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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债权二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
【作者】 潘运华【作者单位】 福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债权
【中文关键词】 债权二重让与;让与合意;让与通知;让与登记;权利归属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20
【摘要】 就债权二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我国《合同法》第80条未作出规定。我国学理和司法实务中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采“让与在先,权利在先”,其以债权让与合同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债权归属,即受让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权;第二种观点采“通知在先,权利在先”,其以债权让与通知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债权归属,即让与通知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权;第三种观点采“登记在先,权利在先”,其以债权让与登记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债权归属,即让与登记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权。相比较而言,“让与在先,权利在先”的权利归属标准更为合理,符合我国债权让与的规范模式和法理逻辑,我国未来民法典分则在设置债权二重让与条款时应予以明确规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8757    
  引言
  债权让与是让与人将其债权移转给受让人的一种处分行为,只要在让与人和受让人间达成有效的让与合意,则可产生债权让与之效力,受让人即可从让与人处取得债权。[1]然而,债权让与缺乏诸如动产和不动产之物权变动的公示要件,既不同于动产物权变动中的交付,也不同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登记。因此,让与双方当事人签订债权让与合同时,受让人往往不清楚该债权是否已经先前被让与给其他人。一旦出现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两个债权受让人之间的权益将会发生明显冲突。此时,应由哪个受让人最终取得债权?对此,我国《合同法》80条未作明确规定。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分析存有较大分歧,尚无定论。我国司法实务中相关判决的依据不明且说理不足,乃至“同案不同判”的乱象时有出现。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债权二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作进一步分析,以期对我国相关民事立法和司法审判有所裨益。
  一、我国债权二重让与中权利归属的学理观点评析
  我国《合同法》80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规定只是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并未提及债权让与如何对其他第三人生效。在实践中,一旦原债权人将先前让与给新债权人的债权再次让与给其他第三人时,第一受让人能否直接根据有效的债权让与合同对该其他第三人主张自己是债权人?我国学理对此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产生效力的要件,与受让人无关,受让人于债权让与合同发生效力时,即可对其他第三人主张债权让与的效果。第三人不得以债权让与未向其公示或者未向债务人通知而不承认受让人取得债权。[2]据此,第一受让人可以根据在先的债权让与合同直接向受让在后的第二受让人主张其为债权人。第二种观点认为,单纯的债权让与合同不得对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只有在通知债务人之后,债权受让人才可以对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其为债权人。[3]可见,第一受让人尽管受让债权在先,但是因为其通知在后,第二受让人则能根据其在先的让与通知向第一受让人主张其为债权人。第三种观点认为,让与合同和让与通知均不能对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债权让与只有在登记之后,登记的受让人才可以对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债权移转的效力。[4]据此,第一受让人尽管受让债权在先或者通知在先,但是因为其登记在后,第二受让人则能根据在先的让与登记向第一受让人主张其为债权人。
  (一)让与合意对抗主义模式及其评价
  根据前述我国学理第一种观点,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债权的归属采让与合意对抗主义模式,即“让与在先,权利在先”,其以债权让与合同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债权归属,即受让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权。在让与合意对抗主义模式下,债权让与合同一旦生效,受让人则取得债权,并且可以对任何第三人主张其为债权人,[5]让与人无权再次将该债权让与给第三人。所以,只有第一让与是有效的,将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对第二受让人没有对抗效力,第二受让人不能因为债权让与通知而取得债权。即便将第二次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也只是债务人可以据此对第二受让人为免责性清偿,但第二受让人不能根据通知而最终取得债权,相反,其应该向第一受让人返还该不当得利。同理,在两次债权让与均通知债务人的情形下,若第二次债权让与的通知在先,第二次债权让与的受让人亦不能据此取得债权。
  “让与在先,权利在先”的债权归属规则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第408条的观点,其第1款规定所让与的债权被原债权人再度让与给第三人,且债务人向该第三人履行给付,或在债务人和该第三人之间,已实施某一法律行为,或诉讼处于未决状态的,为债务人的利益,第407条的规定准用于前取得人。[6]根据该第408条第1款规定准用《德国民法典》第407条可知,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债务人只知悉第二次债权让与的,其能对第二受让人为免责性清偿等行为。此时,第一受让人尽管作为真正的债权所有人,也必须容忍债务人向第二受让人为清偿等行为的效力,然后向第二受让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7]该种学理观点符合债权让与规则,债权让与作为一种处分行为,一旦在让与双方之间成立有效的债权让与合同,债权便随之移转给受让人,让与人若对该债权进行第二次让与,则为无权处分第一受让人的债权。此时,第一受让人若拒绝追认让与人无权处分债权的行为,则第二次债权让与行为无效。[8]由于债权让与不具有权利变动的外部表征,第二受让人即使不知悉让与人无权处分第一受让人的债权,也不能善意取得该债权。[9]
  诚然,上述第一种学理观点遵循债权让与逻辑,债权让与合同作为一种处分行为,在让与双方之间产生债权移转的法律效果,而并不需要诸如物权转移中的交付等履行行为。同时,债权在因让与合同而发生移转后,让与人无权对其再次让与,后受让人自然无法向先受让人主张其取得债权,贯彻了处分行为的优先次序规则。但是,债权让与作为处分债权的意思表示,本身不具有处分债权的外部表征,无法对外体现移转债权的意思表示,不同于有体物的权利移转。在后者,无论是动产有体物通过交付而发生权利变动,还是不动产有体物通过登记而发生权利变动,皆有处分物权的外部表征,其交付和登记对外体现移转物权的意思表示,具有公示性,能被他人所感知。两者相比较而言,债权作为无体物,在发生让与时,受让人难以仅凭债权让与合同对债务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主张其为债权所有人。
  (二)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及其评价
  根据前述我国学理第二种观点,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债权的归属采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即“通知在先,权利在先”,以债权让与通知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债权归属,让与通知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权。[10]如果只将债权二重让与中的其中一次让与通知债务人的,则由该次为让与通知的受让人取得债权。在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下,尽管债权让与合同一旦生效,受让人则可以从让与人处获得债权,但是受让人若欲对债务人以外的其他第三人主张其为债权人,则必须以通知债务人为前提。该种模式实际上是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外公示的手段。据此,尽管让与人和第一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合同生效,但是若未通知债务人,相反却将第二次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的,第一受让人不能向第二受让人主张其为债权人。此时,第二受让人可以凭借第二次债权让与之通知对抗第一受让人,即主张其为债权人。若债务人已经向第一受让人为有效清偿的,第二受让人可对第一受让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11]同理,当一次让与后于第二次让与通知债务人时,第二受让人也可以其在先的通知对抗第一受让人,即主张其为债权所有人。该种学理观点借鉴了《日本民法典》第467条的观点,该第1款规定指名债权的让与,非经让与人通知或经债务人承诺,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
  针对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需要追问的是,让与通知的对象是债务人,其主要目的是使得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便于受让人直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而其他第三人并不一定因此而知悉债权让与。既如此,为何通知债务人可以成为债权让与对抗债务人以外的其他第三人的要件?对此,日本学者池田真朗是这样解释的:在债务人根据让与通知认识到债权让与的事实之后,其他与该债权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则可通过询问债务人而知悉债权的存在及其归属,让与通知因此而具备债权让与的公示作用。[12]据此可知,池田真朗无非是将债务人认识到债权让与作为公示的第一阶段,并以债务人的该认识为基础,将第三人的询问看作是公示的第二阶段。梅谦次郎在对《日本民法典》第467条进行分析时,亦认为该条所规定的通知对抗要件是建立在“以债务人认识”的基准之上,债务人实际上负担了债权让与公示的义务,其相当于查询债权归属的“情报中心”。[13]在日本的司法实务中,最早强调这一点的是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49年(1974年)3月7日所做出的判决,其认为《日本民法典》第467条之所以将让与通知规定为债权让与能够对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之要件,其真正的制度基础就是债务人可以认识到有无债权让与,当第三人询问债务人有关债权归属情况时,债务人通常会根据受让与通知之有无来告知第三人。[14]
  不过,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债务人可能对询问人不予回答或者做出虚假回答。尤其是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为了使得第二受让人能根据让与通知对抗第一受让人,从而成为债权的获得者,债务人会与让与人及第二受让人恶意串通,故意虚构第二次让与通知先到达债务人的局面。对此,第一受让人往往很难推翻,从而损害本该获得该债权的第一受让人之利益,与公平正义原则相悖。果若如此,债务人所发挥的公示作用则会受到影响,其公示效果将不充分。为了避免该现象发生,《日本民法典》第467条第2款[15]通过强化让与通知形式来尽量防止债务人与让与人及第三人合谋恶意篡改或者编造让与通知时间,保护债权二重让与中本该真正取得债权的受让人之利益。据此,作为受让人若欲对第三人主张债权,则必须以附确定日期证书通知债务人。由此可见,将情报集中在债务人处,依然是一种简单而安全的对抗要件,在没有比其更加优越的对抗制度产生之前,将一定形式的让与通知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16]
  日本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进一步认为,符合一定形式的让与通知是对抗第三人的唯一要件,与第三人的主观层面无关。比如让与人甲将对乙的债权先让与给丙,并以口头形式通知乙,之后甲再次将该债权转让给丁,并以附确定日期的证书通知乙。如果丁从甲处受让该债权时知悉甲已经将该债权先让与给丙,丁此时依然可以对丙主张其为债权的真正获得者,即丙不能以丁的恶意为由主张自己取得该债权。[17]与其相反的是,《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认为第三人如果知悉先前的债权让与,即在恶意的情形下,让与通知不能对其发生效力。该草案第三卷第五章第121条第1款规定:“如果同一人意图就同一履行请求权进行多次转让,那么首先通知债务人的意图成为受让人之人,较之任何先前的受让人享有优先权,前提是在发生该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先前发生的转让。”[18]
  诚如上述,我国学理将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让与的外观,尽管其对外公示性的强度比不上有体物权利变动中的交付和登记,但依然不失为一种外部表征。该种学理观点在逻辑层面上难以自圆其说。其一方面认为,一旦在让与双方之间成立有效的债权让与合同,债权便随之移转给新债权人,让与人若对该债权进行第二次让与,则为无权处分新债权人的债权,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第二受让人不能善意取得债权;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若第二次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在先,或者仅就第二次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的,则由第二受让人取得债权,甚至不考虑第二受让人是否知悉债权已经先前被让与给他人。据此可知,该两方面互相矛盾,既然债权发生移转的依据是让与合同,第二受让人不能根据让与通知而善意取得债权,那基于何种法理可以使得让与在后但通知在先情形下的第二受让人能最终取得债权?尤其是在不考虑受让人善意与否的情形下更是无法做出回答。何况,债权让与中通知的公示性相较于物权变动中的交付和登记而言,其公示性明显偏弱,而在公示性较强的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也只能基于善意取得而获得物权,为何债权二重让与中的第二受让人能基于单纯的通知而取得债权?而且,即使在采通知对抗第三人主义的立法例中,如果出现同一债权被两次让与给不同受让人但均未通知的情形,则依然根据债权让与合同的优先顺序决定债权的归属,即适用“让与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19]
  (三)让与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及其评价
  根据前述我国学理第三种观点,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债权的归属采让与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即“登记在先,权利在先”,以债权让与登记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债权归属,让与登记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权。[20]如果只将债权二重让与中的其中一次让与予以登记的,则由该次为登记的受让人取得债权。在让与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尽管债权让与合同一旦生效,受让人则可以从让与人处获得债权,但是受让人若欲对债务人以外的其他第三人主张其为债权人,则必须以让与登记为前提。该种模式实际上是将让与登记作为债权让与对外公示的手段。据此,尽管让与人和第一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合同生效,但是若未予以登记,相反却将第二次债权让与予以登记的,第一受让人不能向第二受让人主张其为债权人。此时,第二受让人可以凭借让与登记对抗第一受让人,即主张其为债权人。同理,当第一次让与后于第二次让与登记的,第二受让人可以其在先的登记对抗第一受让人,即主张其为债权人。若债务人已经向第一受让人为有效清偿的,第二受让人可对第一受让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
  此外,主张该种观点的学者进一步认为,我国《物权法》228条第1款[21]已经规定应收账款债权质权以登记为设立要件,我国《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4号)第5条[22]明确同一应收账款债权重复设定质权的,登记在先的质权人享有质权。这些规定将登记作为应收账款债权质押的设立与对抗要件,既合乎实务需求,又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我国债权让与应效仿债权质押制度,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对受让人的债权归属采“登记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23]
  诚然,在让与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中,债权让与登记的公信力犹如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登记一样,具有很强的公示性,受让人能基于让与登记对他人主张其为债权人。然而,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既然债权发生移转的依据是让与合同,第二受让人不能根据让与登记而善意取得债权,那么基于何种法理可以使得让与在后但登记在先情形下的第二受让人能最终取得债权?显然,该种模式与前述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存在部分相同的疑问。何况,该种学理观点也不否认,若两次债权让与均未登记的,由第一受让人取得债权,即此时依然根据债权让与合同的先后来决定债权归属。[24]
  至于前述学者认为我国债权让与应效仿债权质押的规定,对债权二重让与情形下的债权归属采“登记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笔者认为其存在疑惑之处。因为我国债权让与的规范模式与债权质押规范模式并不相同,前者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债权让与合同有效成立,则发生债权移转的法律效果,此时的债权让与合同作为处分行为,是债权让与的直接依据;后者是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债权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除了签订债权质押合同外,还必须办理登记,才发生债权质押的法律效果,此时的债权质押合同只是负担行为,登记才是债权质押的生效依据。据此可见,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在我国现有立法体系下,在权利的处分层面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规范模式,前者难以准用后者的登记生效与对抗规则。而且,我国其他相关立法也未对债权让与登记做出强制性规定,[25]该种债权让与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在大陆法系立法例中的适用范围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主要集中在大量商业性债权让与的领域。即便是在英美法系立法例中,也不适用于所有情形下的债权让与,如《美国统一商法典》所确立的债权让与登记优先规则仅仅适用于商业性的债权让与,而针对一般的非商业性债权让与,依然适用普通法上的让与通知对抗主义。[26]如果针对所有的债权让与,不分事无巨细而一概办理登记,则需要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和时间成本,不仅浪费社会资源,而且也不符合交易效率。[27]只有在出现诸如法人将其大量商业性债权集合转让给他人的情形下,为了避免对此逐一通知债务人的麻烦,才有必要改采以登记的方式来公示债权让与,从而更好地方便债权融资和促进企业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发展。
  二、我国债权二重让与中权利归属的司法实务考察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同一债权被多次重复让与给他人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该债权在二重让与情形下的归属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与前述我国学理中的第一种观点相同,即采“让与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其典型判例如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彭桢与遂宁市茂园建材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作出的(2017)川09民终347号判决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根旺与宋君、北京鑫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作出的(2016)京03民终2737号判决。[28]其中,(2017)川09民终347号判决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80条第1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在涉及债权多重转让的情况下,通知本身不是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不能以通知作为债权是否转让以及向哪一个受让人转让的标准,债权转让通知仅具有对抗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效力,原则上应当按照债权让与合同的先后顺序确定债权受让的优先顺序。朱某与谢晓红、夏桂香的债权让与合意成立生效于其与彭桢的债权让与合意之前,而且朱某与谢晓红、夏桂香的先前让与金额大于其与彭桢的让与金额,故只能由第一受让人谢晓红和夏桂香取得债权。朱某将已经让与给谢晓红和夏桂香的债权再次转让给彭桢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不能发生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第二受让人彭桢不能取得债权。(2016)京03民终2737号判决也认为,汉科金源公司将其对鑫畅路桥公司的债权分别转让给宋君和王根旺属于债权的多重转让,同时,鑫畅路桥公司确认尚未向宋君和王根旺中的任何一方为履行。因汉科金源公司与宋君的债权转让协议先于其与王根旺的债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根据两次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确定汉科金源公司与宋君债权转让协议优先于其与王根旺的债权转让协议正确,宋君应取得该债权。至于转让通知是否到达债务人,仅发生是否能够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的问题,与受让人是否取得债权无关,故本院对王根旺应以债权转让后通知债务人的时间先后顺序确定受让人优先权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2017)川09民终347号和(2016)京03民终2737号判决,两者在说理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个别细微差异。就相同之处而言,两者均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80条第1款的规定,在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下,通知只是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通知与否并不影响债权从让与人移转给受让人,也不能作为债权归属的要件。相反,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和无形财产权,其本身不具备诸如物权移转的外部表征。故在债权让与上,应以处分意思为主要标准,即让与双方之间的让与合意是债权移转的唯一依据,只要债权让与有效成立,债权主体则发生变更。原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先受让人后,其对债权不再有处分权,无法与其他第三人再次为债权让与合意,可见,原债权与其他第三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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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日]池田真朗:《債権譲渡法理の展開》,弘文堂2001年版。
  {2}李永锋、李昊:“债权让与中的优先规则与债务人保护”,《法学研究》2007第1期。
  {3}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4}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5}Schlechtriem/Schmidt-kessel,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6. Aufl.,Tübingen:Mohr Siebeck,2005.
  {6}W?rlen/Metzler-Müller,Schuldrecht AT,10. Aufl.,München:Franz Vahle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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