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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并行审理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 张旭东【作者单位】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文关键词】 环境侵害;公益诉讼;私益诉讼;合并审理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278
【摘要】 我国现行环境民事诉讼基于侵害对象的差异性及公私益诉讼分野原理,在立法上分为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面对同一环境侵害,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式救济,在造成环境纠纷整体性肢解的同时,往往会诱发同一问题多次审理、诉讼效率低下、共同争点裁判歧异、公私益相互遮蔽等司法困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为新时代环境法治建设确立了新的目标。规范不自外於现实。环境纠纷的整体性及环境侵害发生二阶段机理,映射于诉讼程序,要求通过诉的合并,实现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融合,审理程序采用“前阶共同(基础)事实+后阶各损害事实”二阶事实法律关系构造模型,打破环境公私益诉讼保护泾渭分明的格局,实现相关纠纷一次性解决。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合并审理理论分析和具体方案建构,为进一步研究和制定专门的环境诉讼特别程序奠定了基础。
【英文摘要】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ivil litigation in our country is classified into environmental (private interes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of infringing object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is mode of litigation has caused the dismemberment of the integrity of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induced many judicial issues, such as multiple trials of the same issue, litigation inefficiencies, differences of judgment in common disputed points,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interest are mutually obscured, and so on. The ecological view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ets a new go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in the new era. The norm comes from the reality. The integrity of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nd the two-stag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mapping to environmental civil procedure are to realize the amalgamation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by the combination of lawsuit. Adopting the procedural model of the second-order facts of legal relationship of “the former common ground (basic) facts and the second-order individual damage facts”,most relevant disputes are settled on the same platform at one time to break the public-private protection barrie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private litigation joint trials will undoubtedl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formulation of special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procedur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248    
  
  随着2012年《民事诉讼法》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确立,基于环境侵害对象不同,在我国形成了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下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则进一步明确了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各自运行逻辑规则。[1]环境侵害民事救济,似乎已经在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上得到了澄清和解决。然环境侵害案件具有复合性,在对环境公益造成损害的同时,往往会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呈现出公私益相互交织状态。在同一环境侵害事件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2]面对同一环境侵害,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所带来的环境纠纷整体性肢解,漠视审理对象、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紧密联系,给法院处理此类案件造成的困扰,并没有随着立法的明确而得到解决。如何协调处理同一环境侵害下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成为当前理论界[3]及实务界[4]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九部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部署中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为环境司法提供了价值遵循。[5]实现人与自然共存的有机整体保护,成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治建设追求的目标和任务。“近年来,学界对环境侵权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多,但多数研究比较注重从部门法的视角出发,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和综合性运用重视不够,导致对被害人救济不足,对加害人威慑乏力,对环境保护强度偏弱。”[6]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不仅要赔偿民事主体的损害,还要强化对自然环境的修复。[7]建立人与自然环境共生共进,实现环境问题实质性交互整合的生态整体保护,成为当前我国环境诉讼立法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
  生态整体保护主义立法目标蕴涵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和顶层设计。[8]以生态整体性标准来衡量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有之义。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部署,为新时代环境立法整体性、精细化、实现公平正义为宗旨目标创造了新机遇。面对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并行运行带来的环境纠纷整体性肢解、裁判歧异、诉讼效率低下等弊端,本文以为,其根源在于现行立法及实践操作上过分强调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异质性,注重各自运行逻辑和轨迹,忽视了环境纠纷整体性,没有对环境侵害发生机理进行深入探究,也没有遵循自然规范(法则)就环境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合理设计。环境民事诉讼的根基在于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环境民事诉讼程序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因此,本文拟在生态整体保护主义立法理念基础上,遵循环境问题特质,程序规则设置与纠纷类型相适应原理,针对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发生的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审理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我国当前环境民事程序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可资参考方案的同时,为下一步进行专门的环境(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研究和制定奠定基础。
  一、现行法上环境民事诉讼的教义性解释方案
  (一)国内环境民事诉讼现行法方案
  依照我国现行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法是调整因环境侵害造成他人人身财产以及环境权益损害而引起的侵权责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9]《侵权责任法》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58条和第64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我国的环境侵权法至今尚未编撰法典,而表现为一个由许多一般民事法规范和特别法规范组成的集合体。然现实生活中的各类环境侵权又各自处于不同的法律规范领域,因而“环境侵权”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法律规范领域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10]以“污染环境损害”为例,在《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中有不同的意蕴。侵权法的私法属性,标明其重在维护和保障人身财产等私益性权益。内在于侵权法的“污染环境损害”理所当然地就应当理解或解释为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并未将纯粹的环境利益损害包括在内。相反,重在环境公益保护的环境法中,“污染环境损害”则定位为环境利益损害,将因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等私益性损害排除在外。
  在我国现行民法(含《侵权责任法》)、环境法与民诉法间尚未形成有效对话和沟通情况下,依托不同实体法的环境民事诉讼,必然会基于侵害对象的差异性及公私益诉讼分野原理,分别采行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因环境侵害导致的私益及公益损害分别救济。环境问题民事诉讼分离式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你的”、“我的”立法思路和做法,恰恰忽视或缺少了环境问题应具有的“我们的”本质特性。以集体所有或者其他民事主体享有使用权的土地、森林、草原等环境资源遭受污染或者生态破坏为例,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公共价值特征,决定了公益和私益相互交织,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式模式下,提起环境(私益)侵权诉讼的受害人往往只主张自身的人身财产损失,对于环境利益损害未必主张,或者没有将赔偿所得的款项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放任之,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说特定范围内公众的环境利益所受的损害就无法得到救济。同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发挥环境利益保护中,往往会以公益为名将兼具公私益性内容拒之门外,有损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立法初衷。
  回顾我国环境民事诉讼立法历程,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式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我国尚未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立法规定,[11]对于同一环境侵害原因造成的公私益损害,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是实现损害救济的唯一民事诉讼实现方式。依据私法上的规定,侵害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总是以个体的权利、法益或者财产利益受侵害为前提。通过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救济私益的同时,在很多情形下可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诉求获得环境公益保护的正外在性。但这种间接通过私益方式来完成环境公益的保护,无论在救济力度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12]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环境保护立法日益加强浪潮化下,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对于环境公益保护能力的有限性迫使立法者做出有效应对。[13]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得以确立。《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58、64条对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条件及案件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实现司法助力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2017年6月27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55条第2款中,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论上结束了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无法可依的局面。由于上述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第284-291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和《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责任解释》),涉及起诉主体、管辖法院、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分担、被告的责任承担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款项管理等方面内容,弥补了审判实践中环境公益保护面临的程序法律困境,以确保环境公益保护可诉性和司法的可行性。至此,在我国环境民事领域形成了公私益保护相分离的环境民事诉讼救济模式。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式救济模式,更多的是强调了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的异质性。面对不同环境公私益侵害事件,分别采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救济,有其合理性、正当性。然因同一环境侵害引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之间具有在审理对象、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牵连性,分别各自进行,不仅会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还可能会出现同一行为不同裁判矛盾。[14]为协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关系的处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作出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私益诉讼的预决效力,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既判力单向扩张规定,以消解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带来的认定事实歧异、诉讼效率低下等司法困境。这些技术性程序规则的设定,虽然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法院就同一环境侵害引起的关联诉讼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在审理程序中的断裂,但这种由“公”向“私”的单向度规则规定,必然会引起人们对环境(私益)侵权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没有预决效力?环境(私益)侵权诉讼生效裁判既判力可否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扩张?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审理顺位如何确定等系列问题的进一步追问。
  (二)国外环境民事诉讼法律动态
  面对环境侵害,世界各国都通过相应的立法予以积极应对。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有过错的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环境侵权,只不过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仅在于损害结果的引起是通过“环境”这一介质。[15]1990年的德国《环境责任法》第3条第1款对“环境侵权”概念作出规定,“是指由于物质、震动、气味、压力、光纤、气、汽、热以及其他现象所导致的环境干涉和影响扩散到土壤、大气和水域中,引起的损害结果。”并在16条中明确规定“如果财产损害的同时侵害了自然生态或特定景色,受害人将之回复到未受侵害前的状态,应适用《民法典》第251条第2款之规定,[16]因回复原状而产生的费用,并不因其超过财产本身的价值视为是不适当的。”德国《环境责任法》仅规定了“设备”引起的环境影响造成他人死亡、伤害或者损害他人财物环境侵权责任,即所谓的设备责任。德国《环境责任法》并不是对环境侵权领域规范的法典化,而只是与其他现有的规范并存的环境法规范,其损害赔偿义务也仅是以个体的权利、法益、或者财产利益受侵害为前提。此外,德国《水利法》《联邦排放控制法》《损害赔偿法》[17]《土壤保护法》等立法也做了与环境侵权相关的保护性法律规定。现行德国环境侵权责任立法完全是建立在私法基础上的。单纯环境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在德国上述环境侵权责任立法中并不存在。[18]其通过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救济环境公益这一诉讼策略,与我国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前的规定及做法相当一致。德国依托于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对环境公益间接保护的做法,在立法及实践中,更多的是将环境要素作为私有性财产对待,忽视了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公共价值及环境纠纷的整体性。
  德国学者已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一种不隶属于任何个人的,原则上对任何人都开放的,用于人类共同使用的物资。认识到将环境利益归入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救济,必然会导致强调的重点发生偏颇。以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提出,赋予国家一个公法性质上、私法操作上的请求权,解决环境利益损害救济,即在公法上为地方机关设定责任,地方机关有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义务)起诉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环境修复或损害赔偿。[19]2004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关于预防和修复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其第8条确立了主管机关基于公共信托代表国家要求污染责任人承担赔偿损失和修复环境损害法律制度。2007年4月30日,德国将指令规定的因生态损害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纳入国内法体系。[20]德国在强化环境损害诉讼保护的同时,也意识到,同一环境侵害原因造成的个体私益损害与环境公益损害,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问题上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分开诉讼势必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裁判不统一、公私益保护失衡;尤其是兼具公私益环境要素,在分开的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中会存在重复计算损害或均被排除在保护范围外,以及损害赔偿总额超过侵权人的赔偿能力,部分受害人得不到任何赔偿结果可能。针对此情况,近年德国学者在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典》第8章第127条,规定了对于造成个人人身、财产损失以及环境破坏的环境侵害,侵权人应就其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负责,法官应尽可能在诉讼的判决书中同时判定。[21]这一程序法上的运作,源于德国《民事诉讼法》59条、第60条规定的基于同一原因事实或者法律基础,将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的当事人合并于同一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共同主张权利的形式,以诉的合并方式,由法院进行合并审理,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合理途径,也能较好的兼顾和衡平公私益保护。[22]
  作为环境诉讼比较发达的国家日本,面对同一环境侵害引发的公私益交织型环境纠纷,也呈现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别救济,向将二者合并审理一并解决所涉环境公私益问题发展趋势。1993年前,日本实行以《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年)和《自然环境保护法》(1972年)为主的二元环境保护立法。依此形成了针对环境公害造成个人人身健康损害的公害诉讼,及针对环境要素损害的环境保护诉讼。日本的公害诉讼与环境保护诉讼属于并列的关系,各自独立,不可相互代替。鉴于环境私益与环境公益保护对象并列性所导致了环境保护政策的不一致性,日本基于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目的理念,1993年制定了《环境保护基本法》,该法统合了公害对策立法与自然保护立法内容,趋于将两类诉讼使用的法律规则和理论逐步统一起来,以谋求在诉讼中一并实现保护环境与个体私益,实现环境问题的实质性交互整合。[23]
  美国对于同一环境侵害造成的诸多损害赔偿诉讼,基于诉讼原因禁止分割原则,《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的诉讼合并规则要求,与事件相关的诸多争议须放在一个案件中解决,而不鼓励零碎解决发生在真实生活中的事件。将与事件相关的当事人和诉讼请求并入一个案件“整体处理”,不再纠结和固执于公私益问题处理方式,[24]一为提升诉讼效率,避免共同争点裁判歧异;二来可使关联纷争得利用一道程序一次解决,避免判决金额可能大大超过被告的资产净值,后诉讼原告胜诉沦为空头支票。在Wilson v. Johns-Manville Sails Corporation案中,[25]法官也指出,原则上禁止当事人就同一诉因分割起诉,要求其在同一程序中就过去、现在及未来一并提起。[26]
  上述国家审理制度虽有差异,然就同一原因事实或法律基础发生的环境民事公、私益请求权,集中统合于一个程序进行审理,而不分散在不同程序及各地管辖法院解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诉的合并方式,合并审理一并解决关涉公私益问题,其关注点在于实用性——重在事实模型而非法律关系。虽然目前各国尚未在立法中就环境侵害所涉公私益问题合并审理一并解决作出明确规定,也未成为司法普遍做法,但是从近年学者研究、相关诉讼立法及实践经验,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因同一环境侵害引起的公私益交织型损害,由法院进行合并审理一并解决的做法,已经是法律政策上的大势所趋。[27]这无疑为我国尚处在困境中的环境民事公私益交织型纠纷协调解决提供了参考方案。
  (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模式分析
  综观域内外环境民事诉讼立法、理论研究及实践做法,为充分保护个体民事权益和有效维护环境公益双重目的实现,有两条不同的路径可供选择:一是以我国为代表的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分别采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对公益及私益损害予以因应;二是域外推崇的公私益交织型环境侵害合并审理一并解决诉讼模式,即环境公益和个体私益因同一环境侵害原因造成的损害,基于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共通性、损害赔偿的公平性及保障司法裁判统一性和权威性等因素考量,由法院将其集中统合,一并审理裁判。深入挖掘两种不同环境侵害救济诉讼模式,我们可以得出:
  1.面对同一环境侵害下的整体性环境纠纷,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建立在主客体二元观基础上,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分离式认识论,主客体分离逻辑表征为环境纠纷整体性肢解,及环境纠纷救济分离式诉讼;公私益交织型环境损害合并审理一并解决诉讼模式,更多地强调环境纠纷的整体性,及相关多数纠纷一次性解决的便利性,其核心要义在于谋求在程序上实现人与自然共存的有机整体保护,体现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
  2.面对同一环境侵害原因造成公私益损害情形,存在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过分强调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的异质性,基于侵害私公益对象的不同,采行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私益及公益分别进行救济;公私益交织型环境损害合并审理一并解决诉讼模式,在实现环境纠纷诉讼救济整体性表达的同时,统合了司法中个体私益与环境公益等有关交织问题的审理,协调应对多重价值实现,避免和克服了同一问题多次审理、诉讼效率低下、共同争点裁判歧异、公私益相互遮蔽等司法困境。
  3.从相关立法例看,两诉讼模式关注点有所不同: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立足于环境侵害对象的私公益分野原理,其关注点在于理论性——重在理论推演而非事实模型;[28]而采用公私益交织型环境损害合并审理一并解决诉讼模式,其关注点在于实用性——重在事实模型而非法律关系。
  4.从生态整体保护方式和实现效果来看,二者存在一定差异: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之立法意图在于通过“合二”,即通过两诉讼分别保护私益和有效维护环境公益,以实现环境纠纷整体性解决及生态整体保护目的。对于这种通过“1+1”诉讼方式能否真正实现或达致环境纠纷整体性解决及生态整体保护目的,本文持质疑态度(对此后文有进一步分析说明);公私益交织型环境损害合并审理一并解决诉讼模式,建立在整体性思维的利益调整机制上,将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统一纳入其中,谋求实现保护环境公益与个体私益共生共进,实现环境问题实质性交互整合与生态整体利益保护。
  5.就我国现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立法安排来看,针对同一环境侵害引发的公私益损害,基于审理对象、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的牵连性,做出了由“公”向“私”既判力单向度扩张技术性程序规则设定,以弥补和缓解生活事实割裂、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割所带来的司法困境。然这种单向度扩张技术性程序则设定,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们的质疑。
  6.面对同一环境侵害引发的人身财产、生态环境等公私益交织型损害救济,合并审理一并解决诉讼模式,有替代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救济模式趋势。
  7.合并审理一并解决诉讼模式有别于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与专门环境(民事)诉讼程序模式。生态整体保护主义立法理念指导下的环境民事诉讼制度变革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渐进式的,即“分离式诉讼(或二元化诉讼)→基于诉的合并,进行合并审理→一元化的专门诉讼程序”;另一种是激进式的,即“分离式诉讼(或二元化诉讼)→一元化的专门诉讼程序”。公私益交织型环境损害合并审理一并解决模式,是因应分离式诉讼不足而进行的渐进性制度变革举措,它虽然建立在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基础上,但在立法指导理念、审理程序规则、纠纷解决效果等方面,与分离式诉讼模式显著不同;与专门诉讼程序模式相比,前者是建立在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基础上的诉的合并,后者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专门诉讼程序类型,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审理之实践检讨与理论反思
  肇始于罗马法,大陆法系传统中存在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法律区分,因应不同利益诉讼救济机制,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由此泾渭分明。然环境侵害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具有公私益交织复合性特征。习惯了用私益与公益的法律区分来解释的人们,很容易在环境侵害诉讼问题上陷入理论迷思,尤其是在面对同一环境侵害导致公私益损害情形。规范不自外於现实。下面笔者从环境问题出发,从实践和理论层面检讨和反思我国现行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进而论证环境立法领域中环境民事诉讼程序建构的法理基础,为解决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运行困境提供理论指引。
  (一)实践桎梏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更多的强调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异质性。面对单纯的环境私益或公益侵害事件,分别采行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有其合理性、正当性。然因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引起的公私益交织型环境事件,简单的依照公私益保护分野原理一分为二,非此即彼,必然导致司法中的机械主义,难以保证各个案件均能得到符合其本质之解决。
  虽我国目前尚无因同一环境侵害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又提起环境(私益)侵权诉讼的案例,但已出现的大量单一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足以说明分离式诉讼所带来的环境纠纷整体性肢解,公私益遮蔽,法院司法困难等问题。
  案例1:何亮驾驶装载石油的超载重型半挂牵引车进入韶关坪石收费站匝道出口时,由于操作不当碰撞防护栏,导致车辆倾翻,石油外泄,污染附近农地1.2亩。乐昌市坪石镇人民政府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引起的土地污染责任纠纷;二审法院则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污染侵权人应承担排除危害、赔偿损失责任。[29]
  案例2:陈文秀、陈文玲、陈文显的车辆在运输苯的途中发生泄漏,造成当地水体、土壤污染。陕西彬县环保局向责任人提出赔偿。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彬县环保局为保护彬县生态、生活环境,代表国家对污染责任人提起诉讼,符合公益诉讼要求;二审法院却认为,县政府指定当地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的环保局向责任人提出赔偿,系一起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不属于公益诉讼。[30]
  从案例1和案例2可以看出,都是针对“环境”的损害。[31]然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裁判,不同审级法院在案件性质认识上存在重大差异,进一步我们还可窥见,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上,出现环境公益保护私益化应对情形,注重经济损害赔偿,忽视环境生态价值,私益遮蔽公益,减损(或排斥)了环境公益保护。
  案例3:梁平县七星镇东风煤矿过度开采,造成当地地表、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流失,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111名村民以水资源受到破坏为由提起诉讼。二审法院针对上诉人(一审被告)就一审法院适用《环境保护法》规定审理案件异议,审理后认为,“《环境保护法》将环境界定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和多因性,且损害具有潜伏性和广泛性。”本案属于《环境保护法》特殊侵权行为,适用《环境保护法》并无不当。[32]
  案例4:武汉市公路部门在107国道东西湖区路段栽种桧柏作为“行道树”后,附近梨园收成开始逐年下降。曾有两年大面积爆发梨锈病,导致绝收。当地2227户梨农以梨锈病爆发是大量栽种桧柏破坏了原有的良好农业生态环境为由,将该市交委等7家单位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清除沿线栽种的桧柏,并赔偿经济损失。二审法院针对上诉人(一审原告)就一审法院不构成环境侵权上诉,审理后认为,该案涉及自然界中各种植物的相互影响、生物链相互作用问题,此类问题给人们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33]
  从案例3和案例4可以看出,同样也都是针对“环境”的损害。原告方仅从私益视角提出诉讼请求,然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裁判,呈现出私益诉求公益化应对情形,仅从生态环境价值保护考量,忽视了原告的私益诉请,公益遮蔽私益。
  案例5: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主张的损害134万元中的损毁林木价值5万元和推迟林木正常成熟的损失价值2万元属于林木所有者的权利,不属于植被生态公共服务功能的损失,故原告无权主张,不予支持;其余植被破坏导致碳释放的生态损失价值、森林植被破坏期生态服务价值、森林恢复期生态服务价值合计127万元属于生态公共服务功能的损失价值,予以支持。[34]
  在案例5中,法院过分注意环境公益区别于同案中的个人私益,却忽视了林木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公私益交织复合性特性,对于属于林木所有者的损毁林木(价值5万元)和推迟林木正常成熟的损失(价值2万元),只看到了其经济价值,忽视了这部分林木资源所具有的生态价值。
  上述案例整体上反映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式救济,将一个复杂的、公私益交织、具有整体性环境纠纷事件人为的割裂,迷思于环境要素(或介质):私人和公共财产权属性,经济功能与环境功能,私益和公益之间;面对同一环境公私益侵害事件,人为地强化环境权益中私益与公益的差异,忽视同一环境侵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在审理对象、案件事实认定等方面具有的牵连性,各自进行,不仅会导致公益遮蔽私益或私益遮蔽公益裁判情形出现,也会面临同一问题多次审理,诉讼效率降低,裁判冲突增加风险。
  在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司法实践中,公私益交织情形遮蔽,不仅体现在上述案件中所反映出的排斥现象,在有些案件中,还会出现双重赔偿或二元界限间留下各自无法兼顾的有待保护的模糊利益地带。这都有悖于生态整体保护立法理念在环境民事诉讼中的贯彻和执行。
  (二)理论反思
  1.主客二分的“异化逻辑”
  环境民事诉讼发展及公私益保护方式出现分水岭,主要是受制于“主客二分”认识论制约。“主客二分”遵循着人与自然环境的主客体分离式逻辑,将人的利益与非人自然物的利益截然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用已预设的“主客二分”框架理解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形成了除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环境(或自然)中心主义认识。法律规则是社会观念或思想的表达,投影到环境民事诉讼领域,必然会形成实现个体私益保护的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和环境客体保护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然主客体“二元观”在成就着“二元化”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的同时,也在“冲击”着该诉讼制度。[35]基于预设的“主客二分”来理解和把握环境民事诉讼制度,势必会造成环境纠纷整体性的肢解与人与自然环境整体性依存关系的割裂。把自然环境与人作为主、客体二分的两端,环境民事诉讼不是趋向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滑向强调“环境(或自然)中心主义”。
  衡量人类自己、约束人类的行为活动,所允许的选择都必须遵从生态规律。[36]人的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主客体分离逻辑已经陷入危机,环境危机即是其表征。[37]从2000年1月到2017年1月,我国颁布和修改的以《环境保护法》为首的环境法律法规至少不下30余部,而这一时期的环境污染类纠纷数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披露,2014年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类案件在一审民事案件中增长了51.15%。[38]已有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当下,呈现出环境法律猛增与环境危机频发的悖论。作为环境司法救济的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分离模式,虽罪不至全责,但也难咎其责。根植于主客体二元观的哲学理念的环境民事诉讼制度,以个人自由与权利为核心搭建起来的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呈现出现有人类法律制度的人为性构造与自然法则之间背离困窘。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就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部署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基本理念相违背。
  当代环境问题凸显表明,“主客二分化”下的“二元化”环境民事诉讼模式已走入困境,而可能的出路就在于对“去主客二分”的解读。生态整体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其核心理念在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体地加以认识。人与自然环境是共存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整体性的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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