定条件还是意定条件的生效条件,在条件成就前,合同虽然均未生效,但都产生了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在法律没有对具体的法定条件作出规定时,便有类推适用意定条件规则的可能。即,在不与具体的法定条件规范意旨相冲突的前提下,若具备类推适用所要求的实质相似性,则裁判者应实施此项作业。[16]当然,由于法定条件毕竟不是真正的条件,故不可能全面类推适用后者的规范,否则将彻底消弭二者之间的界线。
  (15)在法定条件成就与否尚不确定的未决期间,类比合同附有意定生效条件的情形,当事人也要受到合同的约束,不得任意解除已经订立的合同。[17]此外,任何一方均须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事,尊重对方当事人享有的期待权,[18]以防止将来完整权利的享有者遭受不当侵害。
  (16)合同一方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阻止法定条件成就时,能否类推适用《合同法》45条第2款规则,我国大陆学者少有论及。意大利有学者认为,由于法定条件的设置一般旨在维护公共利益,故不得准用意定条件拟制成就的规则。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法定条件成就对己不利的一方,不当阻止条件的成就,则合同同样生效,只是法定条件的不成就将导致可归责于不当行为一方的履行不能,进而另一方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19]管见以为,应以前说为是。然而,当事人如有故意或者过失之义务违反,依诚实信用原则,应负损害赔偿之责。[20]
  (二)条件的未来性
  (17)《合同法》45条规定的条件,其发生与否存于未来。中国法的这一规则有其罗马法渊源。罗马法已有现在或者过去的事实不能作为真正条件的清晰规则。例如,在《学说汇纂》D.12,1,37中,帕比尼安有言:“一旦约定以现在的事情为条件,则要式口约的效力不延缓;如果作为条件的这个事情是真实的,那么,要式口约产生债的效力,尽管契约当事人不知道该条件已经成就;比如这样的例子:‘如果波斯人的王活着,你答应给我100币吗?’应该说,若约定以过去的事情为条件,也适用同样的规则。”[21]
  (18)现实中,合同当事人可能将发生与否业已确定的事实设定为条件,但双方对此确定性毫不知情或者尚不确信。此类条件乃不真正条件的一种,学理上称之为既成条件(condicio praesens)。[22]这种条件虽然在客观上不具有不确定性,但是由于当事人对其成就与否并不知情,所以不妨认为在主观意义上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无论如何,应当认为此种条件对应的事实存在于过去,而非指向未来。[23]
  (19)对于既成条件,要关注的不是未来是否成就,而是未来对业已确定的成就与否的事后查实。[24]正是基于该原因,有学者反对将有关条件的规定类推适用于既成条件。[25]然而这种观点未免走得太远,因为不论当事人选择设定的是真正的条件,还是既成条件,其目的都是将它们作为法律行为生效或者失效的控制工具。
  (20)以试用买卖为例,当事人当然也可以对标的物的质量或者特征进行约定。例如,某人出售马鞍,对买受人曰:“马鞍尽可拿去,若与汝马体型相符,请付价金;不符,退还可也。”对方欣然同意。此种情况下,马鞍大小是否合适,客观上早已确定,只是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最初交易时尚不知晓,其后需要就此查实而已。故不妨认为该交易是一个附既成条件的试用买卖,类推适用生效条件的规定。对于这一问题,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1521条第1款的规定可资借鉴:“试用买卖推定附有如下生效条件,即标的物具有约定的品质或者适于指定的用途。”[26]意大利民法学界通说认为,该条文中的“推定”,真正要表达的其实是“类推适用”的含义。[27]而按照我国《合同法》171条的字面规定,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对标的物的认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自愿,而不受任何其他限制。如果当事人以明示或者默示的形式约定了与标的物品质相关的“既成条件”,仍机械地适用第171条的规定,对于出卖人而言,难谓公平。
  (21)因此,虽然传统民法将既成条件作为一种不真正条件,但由于它也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合法手段,在合同当事人心目中也具有不确定性,与真正的条件在功能上相差无几,故可类推适用真正条件的规定,殆无疑义。[28]具体而言,以既定事实为生效条件的,若条件于法律行为成立时已经确定成就,则视为没有附加条件;若条件于法律行为成立时已经确定不成就,则法律行为自始无效。以既定事实为解除条件的,若条件已经确定成就,则法律行为自始无效;若条件已经确定不成就,则视为没有附加条件。[29]
  (三)条件的或然性
  (22)条件与期限的关键区别在于,条件的成就与否不确定,而期限终将届至或届满。北京三中院(2016)京03民初27号民事判决书称:“前者为不确定发生之事实,后者为确定发生之事实。”[30]倘若所谓的“条件”不具有或然性,即必定成就,如“地球照样转动”,或者必定不成就,如“地球不再转动”,则均不为《合同法》45条意义上的条件。若不存在或然性,也就没有理由适用当事人因对合同在将来生效或者失效尚不确定,而共同约定的利益安排规则。[31]此外,是否具有或然性的判断时点乃当事人作成法律行为之时;若某一条件只是后来变得定会成就或再无成就之可能,则应将之归于条件成就或者不成就的一般情形,自无须赘言。
  (23)以客观确定不能成就或者确定成就的事实作为条件的,应当探究当事人是否具有法效意思或者控制法律行为生效失效的意思,通过对意思表示的解释而得出法律行为之效力具体为何。
  (24)以客观确定不能成就的事实作为内容的条件,学理上称之为不能条件。如果当事人以不能条件作为生效条件,例如,“地球停止转动,你我房屋买卖合同生效”,说明当事人缺乏使法律行为发生效力的真意,故整个法律行为无效。如果当事人以不能条件作为解除条件,例如,“地球停止转动,你我保管合同失效”,说明当事人无通过约定附款使法律行为失效之意思,故解除条件本身无效,法律行为发生未附加条件之效力(vitiatur sed non vitiat)。[32]
  (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75条规定,附加的条件不可能发生的,法律行为无效。按照上述分析可知,此处的“条件”当作限缩解释,仅指生效条件,而不包括解除条件。
  (26)以客观确定成就的事实作为内容的条件,学理上称之为必成条件。如果当事人以必成条件作为生效条件,例如,“明天地球照样转动,你我房屋买卖合同生效”,或者“北京下次下雪时,你我雨伞买卖合同生效”,意味着当事人虽积极追求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但不欲使之在某一确定时点(如“明天”)或不确定时点(如“北京下次下雪时”)之前发生效力;又该时点(“明天”或者“北京下次下雪时”)终将到来,故此种情形下,当事人的真意应是为法律行为附加一个始期。如果当事人以必成条件作为解除条件,例如,“明天地球照样转动,你我房屋租赁合同失效”,或者“北京下次下雪时,你我雨伞借用合同失效”,意味着当事人有控制法律行为失效时点的真意;同样,该时点(“明天”或者“北京下次下雪时”)也终将到来,故此种情形下,当事人的真意应是为法律行为附加一个终期。一言以蔽之,当事人以未来必然成就的事实作为法律行为的“条件”的,应当通过意思表示的解释,适用“期限”的规则。[33]
  (27)由是观之,或然性乃条件区别于期限的关键所在。在法律行为的附款中,可能存在四种情形:其一,事实是否发生以及何时发生,均不确定(incertus an e incertus quando),例如,罗马法中经常举的例子“船舶从亚洲驶达”;其二,事实是否发生不确定,但发生与否有具体的确定时间(incertus an e certus quando),例如,某人在某日的比赛中获胜;其三,事实确定发生,但何时发生不确定(certus an e incertus quando),例如,某人的死亡;其四,事实确定发生,且发生时间确定(certus an e certus quando),例如,明日天亮。只有前两种情形,事实的发生具有或然性,可归入条件之列;而后两种情形,事实虽因不具有或然性而不构成条件,但如果当事人有通过确定发生的事实以控制法律行为效力的意思,不妨构成法律行为的附期限。[34]
  (四)条件的合法性
  (28)《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就条件的合法性均未置一词,但依《民通意见》第75条的规定,所附条件“违背法律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对于《民通意见》的这一规定,应当参照《民法总则》153条的内容,作扩张解释,即不论是生效条件,还是解除条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者,均属不法条件(condicio turpis)。[35]对此,《意大利民法典》1354条第1款的规定可作参考,即“合同附加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违反强制规定、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合同无效”。[36]
  (29)合同所附条件的“不法”,当指在作为条件的事实和合同的法律效果之间,存在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相悖的关系。[37]
  (30)不法可能存在于作为条件的事实本身,例如,“你若杀死张某,房屋便出租于你”,或者,“你若使法官枉法裁判,合同自动终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仅当不法事实的发生是有利于不法行为人的法律效果产生之前提时,该事实方称得上不法条件。相反,若合同的不生效或者失效,是对完成不法行为人的“惩罚”,则该不法事实应当被认为是合法条件。[38]
  (31)还存在的一种可能是,作为条件的事实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一方希望通过条件的约定,对相对人施加不当心理压力,诱使其做出特定行为。此种情况下,一方的强制意图导致了条件约款的不法。例如,合同当事人完全可以约定,“你若开律所,我就把房子赠与给你,以作办公使用”,因为一方所追求的对另一方的此种心理影响完全是合法的。但是,当事人将一方不结婚、出家、加入某个政党等约定为合同生效或者失效条件的,此类条件当属不法,因为它们已经沦为一方控制另一方的工具,构成对一方当事人行为自由和人格利益的不当限制,有违公序良俗。[39]
  (32)至于附不法条件的法律效果,多数学者曾认为,乃毫无例外地导致整个合同的无效。[40]但是新近的学说主张,对此仍应通过意思表示的解释具体判断,即假使该不法条件不存在,当事人依旧希冀合同效力发生,则合同视为未附条件。[41]依余所信,条件与所附法律行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条件因违反《民法总则》153条或《合同法》52条第5项之规定[42]而无效的,除非法律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辟出例外,法律行为原则上整体无效,并无《民法总则》156条和《合同法》56条第2句适用之余地。[43]但是,倘若不法条件只是附加在合同部分内容之上,且通过意思表示的解释可知,该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则应适用《民法总则》156条[44]以及《合同法》56条的规定,即该部分的无效,而合同的其他部分仍然发生相应的效力。
  三、条件的类型
  (33)意定条件尚有不同类型。现述其分类标准及区分实益如下。
  (一)生效条件与解除条件
  (34)《合同法》4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附加条件,控制合同的生效或者失效。这一规定,部分弥补了1986年《民法通则》62条只规定生效条件而未规定解除条件之弊端。[45]至2017年《民法总则》185条明确规定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和解除条件,可以说,我国实证法上条件制度的完整图景方得初现。
  (35)不论是生效条件,还是解除条件,它们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达,目的都是通过条件的约定,控制合同等法律行为在时间上的效力。
  (36)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成就,法律行为生效。在条件成就之前,法律行为的效力处于停止状态,故生效条件又称停止条件。当事人可以对法律行为附加此类条件,以达到延缓法律行为生效时间之目的,故生效条件亦称延缓条件。
  (37)通过约定生效条件,当事人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在追求特定法律效果时可能遭遇的风险。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主要义务,相应地,出卖人便面临不能取得标的物价款的风险。如果双方约定,买受人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乃标的物所有权移转行为的生效条件,便可有效消除出卖人因买受人不履行主要义务而导致自己的债权得不到满足,所有权却已经发生移转的风险。[46]《合同法》134条的规定,虽稍显简陋,[47]但亦不失为一项方向正确的任意规范。
  (38)生效条件成就之前,合同不生效,即不产生当事人直接追求的法律效果,因此,当事人尚不享有完整的债权,尚不必马上履行债务。但是,这种不生效的状态只是暂时的。不生效并不意味着不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已置身于合同法律关系之中,任何一方均不得任意摆脱“法锁”的束缚。[48]
  (39)既然在生效条件的未决期间,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债权是否必须得到满足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不开始起算。此外,在未决期间,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取得完整的权利,但具有将来取得并实现此种权利的合理期待。对于这种产生于生效条件的期待权(aspettativa),法律当予以保护。
  (40)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成就,法律行为失效。依《合同法》45条第1款的规定,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在条件成就前,合同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但是,该法律效果仅处于临时状态,可能会因条件的成就而消失。条件确定不成就,合同一直生效,如同自始未曾附加条件。条件成就,合同失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回复至缔约之前的状态。[49]
  (41)另外,如前文所述,《合同法》45条规定的解除条件与《合同法》93条规定的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同。当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况出现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尚须通过单方意思表示解除合同;而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失效,无须当事人为任何积极行为,法律关系即发生改变。[50]
  (42)我国有判决即混淆了约定解除权与解除条件之差别。比如,浙江杭州中院(2010)浙杭民终字第2757号判决称:“本案的补充合同是对赠与合同变更,该补充合同有关‘原房产人童甲有权收回杭州市下城区大营盘6幢1单元503室的产权’的表述系对违反合同行使解除权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结合补充协议的内容充分阐明了本案赠与合同系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该论述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
  (43)当然,正确区分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与约定解除权的合同的判决不乏其例。除前述浙江安吉法院(2015)湖安商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外,又如江西赣州中院(2014)赣中民再终字第11号判决,其中谓:“原一、二审判决中未很好地区分这两个概念,导致法律适用欠妥。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条件成就时合同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无须当事人再做出意思表示;在约定解除权的合同的情况下仅仅具有解除的条件还不能使合同消灭,必须有解除行为才能使合同实际解除。”
  (44)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约定的是生效条件抑或是解除条件,可能存在疑问。例如,甲经营服饰店,向乙批发时装,约定每月月底结算货款,未出售者退还。有学者认为,存在疑问时,应当认定为生效条件,因为不让包括合同在内的法律行为立即生效显得更为谨慎。[51]相反,也有学者基于尽量维持合同效力的原则认为,存在疑问时,应当认定为解除条件。[52]但是,有异于前两种观点的第三种观点似乎更为可采,即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合同的所有条款,以及在未决期间当事人的行为,通过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得出答案。[53]在上举服装批发之例,解释上应认为对时装买卖合同附有生效条件,“甲出售所批发的时装时,买卖契约始因条件成就而生效力,甲负有支付价款的义务”。[54]
  (二)偶成条件与随意条件
  (45)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偶成条件与随意条件这一分类。该分类的标准为条件的成就与否是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若条件的成就与否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则该条件为偶成条件。此类条件可能是自然事件,也可能是第三人的行为,例如,“若明年发生地震,则租赁合同自动解除”,或者,“若吾子从美国归来,则承租你的房屋”。若条件的成就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则该条件为随意条件,例如,“若我赴外地工作,则房子出租与你”。
  (46)此外,尚存在一种可能,即条件的成就与否既受制于当事人的意志,又受制于其他客观事实,例如,“若你赢得一级方程式世界锦标赛,则赠你赛车一部”。这类条件学理称之为混合条件。
  (47)对于将条件区分为偶成条件、随意条件和混合条件的意义,朱庆育教授认为十分寥寥,“似乎仅仅在于训练概念辨析之能力”。[55]回答这一问题,余以为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随意条件的功能,进而得出随意条件与偶成条件是否适用不同规则的结论。
  (48)将一方当事人意志支配下的行为作为条件,意味着该当事人在法律上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实施该行为。也就是说,随意条件保护的是一方当事人自由实施一定行为,并以之控制法律行为效力的利益。[56]
  (49)由于一方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实施一定行为,以使条件成就或者不成就,相对于对方当事人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随意条件成就与否,悉由当事人自由意志决定,一般不存在条件成就前对诚信义务的违反问题。例如,出租人曰:“若我赴外地工作,则房子出租与你。”承租人欣然同意。其后,不论出租人基于任何理由奔赴外地工作或者未去外地工作,均不构成对诚信义务的违反,相应地,也就无条件成否拟制规则的适用余地。
  (50)申言之,《合同法》45条第2款规定的条件成否的拟制规则,其适用范围当作目的限缩解释,即若随意条件或者混合条件“随意部分”中的行为人阻止或者促成条件成就,不适用该规则。[57]
  (51)若以上论述为真,则保留偶成条件、随意条件和混合条件这一分类,其意义似乎不仅在于“训练概念辨析之能力”,而且对于准确适用法律亦有裨益。
  (52)经常与随意条件一起讨论的尚有所谓的意愿条件(condizione meramente potestativa)。[58]意愿条件的成就与否纯粹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亦即附加意愿条件的法律行为,其生效或者失效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例如,“我若愿意,就购买你的房屋”,或者,“我若不满意,租赁合同即自行解除”。
  (53)意愿条件直接以法律行为是否生效或者失效为内容,其与随意条件中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与所附法律行为的内容无关不同。因此,随意条件中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对行为人没有行为能力的要求,而意愿条件的成就与否须直接通过意思表示实现,对行为人有相应的行为能力要求。
  (54)若对债权合同附加生效意愿条件,例如,“我若愿意,就购买你的房屋”,则合同并未成立。其法理基础至为清楚:一项合同的生效与否完全取决于一方当事人的意愿时,证明当事人缺乏受义务约束的内心意思(animus obligandi)。而此种意思是合同最终成立不可或缺的要素,故合同不成立,不产生任何拘束力。与之相反,在附随意条件的合同中,虽然条件的成就与否也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但就该行为的实施与否,当事人一般要谨慎考虑,而不会不假思索、任性为之。换言之,附意愿条件的合同与附随意条件的合同之本质不同,在于当事人是否具备负担义务的意思。[59]
  (55)若对债权合同附加解除意愿条件,例如,“我若不满意,租赁合同即自行解除”,则当事人约定的其实也不是“条件”,而是解除权。[60]此时,当适用《合同法》93条而非第45条的规定。
  (56)若对物权合同附加生效意愿条件,例如,“我若高兴,房屋的所有权便移转给你”,说明权利人并无处分权利的意思,因此物权合同无效。若对物权合同附加解除意愿条件,例如,“房屋的所有权移转给你,但我随时可以取回该所有权”,此种约定与物权合同的绝对效力相悖,因此该条件不生效力。
  (三)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
  (57)以事物之状态相对于现在是否发生改变为标准,理论上尚可将条件分为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若状态发生改变,为积极条件。例如,今日降雨,云“若明天雨停,则雨伞还你”,明天雨停,该条件成就;否则,条件不成就。若状态不发生改变,为消极条件。例如,“若明天继续下雨,则雨伞还给你”,明天继续下雨,条件成就;否则,条件不成就。[61]
  (58)对于消极条件,如果没有约定成就的时间,则直至状态不可能再发生改变之时,条件方成就。在意大利法学家贝蒂教授看来,这也解释了为何死因行为(mortis causa)所附的规定了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一定行为的消极生效条件,例如,“继承人不重拾抽烟旧习”,法律将之视为积极解除条件:此种“转化”,其目的在于使死因行为(至少部分和暂时地)提前发生效力。[62]
  四、不容许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59)民法以意思自治为灵魂,因此,除法律有明文禁止,或者依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得附条件的以外,一般的法律行为均可以附条件。[63]
  (60)对于不能附条件的法律行为(actus legitimi),私人自治只能决定是否使它们直接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但是无法将它们的法律效果系诸未来的不确定事实。[64]
  (61)需要注意的是,不容许附条件与不法条件不同。对于前者,法律或者依法律宗旨禁止的是“附加”行为,而非“条件”本身。
  (一)条件敌对行为的类型
  (62)法律行为不许附加条件者,或基于公益或基于私益之考量。其典型种类如下。
  (63)第一,为维护公序良俗,亲属法上非财产性的法律行为不得附条件。[65]在这一法域,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所表征的伦理价值,要高于若允许私人通过附条件法律行为设立或者消灭亲属关系所表征的自由利益。以婚姻为例,如果允许对婚姻附生效条件,则当事人的身份将处于与婚姻本质不相符的不确定状态中;如果允许对婚姻附解除条件,则会排除有关离婚的强制性规定。[66]同理,如合意离婚、收养、终止收养等其他亲属法上的行为,也不得附条件。[67]
  (64)第二,票据行为一般不得附条件。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流转要求方便而安全,若允许票据行为附条件,则有碍交易的效率与秩序。[68]例如,我国《票据法》33条第1款规定:“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该条规定的“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与“视为无记载”稍有不同,前者仅指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民法上效力还是可以发生的。《统一汇票本票公约》第12条的规定则为:“背书须为无条件。任何对背书附条件的,条件视为无记载。部分背书视为无记载。‘付给来人’的背书与空白背书同。”这里的条件记载无效,仅指该项记载本身无效,票据仍然有效,该项票据行为本身仍然有效。[69]此外,我国《票据法》43条规定:“付款人承兑汇票,不得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视为拒绝承兑。”该法第48条规定:“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
  (65)第三,若法律行为对其他众多民事主体具有较大影响,为避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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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4}.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 Cesare Massimo Bianca,Diritto civile,vol.3,il contratto,seconda edizione,Milano:Giuffrè editore,2000.
  {6}. Emilio Betti,Teoria generale del negozio giuridico,Napoli:Edizioni Sciendifiche Italiane,2002.
  {7}. Raffaele Lenzi,Della condizione nel contratto,in Commentario del codice civile,diretto da E. Gabrielli,Torino:UTE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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