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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人格物”的司法困境与理论突围
【作者】 冷传莉【作者单位】 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关键词】 人格物;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人与物的二分模式;民事权利客体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41
【摘要】 以首例冷冻人体胚胎继承案为代表的诸多司法案件凸显出,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已不再泾渭分明。人格权与财产权的融合、联动乃至冲突日趋频繁并渐进为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人格物”的提出不但彰显了此类物的特定价值与保护要求,同时揭示出现行民法规范所无法协调的物上并存物权与人格利益的现实状况。基于此,区分民事权利客体与民事权利对象,在理论上重新界定民事权利客体,在立法上适度突破传统民法语境下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形式二分结构,以此寻求“人格物”上双重利益保护的民法机理与法律适用进路,对有效弥补传统民法对物权现象观察不足、突破民法传统思维体系中人与物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修正人格与财产之间的割裂关系、并进而彰显我国民法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具有重要意义。
【英文摘要】 Taking China’s first case of frozen human embryo inheritance as the representative,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roperty relationship adjusted by the Civil Law are no longer entirely distinct. The integration, linkage and even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ity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law. 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specific value and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personhood property”,but also reveals the reality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ersonal interests cannot be coordinated by the existing civil law. Based on the above, in order to seek the mechanism and the approach of application of law of the dual civil interest protection on personhood property, we should redefine the object of civil rights in theory to distinguish the object of civil rights from subject matter of civil rights, and break through the form of binary structure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 and property right in context of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is proposi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observ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 phenomenon in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to revi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roperty,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binary separation theory, and then highlight the epochal character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civi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236    
  引言
  如果我们不是从法律的逻辑来看待生活,而是从生活的逻辑来看待法律,就不难发现,民法的实质其实是深入市民社会察看、寻觅并提炼出的人们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及理想生活中所冀盼的法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程日渐深入并开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民事权利的内涵与外延也得以丰富和扩张,人们对人之权利的理解连同对物之利益的主张都超出了传统民法所预设的范围和想象。“人格物”作为一类特殊的物或财产,早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此类物中蕴含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复杂现象,体现着一般物所不具备的伦理与道德的要素。[1]随着这类物的各种新型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涌现,与之相关的法律实践需求接踵而至,鲜活的司法案例开始不断突破传统民法的调整框架并成为检验、修正并发展民法固有理论与规则的依据之一。而当一类无法为现有通识规则或固有理论解释的现象时,民法学研究应当首先梳理此类现象与深藏其中的真实本源之间的对应关系,回顾并反思这一理性抽象之本源被创设并适用的正当性。有时,唯有发展并赋予原有本源以新的涵义,才能反映业已出现且可预见的某类民法现象的发生与演变。此举无疑步履维艰,或需以新的思维发展旧的思维,或需以新的理论取代旧的理论,均须以连根拔起式的批判克服传统理论之弊,推陈而出新。而新的思维或新的理论一旦被确立,新的观点和表达方式则会应运而生,生动而丰富多彩的民法现象即得以揭示并合理阐释,缘于旧理论所滋生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诚如王泽鉴先生所云:“我个人深信,法学界亦有真正的发现,从此观点去了解具有持续性认识作用的法学上高度成就,实在深具意义”。[2]
  一、首例冷冻人体胚胎继承案引发的司法困惑
  2014年我国首例冷冻人体胚胎继承权纠纷案将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及其特殊的处置规则以前所未有的载体形式引入社会讨论和学术研究的视野。2012年9月,该案中的夫妇因不孕不育在南京鼓楼医院进行体外受精人工生殖手术,治疗中医院将4枚受精胚胎冷冻保存以备胚胎移植,双方约定:医院对冷冻胚胎的保存期为1年,如超期未续费,医院可丢弃胚胎。但该夫妇于2013年3月发生车祸双双遇难,双方父母主张这4枚冷冻胚胎应由其监管、处置。一审法院认为胚胎是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物,不能像一般物一样任意继承或转让,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则选择回避胚胎的民法定性这一争议,根据伦理、情感、特殊利益保护等考量因素改判4枚冷冻胚胎的监管权与处置权归其双方父母。[3]本案两审判决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阙如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逻辑起点,作出了两个结论完全相悖的裁判,其中二审法院似乎更注重契合社情民意,并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突破了法律教义学的逻辑与约束,但冷冻胚胎的法律定性、归属、处置等理论与司法难题仍存巨大争议。
  传统民法历来贯彻“人”和“物”二元分立的思想,学界对冷冻胚胎的属性界定也大多沿袭这一基本思路,主要存在“主体说”“客体说”“中间说”的分野。
  “主体说”认为人之胚胎的生命始于受孕,[4]因此冷冻胚胎属于限定的“人”之范畴。[5]美国的Davis v. Davis一案对这一问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一审法院认为被冷冻的受精卵实际上是自然人。[6]这一观点尽管有利于保护人的身体的完整性,并充分尊重冷冻胚胎未来发育成人的可能性,可较好地实现保护目的,但却可能导致不完全意义上的人与完全意义上的人之利益冲突。在人的属性的选择模式下,必然要求尊重冷冻胚胎作为“人”的生命权与人格尊严,这对相关医学与科学研究也将带来更多的限制与约束,由此可能间接导致患者通过这类研究获得康复治疗和孕育后代的权益受损;而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民法既定理论,也使冷冻胚胎系法律主体这一论点在我国民法学理上具有难以克服和逾越的障碍。且将冷冻胚胎认定为法律主体之论点也与常人认知不尽相符。
  “客体说”又可分为物权客体说与人格权客体说。物权客体说认为冷冻胚胎属于物权客体,其中又包括“一般物”与“特殊物”两种观点,前者将冷冻胚胎视为不能承载人格的、没有生命的一般物,其弊端在于:1.虽然冷冻胚胎发展成“人”的可能性甚微,但不能完全否认其成为“人”的潜能,且其上附着一般物所不具备的人格利益,将其作为“一般物”忽略了此类物的特殊性,不利于周延保护;2.一般物可以转让,但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都明文禁止人体器官的自由转让,冷冻胚胎不具备一般物之通性。将冷冻胚胎定位为“特殊物”的观点则注意到此类物上的人格与伦理要素,认为应对其予以特殊对待,[7]前述美国Davis v. Davis案中,上诉法院即认为应将冷冻胚胎视为特殊的财产,但须给予其作为潜在的人的尊重,以此区别于纯粹的财产。[8]人格权客体说认为冷冻胚胎不属于物,而是人格权的客体——人格利益。这一观点虽然重视胚胎的伦理属性,但却忽视了胚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及其所附着的相应财产利益。
  “中间说”则认为主体说与客体说均难以概括冷冻胚胎的特性,冷冻胚胎一方面不具备人的生命特征,另一方面又存在发展为人的可能性,因此其既不同于人,也不同于物,[9]但对在民法人与物的基本划分结构下如何确定其归属之问题却语焉不详。
  据此可见,在我国传统民法人与物清晰的二分框架下,冷冻胚胎的定位似乎进入了两难境地。“中间说”与“特殊物说”虽然充分考虑到冷冻胚胎兼具“人”与“物”的独特属性,但前者在传统理论的禁锢之下无法为冷冻胚胎何以融入现行的民法体系提供解释,后者亦受限于人格与财产严格区分的观念,在物权保护路径下难以兼顾物上人格利益的保护。
  冷冻胚胎的性质争议直接决定着其是否具有可继承性,“冷冻人体胚胎继承权纠纷案”中两审法院对其权利归属认定不一、判决结果大相径庭便是这一争议的具体体现。主张冷冻胚胎可以作为遗产的观点以冷冻胚胎的物之属性为基础,认为其应遵循物的继承规则,自其所有权人死亡时起,作为被继承人的可继承财产。与该观点类似,2014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对夫妻死亡后留下11枚冷冻胚胎,且未立遗嘱并与医疗机构没有约定,法院判决这对夫妻之子取得该胚胎的处分权。[10]主张冷冻胚胎不可继承的观点则从其蕴含的未来生命特征出发,认为其不属于财产范畴,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
  至于冷冻胚胎的处置问题,澳大利亚的Rios夫妇案件曾引发广泛争议,Rios夫妇经体外受精形成两枚胚胎并冷冻保存,后该夫妇在一场飞机事故中遇难。沃勒委员会建议,Rios夫妇对冷冻胚胎并不享有所有权,二人应在受精前决定胚胎的处理,可以将多余胚胎捐赠给其他不孕夫妻或予以销毁。最后法院从对胚胎最有利的原则出发,判令将受精胚胎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待其出生后继承Rios夫妇的财产。[11]美国、爱尔兰等国家的司法中对冷冻胚胎的处理大致与该案做法相似,主要通过医院与病人的合意进行规范,包括存储、销毁、科研、捐赠给其他夫妇等,当没有事先约定时则须进行利益衡量。[12]近年,我国发生了首例夫妻一方废弃冷冻胚胎的侵权赔偿案,夫妻双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美国某州立医院做了试管婴儿手术。手术中存活了6个受精胚胎,妻子移植了其中一个,剩余5个胚胎,双方委托该医院储存保管,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协定每半年须续费一次,否则由医院毁弃。后因妻子意外流产,双方婚姻遭遇危机,因为男方拒绝续费,存放在医院的5个胚胎半年后被院方销毁。女方事后方得知这一消息,她认为胚胎是爱情的结晶和情感的寄托,男方的做法使其精神遭受重创,故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胚胎承载着情感因素,男方废弃胚胎给女方造成精神损害,构成侵权,判决支付女方精神抚慰金3万元。[13]美国学者Carl H. Colemn对这类问题主张采共同合意模式(mutual contemporaneous consent),否认事前指示的约束力,认为欲对冷冻胚胎进行处理须夫妻双方达成处置协议,若未达成则由医院继续存储。[14]当然这一方式也会给医院增加不当负担,且可能导致冷冻胚胎权属不明的状态持久存续。
  由此可见,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不同的法律传统,在各自的法律制度体系与司法制度的背景下,对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界定不一,并由此造成在其归属与处分问题上的分歧。而鉴于“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15]的基本判断,尽管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案例,却难以在共同预设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并寻找相同答案,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可以甚至必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终究需要在我们自身生活的经验法则基础上和我们所吸纳并有所创造的法学理论中作出解释与回应。
  二、物上人格利益观察与“人格物”的内涵
  现代社会生活中,物上承载人格利益的现象其实已并不鲜见,冷冻胚胎案也不仅仅是偶然的司法特例。法学意义上“具有人格利益的物”源于客观实在,其现象与内涵需进一步揭示并深入分析。
  (一)物上人格利益现象的观察
  物上人格利益的发现可以说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在物质需求被满足之后进而追求精神需求的愿望,这种现象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日益增多。例如:引发广泛关注的“钱钟书书信拍卖案”中的名人书信手稿,法院认为其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但也承载了隐私这种人格利益;[16]“北京金立恒达供暖公司与周珏等财产损害赔偿案”中的婚房,法院认为其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17]“邢某诉邬某等财产损害赔偿案”中的电脑资料,法院认为涉案的电子学术资料具有人格纪念意义;[18]“肖某与杨某等一般人格权案”中的祖坟,法院认为其是缅怀祖辈与情感表达的一种特定载体,具有人格象征意义。[19]上述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对物的认识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物”,更为重要的是,对上述各“物”的损害赔偿范围也不仅仅及于“物”之本身,还延及“物”上所承载的“人格象征意义”,且其中对后者的保护更为突出并渐成趋势。应当指出的是,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并不限于上述种类,它应当是物与人格利益相结合的一个类型集合体。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这类物的具体形态和表现形式亦开始出现变化,如:生物科技的发展让冷冻胚胎的存储和利用成为可能,其具有潜在的生命特质且含有遗传信息,在特定情况下还承载着精神慰藉、情感寄托等人格利益;摄影技术的进步使照片的载体形式不再单一,数字照片因具有可复制性且成本低,一般不符合人格物的条件,但在特殊情况下不排除成为人格物的可能。如“刘波等诉赵彦人格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原告在被告处拍摄的孕期照、出生照等以数字形式存储的照片之灭失亦可引起人们精神上或心理上的负面反应,故也可将其视作人格物予以保护。[20]
  鉴于人类想象的有限性和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性,加之人们对人格利益认识的不断深入,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将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并被要求反映在民法制度和民法实践中。从法律最终应服务于人之幸福的角度出发,作为法律范畴的“人格物”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了我国民事司法、立法和理论研究者的面前。
  (二)物之概念与“人格物”
  人格物现象不但体现在立法与司法中,也引起了国内民法理论界的关注。目前,除笔者对“人格物”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之外,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力图从学理上予以证成。笔者认为,“人格物”这一概念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此类物之特征,宜将其界定为承载着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一方面,其属于物的一类;另一方面,其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
  1.“人格物”系物的一种类型
  我国民法学界关于物的概念迄今尚未统一,[21]从通说来看,要成为民法上的物,一般须具有独立性、有体性、确定性、可支配性、可为权利客体性等。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物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如无线电传播并不需要介质,但根据《物权法》50条规定,无线电属于物的一种。因此,物不一定要具备物质性与有体性。前述钱钟书先生的私人书信承载隐私利益但同时具备物之一般特征,而“冷冻胚胎”则因其独有的形态超越了一般人对物的理解,但根据社会经验常识以及医学治疗专业知识,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胚胎亦符合上述物的一般特征,所以人格物首先为“物”,其次才是其上的人格利益。
  2.“人格物”须负载一定的人格利益
  对何为人格利益,学界少见一般性定义,多对何者能为人格利益进行列举说明。如杨立新教授将人格利益概括为“人的伦理价值具体化”,具体包括人的整体伦理价值与具体权利要素,如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22]张新宝教授认为,除了已经被类型化的隐私权、名誉权等之外,人格利益还应关注某些精神利益,如宗教情感、文化情感、家庭情感、风俗情感等;[23]姚辉教授在对利益与权利、利益与法益进行比较之后,认为人格利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如生命、自由、姓名、名誉、隐私等;其二则指存在于民事权利之外但仍然受到民事法律保护的与人格的存在或维护相关的所有人身或财产利益,如死者人格利益等”。[24]该概念对人格利益的界定较为周延,一是指明了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人格利益相关的具体内容;二是抽象出人格利益的一般性原则,即与人格的存在或维护相关的所有人身或财产利益均可被视为人格利益,这就将今后有可能出现的人格利益都纳入考虑范围。
  笔者以为,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包括我国《民法总则》109条规定的一般人格利益与第110条规定的具体人格利益。前者指体现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尚未类型化为具体人格权的人格利益,是与人身和人的情感相关的各类利益的总括,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以此才能应对不断出现并提升的人们对精神利益保护的要求;后者指已被类型化为具体人格权的人格利益,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姓名、名誉、肖像、隐私、婚姻自由等具体人格利益。
  (三)“人格物”的基本内涵
  物与人格利益的交融现象使人格物呈现出特有而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如下:
  1.“人格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专属性
  人格物是与人的情感密切相联的物,人的情感因个体差异而独一无二,因此人格物作为特定物是不可替代物且表现出专属的特征。如一枚婚戒被遗失,重做一枚相同的戒指无法弥补婚戒所有人的精神损害。人格物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决定了其具有不可复制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已可实现高精度的复制甚至克隆,例如,科学家可以根据宠物狗的细胞克隆出一条外观一致的狗,但因其缺少与主人长期生活的经历而难以与主人进行有效互动,从而无法给主人以精神慰藉。人格物的这一基本特征也使得其在受损时难以确定赔偿的具体额度。如在“张长荣等诉吴贵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侵权行为使原告所有的两只寿材损毁,对其造成了心理上和肉体上的无形痛苦,故酌定2000元精神损害金。[25]法官的客观判断依据十分模糊,与一般物的损害赔偿在价值衡量上有明显差异。
  2.“人格物”是人格的物化与物的人格化的结果
  首先,人格物的生成是人格物化的结果。人格本应依附于人本身而存在,人格物中的人格却是依附于特定的物而存在。例如,婚庆照片所蕴含的人格因素附载于照片而呈现出特殊意义;又如,人体器官、体液或冷冻胚胎因脱离人体而成为人格物,在“李丽芳诉北京丰台医院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被告丰台医院未向原告李丽芳告知医院保管胎盘的时限,导致李丽芳的胎盘因超过48小时未取而被医院处置无法找回,无法按照其家乡风俗处理胎盘,给李丽芳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应予以赔偿。”[26]其次,人格物反映物的人格化。特定人的人格利益附着于普通物之上,进而使该物成为人格物。如在“郭秋实等诉辽宁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所丢失护照上的旅游签证及出入境记录是原告夫妻的情感经历的见证,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27]上述物均因渗入特定人的人格利益而成为人格物,反映了物之人格化的过程。
  3.“人格物”权利主体具有复杂性
  普通物的权利主体常常是确定的,尽管可能存在共有的情况,但通常较为明确。人格物的人格利益主体不易辨识,有时甚至还很隐蔽。例如祖传物品、祠堂等与家庭有关的人格物,其权利主体常常是复杂的、难为外界所知悉或判断,正如前述“钱钟书书信拍卖案”中杨绛女士的权利主张可能也不在李国强的预判之内,这无疑会加大人格物保护的具体法律规则的设计难度。在司法实践中,此类物的归属也极易产生争议,如“程秀芳诉郭玉峰、郭金玺返还原物纠纷案”中,原被告为同一宗族,郭玉峰借走宗谱三册交予郭金玺誊录,在此期间,宗谱被盗。被告以宗谱是所有郭姓宗族的文化遗产,并非原告私有财产为由提出抗辩,法院认为,郭金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该宗谱原为原告的丈夫所有并保管,其去世时将该宗谱交付原告,因此认定该宗谱为原告的合法私有财产。[28]但在“明朝兵部尚书许弘纲父母遗像案”中,法院却认为遗像应当归属于整个许氏家族所有,而不能由任一子孙单独享有。[29]
  4.“人格物”反映的是人格要素与财产要素两个因素的有机结合,统摄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等多重权利
  现代民法体系建构于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的二元论基础之上,民事权利的类别与体系也由此相应地表现为人作为主体所必需的人格权及物作为主要客体所产生的物权等财产权。这也使得人格权与财产权成为民法体系中的两大基本权利而分庭抗礼、泾渭分明,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在逻辑上自洽且严密的问题解决模式。但凡事有利必有弊,人格物的出现就反射出民法理论逻辑所不能自洽的人与物的相互融合的现象。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使二元客体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故合理诠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其纳入民法理论的研究视野和民法规范的调整范围,已成为必然要求。
  三、当前“人格物”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司法实践对人格物上的精神权利已经有所注意并认同,但由于没有民法中正式制度的支持,大量案件因此回避或绕开对此类物权利归属的认定,司法中往往借助现有的物权、债权制度间接地实现对其的保护。这种裁决路径与适用依据的选择实际反映出依现有民事权利保护路径处理人格物纠纷所面临的理论障碍与规则困境。从实际情况看,此种做法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物权保护路径
  我国物权法规定物的种类包括不动产、动产以及法律规定作为物权客体的权利。实践中,大部分人格物可纳入动产和不动产范畴之中,进而受物权法规范。而一些特殊的人格物,如祖坟、人的遗体等,虽亦可解释为动产或不动产,却因其特殊性需要物权法予以特别调整,但现行法欠缺相应规制规则,导致无从认定其所有权归属。
  1.物权取得与公示规则的局限
  根据物权法,不动产和动产上所体现的物权可分别通过登记或交付的方式对外公示权利,人格物的公示似可依循此理,但因登记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与相关社会观念的影响,某些人格物上的权利无法公示、确认。如目前农村的坟墓基本不能办理不动产登记;再如对人的遗体、骨灰等特殊人格物,不但理论上存在性质之争,社会大众亦难以接受将其看作物并对其进行权利归属划分,司法实践中也多以保护直接利害关系人人格权的方式进行保护。例如,在“谢某等诉金堂仁爱医院、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被告周某错领并擅自处置原告之父的遗体,法院并未认定遗体的归属,而是认为被告的侵权行为使原告丧失了认领、瞻仰亲人遗体的最后时机,侵害了原告作为死者近亲属享有的人格利益。[30]又如,在“庞某等与李某等一般人格权案”中,被告擅自将原告外祖母的坟墓迁至他处,被告在诉讼中坚称案涉坟墓的墓主也是其祖母。对此,法院未就坟墓的归属作出认定,而以原告作为墓主的近亲属对亲人坟墓享有寄托哀思等人格利益对其进行保护。[31]长远来看,随着人格物外延不可避免地扩张,此种做法不仅说理不足也无法妥善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纠纷,特别是如果多个主体都对同一人格物享有人格权利或利益时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公示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保护交易安全,而尽管祖坟、遗体、骨灰等人格物一般不能交易,人格物因此看似与公示制度关涉不多,但从公示制度具有维护财产归属与支配关系的稳定与安全等意义的角度出发,[32]特殊人格物的权利归属仍需公示制度的一定支持。
  2.物权消灭规则对“人格物”规制缺失
  一般而言,物权因法律行为、物在事实上灭失、生效判决确认或政府依法征收而消灭。但人格物的灭失有其独特性,物权法难以给出合理结论,如:善意取得作为原始取得也是物权消灭的一种原因,但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的财产是人格物,那么该物上的人格利益是否也因此消灭?抑或为充分保护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特别规定人格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样,在对人格物征收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更加特别保护其上的人格利益?又该如何保护?在有替代物可供征收时,人格物是否应当后于一般物被征收或被豁免征收?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就规定了对土地的征收应考虑其对土地所有权人的特殊意义,同样的问题也需要我们从理论与规则层面予以回应。
  3.物权救济规则适用时的困窘
  当人格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援引物权救济规则对物上财产利益予以保护,同时,也可以基于人格利益的紧疏程度和具体情况主张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如“刘起超等诉秦皇岛博辉公司返还原物案”中,原告应聘时将其发表的文章19份及获奖证书2份作为应聘材料提交,后其未被被告录用,应聘材料亦未返还,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返还原物等。[33]又如“黄大发与武汉市国营三店农场侵权案”中,法院认为因三店农场遗失黄大发档案导致其历史和荣耀的丢失,人生历程出现空档,故判决支持黄大发的精神损失赔偿请求。[34]然上述案件的判决书所援引的均为侵权法上的救济规则,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法官注意到了这类物的特殊属性,但一般的物权规则难以适用,且基于物权救济规则无法兼顾物上人格利益的保护,在应对人格物保护问题上捉襟见肘。
  对此,有的国家在财产法、物权法中对于财产(物)上人格利益的保护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美国联邦和有关州的破产法对“必要的”个人财产予以特殊保护;《奥地利民法典》第1331条承认在财产毁损情形下所有权人存在情感利益;《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侵害财产权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对于财产之外的损害也应赔偿。上述域外立法规定突破了对物的损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桎梏,但其仅在某一分编或单行法中予以规制,仍不足以对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提供全面保护,也未能凸显其在民法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二)债权保护路径
  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是民法中债发生的四种主要原因,从目前已发生的实例看,前两种债之发生原因与人格物关联度较高,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相对较为疏离,因此,下文仅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两个角度分析债权保护路径的得失。
  1.合同法对精神损害应对的不力
  人格物作为一种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可能成为保管、加工承揽、买卖、租赁等合同关系的标的,如著名的“唐山孤儿案”中的照片就是加工承揽合同的标的。依现行合同法原理与具体规定,当事人因合同相对人的违约行为受到精神损害不予支持。但在涉及人格物的合同纠纷中,部分法院又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如“张万松与王保敏服务合同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在为原告提供摄影服务时,结婚照光盘中的人不是原告本人,结婚光盘照片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纪念物品,具有唯一性、不可再现性,故支持原告要求退还摄影费和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请。[35]尽管这类判决可以勉强解释为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选择,但其实普遍存在说理不足、法律依据不充分的问题。
  2.侵权法保护手段的权宜性
  除宪法和民事一般法的规定及探索性的司法实践外,对人格权益的救济主要具体体现在侵权法中。[36]如“韩玉英等诉叶长青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已故亲属的墓地是原告悼念亲人、寄托哀思的特殊场所,被告将原告亲属的墓地推平,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37]根据《侵权责任法》22条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并未规定此处是单独的人身权益还是负载于物上的人身权益,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后者亦可通过对此条的广义解释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通常认为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方式仅适用于侵害各种人格权益的情形,而不适用于侵害财产权益的情形,[38]但已出现的司法判决打破了上述理论坚冰,如“许世章等诉许轶新财产损害赔偿案”中,法院认为坟墓是死者亲属寄托哀思的载体,被告砸毁其亲人坟墓的行为不仅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同时使其遭受了感情创伤和精神痛苦,故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39]需要正视的是,目前的侵权法中,无论一般人格权与特殊人格权都特指与人身相关的权利,附着物上的人格利益并非其题中之义。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4条关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规定对人格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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