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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应用法学》
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重述
【英文标题】 Restatement of the System for Japanese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Trial
【作者】 胡荣胡夏冰
【作者单位】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国民参与司法;裁判员制度;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英文关键词】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justice; referee system; judicial democracy; reform of the people's assessor system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74
【摘要】

日本裁判员制度是独立于大陆法系参审制和英美法系陪审制的新型国民参与司法制度。按照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基本要求,参与案件审理的裁判员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从普通国民中随机抽选;同时裁判员和法官共同参与特定范围的刑事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担任裁判员候选人的门槛很低,大多数国民都有资格担任裁判员;裁判员只能参与审理重大的刑事案件,普通刑事案件由法官直接作出裁判;裁判员和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与法官享有基本相同的职权;建立充分保障裁判员实质性参与司法案件参审程序和机制;国家对参与司法的国民提供严格的制度保护,同时对不履行参审义务的国民以及扰乱参审秩序的行为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经验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英文摘要】

The referee system in Japan is a new system for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justice independent of the assessor system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and the jury system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Japanese referee system, the referees participating in trial should meet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and b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common citizens, meanwhile, the referees and judges jointly participate in trial and adjudication of specific criminal ca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eree system in Japan are: the threshold for candidates for referees is very low, and most of the citizens are qualified to serve as referees; the referees can only participate in trial of major criminal cases, while ordinary criminal cases are directly decided by judges; in the process of trial, the powers of referees are basically similar to those of judges; establishing the procedures and mechanisms to sufficiently ensure judges’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in judicial cases; the state providing strict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for citizens participating in just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strict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those who fail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justiceor disrupt the order of particip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ystem of Japanese citizens participating in criminal trial can offer references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ongoing reform of the people's assessor system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7814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是新时代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并于同日公布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它全面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规定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201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公安部共同制定《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参审案件范围和方式,以及人民陪审员管理等作出具体规范。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员正处于不断完善和改革进程中。随着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人民陪审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仍然会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吸收和借鉴域外国民参与司法制度的有益经验,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推向新阶段。

日本的陪审制度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本世纪初,日本经过广泛调研论证,在废除陪审制60年之后,于2004年颁布了《裁判员参与刑事审判法》,建立了崭新的国民参与司法制度——“裁判员”制度(日本将陪审员称为“裁判员”)。该法在2009年5月正式施行。2015年日本国会对该法进行了局部修订。日本裁判员制度对日本司法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学者称为“日本刑事审判制度的划时代改革”。[1]日本建立裁判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司法背离社会民众普通情感的现象,让案件审理反映国民健全的社会常识,从而保证司法获得更坚固的民意基础,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加符合国民期待,增强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的理解与信任;同时,通过普通民众同法官一起共同参与审理刑事案件,相互协作、共担责任,可以充分体现国民在刑事司法中的主体地位。日本裁判员制度是独立于大陆法系参审制和英美法系陪审制的一种新型国民参与司法制度。

我国和日本同属东亚共同体,两国在法系性质、思维模式和民族性格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近似特征。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改革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进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看待日本近年来不断推行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仔细研究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具体内容,从而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改革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

一、案件范围和适用程序

作为普通民众的裁判员应当参与审理哪些案件?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即在司法的民主性与诉讼的经济性之间进行抉择。国民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和途径。通常而言,普通公民参与审理的案件越多,司法的民主性就会体现得越充分。但是,公众参与审理案件相对于法官审理案件而言会耗费更多的司法成本。由于国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按照诉讼经济性的基本要求,不应当也不可能让每一个案件都采取成本较高的公民参与审理方式。同时,有些案件如果交由普通民众审判,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因此,哪些案件应当由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哪些案件可以由法官直接审理,对此必须有所选择和取舍。日本的做法是,只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或者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才实行裁判员审理方式;除此之外的其他案件不采取裁判员参与审理方式,而是由法官直接审理和裁判。

具体说来,日本裁判员参与审理的案件范围包括两大类:一是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2]的案件;二是除死刑和无期徒刑案件外,因故意犯罪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法定合议案件。[3]日本的法定合议案件,是指法定刑为1年以上刑罚的犯罪案件。也就是说,即使是不能判处被告人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案件,但是如果犯罪行为致人死亡,也应当成为裁判员参与审理的对象。法律的上述规定比较笼统,从审判实践的情况来看,主要包括杀人案件、对现住建筑物的放火案件、强奸致人死伤案件、强盗致人死伤案件、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案件、危险驾驶致人死伤案件、走私毒品案件。[4]日本关于裁判员审理案件的范围,在具体操作中应当说是比较清晰的。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法律对于裁判员审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是一种强制性规定,法院和当事人都不能随意变通,必须遵守执行。这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国家在案件是否实行陪审制审理方面,通常尊重被告人的意愿。

日本法律规定,对于上述案件,原则上应当由裁判员参与审理。但是,在例外的情形下,允许不实行裁判员审理制度。具体说来就是:依据被告人的言行、被告所属团体的主张或者团体其他成员的言行,以及对裁判员候选人或者裁判员进行加害或加害告知等其他情形,认为对于裁判员候选人、裁判员、曾任裁判员或者他们的亲属或者相当于亲属的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有危害或者威胁,或者对于上述人员平和生活有显著侵害危险的,其结果会造成裁判候选人或者裁判员产生恐惧,导致裁判员候选人出席困难,或者裁判员无法执行职务,从而难以选任替代裁判员时,法院应当依检察官、被告或辩护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裁定该案件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不实行裁判员审理。合议庭在作出裁定或驳回当事人申请裁定时,应听取检察官、被告或辩护人的意见。但是,已经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不得参与作出该项裁定。如果由裁判员参加的合议庭已经组成,法院在依职权作出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应当预先听取由裁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长的意见。法院在作出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定时,可以在必要时调查有关事实。裁定应当说明理由。对于法院作出的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定和驳回当事人申请的裁定,当事人可以提出即时抗告。[5]

日本法院在案件是否应当实行裁判员审理方面享有较大的裁量权。如果按照法律规定案件不属于应当实行裁判员制审理的范围,但是法院认为同应当实行裁判员制审理的案件合并审理更为适宜,可以裁定由裁判员合并审理。此时,案件开庭审理应当采取合并辩论的方式进行。另外,日本法律规定,对于应当适用裁判员审判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法院如果认为其辩论与适用裁判员审判案件合并进行较为适当,也可以裁定由裁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合并审理。

有时因为刑法对法定刑的规定发生变更,导致案件是否适用裁判员审理出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日本法律对此作出了规定。对于应当实行裁判员制审理案件的全部或一部分,因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撤回或者变更刑罚条文而超出实行裁判员制审理的案件范围时,此时案件仍然应当实行裁判员制审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考虑到审理的具体情形和其他相关情况,法院认为适当时,可以依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裁定由独任法官或者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

如果案件的诉因(指起诉状明确记载的犯罪事实,以此确定提起公诉的范围)发生变更,导致在裁判员审理案件范围上出现变动,法院对此应当采用何种方式审理?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某些案件在起诉时,不属于上述裁判员审理的案件范围,但是由于诉因发生变更,使得其成为上述案件,此时应当转换审判程序,改用裁判员审理方式;反之,如果原本属于裁判员审理的案件,但在审理过程中发生诉因变更,而不属于裁判员审理案件的范围,此时仍然可以继续实行裁判员审理,不用变更审判方式。[6]

2015年,日本国会对《裁判员参与刑事审判法》进行了修订,规定审理期间较长的案件不实行裁判员审理。这充分体现出日本在裁判员审理案件范围方面的灵活性和实务性。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裁判员制度仅仅适用于审理刑事案件,不适用于审理民事案件。[7]同时,日本裁判员制度只适用于地方法院审理的一审刑事案件,而不适用于上诉案件的审理。由裁判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在上诉程序中应当按照普通上诉程序处理,法律没有专门为裁判员审理案件规定特别的上诉程序。

应当看到,刑事案件二审程序不适用裁判员制度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在裁判员只能参与一审程序审理案件,而二审程序不实行裁判员制审理的情况下,如果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决定推翻一审程序中由裁判员参与作出的裁判结论,是否会导致裁判员制度所追求的司法民主,以及让司法反映民意这一价值目标落空?或者说,裁判员制度施行前出现的法官专断司法的局面,是否会由原来的一审程序推后到上诉程序?实际上,日本刑事诉讼程序设计非常巧妙地化解了这一问题。因为日本刑事上诉审实行的是事后审制,上诉审的审理对象是审查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违法和错误,而不是案件本身。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只能针对第一审判决有无违背法律进行审查和判断;对于事实部分,二审法院只能针对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后所发现的新事实,而不能对一审已经调查的事实再次进行审查。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在一审言词辩论后,出现新事实和新证据,足以动摇原审作出的判决。此时,二审法院应优先考虑将案件发回重审,而不是直接改变原审判决。由于二审法院仅仅审查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后新发现的事实,同裁判员参与审理的事实并未重合;同时,二审法院在发现有新事实和新证据时,将案件发回重审而非直接改判,因此并没有侵犯裁判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权。二审法院如果认为原审程序违法或者法律适用错误等,可以直接予以更改。诉讼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是法官依法享有的专有职权,不属于裁判员的职责范围,二审法院自然可以对此作出决定。这种情况不存在侵蚀裁判员职权的问题。需要讨论的是,二审法院对被告人量刑问题能否直接变更?在日本,对被告人的量刑是由裁判员和法官共同讨论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专断司法。如果二审法院能够直接改变被告人的量刑问题,那么就会丧失裁判员参与审理的目的。所以在解释上,针对被告人的量刑部分,二审法官原则上不能重新考量。[8]这实际上是尊重社会民意与依法适用刑罚之间的价值平衡问题。

据统计,2009年5月自裁判员制度开始实施后,到2016年8月,日本裁判员共对9342名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平均每年约对1350名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2016年8月日本总人口为1.2967亿人)。其中,对56人作出无罪判断,无罪判决率为0.6%;对28人作出死刑判决,死刑判决率为0.3%;对176人作出无期徒刑判决;上诉、抗诉案件被告人有3263人。[9]

二、合议庭的组成

日本实行裁判员审理案件,通常由3名专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3+6型)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且由1名专业法官担任合议庭的审判长。这种合议庭组成结构反映了日本对裁判员审理案件的精巧构思。首先,合议庭适当数量的组成人员有利于裁判员能够实质性地参与案件审理。因为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数量控制在10人以内,这样能够让每一位合议庭成员,特别是其中的裁判员,都有机会充分发表对案件审理的观点。如果合议庭组成人员数量过多,那么就可能会导致裁判员没有充裕时间详细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造成案件审理时间拖延,降低司法效率。因此,需要对合议庭组成人数进行适当限制,9人制合议庭较为适宜。其次,合议庭中裁判员人数多于法官能够更加充分反映国民感情。在由裁判员参与组成的合议庭中,如果裁判员的人数少于法官人数,那么,就会很容易形成法官干预和控制裁判员意志的局面。因此,为了在案件审理中体现社会民众的情感,合议庭中裁判员的人数应当适当多于法官的人数,这样可以防止法官对裁判员的意志产生不当干预。日本在构建有裁判员参与的合议庭中,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让合议庭中法官人数少于裁判员人数,以便防止裁判员在表达意见时受到法官干扰和左右。最后,合议庭组成中包含3名法官有利于保证法官对法律问题作出正确处理。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会涉及一些诉讼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按照规定,这些问题应当由法官负责处理决定,裁判员不应当参与。法官在处理诉讼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时,由合议庭成员中的3名法官共同研究,共同作出处理决定。如果合议庭成员中只有1名或者2名法官,那么就难以防止他(们)在决定诉讼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上出现独断,或者无法形成多数意见。考虑到裁判员制度适用的对象都是重大的刑事案件,由3名法官共同决定诉讼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显然比由1名或者2名法官处理更为慎重和适当。好饿但是不想动

但是,在日本,并非所有由裁判员参与审理的案件都是采取3名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合议庭的结构形式。有些案件双方当事人没有什么争议,此时可以考虑简化合议庭的人员构成,由人数较少的法官和裁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这样既能保证国民能够参与司法,同时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案件审判效率。根据日本法律规定,按照审前准备程序整理出的争点和有关证据,如果控诉方、被告人和辩护人对起诉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时对合议庭的组成形式也没有不同意见,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内容及其他相关情形,以合议方式作出裁定,由1名法官和4名裁判员(1+4型)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此时,法官为合议庭的审判长。因为通过审前准备程序,当事人可以基本上了解案件是否存在争点。一般认为,即使是重大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对案件事实没有提出争议,在法律解释和诉讼程序方面也不存在问题的话,可以适用较小规模的合议庭(1+4型)审理。[10]在小型合议庭组成前,由法官处理案件有关事项。法院应当在裁判员选任程序期日前,作出由小型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定。如果根据被告的主张、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情况,法院认为案件不宜由小型合议庭审理时,可以裁定取消小型合议庭审理模式,将案件改为由9人(3+6型)合议庭形式进行审理。这种合议庭组成方式的灵活性,反映了日本对裁判员审理案件的务实精神。

三、裁判员的职权

按照日本法律规定,裁判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独立行使职权,不受法官和其他个人及社会团体的干预和影响。裁判员依据对有关证据的判断,凭借日常情感经验,以及自己的内心良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并就法律适用问题和被告人的量刑问题提出意见。

在日本,法律赋予裁判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与法官具有相同的职权,裁判员和法官一起审理案件,共同认定案件事实,共同决定法律适用问题,共同确定被告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所以,日本裁判员与法官具有同样权力,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量刑的权力。也就是说,认定被告有罪、无罪,适用法律以及量刑,这些都是由裁判员和法官共同评议作出的。但是,对于涉及法律解释和关于诉讼程序问题的判断,以及其他不宜由裁判员决定的事项,应当由合议庭法官作出评议决定。这是专属于法官的职权。因为这些问题是较为复杂的专业性问题,有的需要作出迅速决断,交给非法律专业人士的裁判员处理并不恰当。因此,当法律解释或诉讼程序出现争议时,应当由法官进行评议决定,但审判长有义务将评议的内容与结果告知裁判员。

日本关于裁判员职权的规定,显然不同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但是,也不完全等同于法德等代表的参审制。陪审制国家的陪审员只负责认定案件事实问题,不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处理;参审制国家的参审员同法官职权完全相同,既认定案件事实,又决定法律适用问题,并且参与决定法律程序问题。

为保障裁判员依法履行职权,日本规定了裁判员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按照日本法律规定,裁判员和候补裁判员[11]有权领取旅费、每日津贴及住宿费。裁判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应当依法公平诚实地执行职务,不得泄露履行职务所获知的秘密,不得有损害审判公正性的行为,也不得从事有害其职位的行为。为此,日本建立了相应的保护和惩罚机制。

四、裁判员的选任资格

为充分体现裁判员选任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切实让国民参与司法活动,日本对裁判员选任资格的要求十分宽松,限制很少。凡是具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权的公民,都有资格成为裁判员候选人。在日本,年满20岁以上的公民都具备众议院议员选举资格。因此,20周岁以上的日本国民都具有裁判员的选任资格。

按照日本法律规定,下列人员不具备担任裁判员资格(“不适格事由”):(1)不具有担任国家公务员条件的人员,具体是指:被宣告禁治产;受到免职处分的人,免职处分未经过两年;加入主张暴力推翻日本政党等。禁止不具有担任国家公务员资格的人成为裁判员,主要是因为裁判员在参与案件审理期间,行使国家司法权,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

因此,裁判员候选人必须符合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担任公务员消极资格限制的基本要求。(2)未完成学校教育法所规定的义务教育。但是,具有与完成义务教育同等以上学历的,不在此限。国民参与司法,虽然不要求其具有法律知识,但必须具有基本的现代公民知识,以便保证其能够对案件作出正确审理。有的公民尽管未接受义务教育,但如果具有与接受义务教育相当的学识能力,也应当认可其具有裁判员资格。(3)曾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4)因身心障碍而不能有效执行裁判员职务。

为避免法律专业人士的司法专断,实现真正让普通民众参与国家司法,日本法律规定了裁判员不得就职的事由(“禁止就职事由”),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就任裁判员职务:(1)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可以担任裁判员,但在会议期间有权拒绝担任裁判员);(2)国务大臣;(3)国家行政机关职员(公务员);(4)法官及曾任法官;(5)检察官及曾任检察官;(6)律师及曾任律师;(7)专利代理人;(8)法律代书;(9)公证人;(10)执行司法警察职务者;(11)法院的职员(兼职者除外);(12)法务省的职员(兼职者除外);(13)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都道府公安委员会委员及警察(兼职者除外);(14)具有法官、候补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资格者;(15)在学校教育法规定的大学或者研究所的法学教授或者副教授;(16)司法训练所的学生;(17)都道府知事及市町村的首长;(18)自卫队官员。另外,公民如果被以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名起诉,诉讼事件尚未终结,或者正在遭到逮捕或者羁押的,也不能担任裁判员。从这些规定来看,公民担任裁判员的禁止就职事由有以下两大类型:一是基于国家司法、立法、行政等权力分立和相互独立而进行的限制,包括国会议员、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官员等,他们都因行使国家公权力而被禁止担任裁判员候选人;二是基于参与司法主体的非专业性要求而进行的限制,这主要是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民不能担任裁判员,包括司法体系服务的人员,如法官、检察官、警察等,以及有法律专业的律师、公证人、法律系教授等,甚至正在受司法官训练的学生也应当在排除之列。

此外,2015年日本国会对《裁判员参与刑事审判法》进行了修订,规定受灾地区的居民不参加抽签选任裁判员,免除了受灾地区的居民参与案件审理的义务。

日本认为,担任裁判员是国民的义务,但同时也是国民的权利。因此,社会民众在特定情形下放弃担任裁判员的权利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适当认可。[12]但是,为了防止社会民众动辄以各种理由拒绝担任裁判员,避免出现任意辞退裁判员的现象,日本对裁判员“辞退事由”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辞退裁判员:(1)年龄在70岁以上的;(2)地方议会议员(限于会期中);(3)依学校教育法规定的学校学生(限于必须专职在学者);(4)过去5年以内曾担任裁判员或者候补裁判员的;(5)过年3年以内曾被选为裁判员候选人的;(6)过去1年以内担任裁判员候选人,依法在选任日期出席的(但按规定未被选中者除外);(7)在过年5年以内依法担任检察审查员[13]或者候补检察审查员;(8)具有以下事由或者其他法定的不得已事由,而难以执行裁判员职务,或者在裁判员选任日期出席有困难的:①因重度疾病或者伤害导致出庭有困难的;②对同居亲属负有养育义务,如果不对其养育,同居亲属的日常生活就会陷入困难的;③从事事业经营的,如不亲身处理,将可能对事业造成显著影响的;④出席父母的丧礼或者其他社会生活上的重要事务,而无法按时出席选任的。

上述情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类型:一是年龄因素;二是职权冲突;三是求学因素;四是曾担任裁判员(主要是为了防止给民众造成过重负担);五是曾担任检察审查员(检察审查员与裁判员具有类似的职权与义务);六是生理因素(生病、怀孕等);七是照护因素(必须照护或养育亲人);八是交通因素(住所到法院存在交通困难);九是礼仪因素(遇有父母葬礼或亲族结婚等事由)。[14]

日本规定了担任裁判员与事件相关的不适格事由(“回避事由”),即具有以下事由之一的,不得在该事件中担任裁判员职务:(1)案件的被告或者被害人;(2)案件被告或被害人的亲属或者曾经为其亲属;(3)案件被告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辅佐人、辅佐监督人、辅助人或辅助监督人;(4)案件被告或被害人的同居人或受雇人;(5)事件的告发者或者请求者;(6)证人或者鉴定人;(7)案件被告的代理人、辩护人或者辅佐人;(8)在该事件中执行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务者;(9)在该事件中执行检察审查员或候补检察审查员职务,或者以候补检察审查员身份旁听检察审查会议者;(10)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就该事件发回或移送情形,曾经参与原判决或有关审理的调查活动,但如果仅仅担任受托法官,不在此限。

日本还规定了担任裁判员“其他不适格事由”,即除上述规定的情形以外,法官认为有可能对案件进行不公正审理的人,不能担任该事件的裁判员。这显然是一个兜底条款,它赋予法官在选任裁判员和候补裁判员时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上述裁判员选任资格、不适格事由、就职禁止事由、辞退事由、与事件有关的不适格事由,以及其他不适格事由,均适用于候补裁判员。

五、裁判员的选任程序

日本裁判员的选任程序相当细致和严谨。其具体程序是:

1.法院通知地方选举委员会。地方法院最迟在每年的9月1日前,将第二年案件审理所需要的裁判员候选人的人数,按照管辖区域内的市町村人口比例分配,通知市町村选举委员会。裁判员候选者的人数,由地方法院根据裁判员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其他有关事项决定。

2.制作裁判员候选人预定名册。市町村选举委员会接到法院通知后,在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人名册中,以抽签方式选定通知要求的人数,同时按照选举人名册所记载的姓名、住所及出生年月日,制作裁判员候选人预定名册。市町村选举委员会最迟应在当年的10月15日之前,将裁判员候选人预定名册送交地方法院。

3.制作裁判员候选者名册。地方法院收到裁判员候选人预定名册后,在12月底前制作裁判员候选人名册,名册中应当记载裁判员候选人的姓名、住所及出生年月日。地方法院如果知道裁判员候选人死亡,或者裁判员候选人不具备选任资格,或者具有不适格事由或者禁止就职事由,应当将其从裁判员候选人名册中删除。市町村选举委员会如果知道裁判员候选人预定名单中的裁判员候选人死亡或者丧失众议院议员选举权时,应当通知地方法院。据统计,具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权的国民进入裁判员候选人名册的比例约为1/300,且每年必须重新制作名册。日本每年做出的裁判员候选人名册,其人数约为295000人。日本第一审法院约有10万件的案件数量,约有3%,即3000件能够成为裁判员审理的案件。以一个案件要有6位裁判员及2位候补裁判员参与审理计算的话,一年约有24000位国民参加选任。平均而言,一般公民中选的概率约为1/4000。由于重复参与者很少,有学者统计,日本公民一生中可能参与案件审理的机率为1/67。这个比例意味着所有的日本国民能够成为裁判员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15]

4.补充裁判员候选人。地方法院在收到裁判员候选人预定名册的第二年,认为有必要补充该年度裁判员候选人时,应当将需要补充的人数,依照市町村人数的比例分配后,及时通知市町村选举委员会。市町村选举委员会应当迅速将追加的裁判员候选人名册送交地方法院。

5.通知裁判员候选人。裁判员候选人名册完成后,地方法院应当通知名册中记载的裁判员候选人。通知时,法院应当向裁判员候选人送达关于裁判员制度的说明书,以便裁判员候选人提前对裁判员制度有所了解。裁判员候选人名册的有效日期为1年。在这1年内,裁判员候选人名册中的人选,都有接受法院召集的义务。裁判员候选人被选出后,应当了解有关裁判员制度的规定,从而更好地履行职责。

6.抽选裁判员候选人。如果案件已经确定第一次审判期日,法院应当裁定是否设置必要人数的候补裁判员。法院在作出该项裁定时,根据预计的审判时间,决定应当传唤的裁判员候选人人数。法院从裁判员候选人名册中,按照比例以抽签方式随机选出裁判员候选人。但是已经在该年度经过法院传唤,并在裁判员选任日期出席的,不得再次被选任(裁定不选任的除外)。法院在抽签选定裁判员候选人时,应当通知检察官和辩护人在场,目的是为了保证抽签程序的公正性。

7.传唤裁判员候选人。抽选出裁判员候选人后,法院先进行意愿通知,听取裁判员候选人是否参选的意见。如果有人提出辞退申请,法院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辞退。如果裁判员候选人意愿参选,法院要求其填写质问票,以调查是否具有形式上的资格,如是否接受国民义务教育、是否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等。经书面填写筛选后,即进入实质的选任程序。法院确定裁判员和候补裁判员的选任程序日期,并传唤经过筛选后剩余的裁判员候选人。法院传唤应当以传唤书的形式向裁判员候选人送达。传唤书应当记载出席期日、地点,以及对不出席选任日期的处罚措施及其他有关事项。在送达裁判员候选人传唤书日期和裁判员等选任程序日期之间,应当给裁判员候选人必要的考虑时间,以便其决定能否参加选任程序。法院按照规定传唤后,在裁判员候选人出席选任程序日期之前,认为裁判员候选人在从事职务预计期间,有不具备裁判员资格或者具有消极事由的,应当直接取消对该裁判员候选人的传唤。法院取消传唤时,应当迅速通知该裁判员候选人。法院在裁判员等选任程序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追加传唤必要人数的裁判员候选人。

8.裁判员候选人的出席义务、旅费等。受到传唤的裁判员候选人,必须在裁判员等选任程序日期到场参加选任。对出席的裁判员候选人,应当按照规定给予旅费、日津贴和住宿费。裁判员候选人出席选任程序日期后,法院应当将其从裁判候选人名册中删除。但因具有辞退事由而法院裁定不选任的裁判员候选人除外。

9.质询裁判员候选人。裁判员等选任程序前,法院应当以质问票的形式对其进行质问,目的是为了判断裁判员候选人是否具备裁判员资格或者具有消极事由,以及其是否具有不公平审判的可能。裁判员候选人在裁判员等选任程序日期前收到质问票后,应当依据法院的指示,寄送或亲自返还质问票。裁判员候选人不得在质问票中进行虚伪记载。

10.开示裁判员候选人有关资讯。审判长最迟在裁判员等选任程序日期的前两天,将已传唤的裁判员候选人名册,送给检察官和辩护人,并让其阅览裁判员候选人提交的质问票复印件。值得指出的是,法院设有裁判员制度询问处,解答民众有关裁判员制度的疑问。日本最高法院和总务部也设有专门网站,并使用影片与动画等极为通俗的方式,介绍裁判员制度的有关资讯,即便不懂日文,也能了解其中的大致内容。

11.裁判员等选任程序的参加者。法官及法院书记官应当出席裁判员等选任程序,检察官和辩护人也必须参加。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知被告人参加裁判员等选任程序。

12.裁判员等选任程序的方式。裁判员等选任程序不公开进行,由3位审理本案的法官主持,审判长指挥。法院依申请作出不选任裁定时,应充分考虑其他裁判候选人的心情,尽量不要在裁判员候选人面前作出。当天不能完成选任程序的,法院可以另定日期,继续进行裁判员等选任程序。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13.质问裁判员候选人的方式。裁判员等选任程序中,审判长为判断裁判员候选人是否具有裁判员资格或者是否有担任裁判员的消极事由,或者有不公平审理的情形,可以对裁判员候选人进行必要质问。法官、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也可以请求审判长对裁判员候选人进行必要质问。裁判员候选人对于质问,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陈述,也不得进行虚伪陈述。法院认为裁判员候选人在从事职务预定期间,不具有裁判员资格或者有担任裁判员的消极事由,或者具有不公正审判可能的,可以依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作出不选任该裁判员的裁定。如果裁判员候选人具有不公正审判可能的,辩护人也可以请求法院作出不选定裁定。此时,辩护人提出的请求不得与被告人明确表示的意思相反,目的是为了尊重被告人对裁判员候选人的选择权和判断权。法院作出驳回请求的裁定,应当说明理由。

14.申请异议。对上述驳回请求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异议。异议申请应在作出选任裁判员或者候补裁判员裁定前,向原审法院书面提出,或者在裁判员等选任程序中以口头方式说明申请意旨及理由;也可以在收到裁定或口头申请时起24小时内提出即时抗告。收到异议申请的法院,应当由合议庭作出裁定。

15.申请回避。检察官和被告人各有4人无须附理由的剔除权(当合议庭中裁判员为4人时,可以对3人提出不附理由的剔除权)。除此之外,在设置有候补裁判员的场合,检察官和被告人提出不附理由的剔除权人数,在应选任候补裁判员人数为1人或者2人时,各自为1人;在应选任候补裁判员人数为3人或4人时,各自为2人;在应选任候补裁判员人数为5人或6人时,各自为3人。法院对不附理由的剔除权请求,应当作出不选任裁定。在名额用完以后,当事人如果还要剔除,则必须附加理由,由审判长决定是否剔除。如果裁定驳回剔除申请,当事人可以在24小时内提出即时抗告。[16]辩护人可以为被告的利益不附理由地申请裁判员候选人回避,但不得违反被告人明确提出的意思表示。经过质问后,法院决定裁判员候选人是否适任。

16.作出选任裁定。法院以抽签方式,从余下的出席裁判员候选人中,裁定选出6名裁判员,与3位法官组成合议庭。在设置有候补裁判员的场合,从剩余的裁判员候选人中,裁定规定人数的候补裁判员(最多6名),并确定替补顺序。对于其他裁判员候选人,由法院作出不选任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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