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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劳动法上“合理”的多重意蕴及其应用
【作者】 冯彦君【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劳动法【中文关键词】 劳动法;“合理”;文义解释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81
【摘要】 “合理”是法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为常见的表达语词,也是在法律条文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合理”究竟是无法量化、含糊不清的生活化概念,抑或是有着多重意蕴、明确内涵的法律语言,这是学理与实践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解读“合理”在法世界中的多重意蕴不仅具有法律解释功能,而且具有法学方法论层面的特殊意义。从语义、语境、渊源等多方面解构“合理”一词,可得出“合理”在法学领域应用中的四种意涵:形式合理、实质合理、习惯合理、权衡合理,进而明确在何种条件下应适用何种解释框架,以期达致法律语言之严谨、学术话语之通达、法律适用之精准。
【英文摘要】 “Reasonable” is a common expression in the field of law and even the entir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 is also a high frequency word in the legal provisions. Whether “reasonable” is an unquantifiable and ambiguous life-oriented concept or the legal language with multiple implications and explicit connotation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clarifie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asonable” in the legal world not only has the func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has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methodology of law.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reasonable” from the aspects of semantics, context, origin and others, and concludes four meanings of “reasonab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field:“Rational”,“Reasonable”,“Usage/Tradition” and “Balancing”, which analyses the choice of the applicabl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to achieve more rigorous legal language and more accurate legal appli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241    
  
  “合理”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文简称《劳动法》)中出现2次,分别是6条和第37条;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共出现11次。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中出现1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出现10次。这些立法条文中的“合理”应如何解释并加以正确应用,才能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是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合理”有四重意蕴及其解释框架,即形式合理、实质合理、习惯合理与权衡合理。具体而言,形式合理(rational)是一种符合科学属性的、可计算的、可预期的、工具意义上的合理。实质合理(reasonable)是一种符合生活常理、人伦情理、社会公理的价值意义上的合理。习惯合理是指行为或思维因契合习惯(个体习惯与社会习惯)而获得合理之评价与认同。其中,个体习惯是稳定的社会样态在个体行为上的投射;社会习惯是个体之间经历长期的磨合、博弈、构建的结果,表现为风俗(custom)或传统(tradition)。权衡合理(Balancing)是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在动态意义上的结合,是解决原则(价值)冲突时的唯一路径。本文以劳动立法为考察重心,结合相关民事立法的规定,对“合理”这一法律用语做出多元的意蕴解读,并探析其应用之法理。
  一、“合理”文义的多重展开
  “合理”一词是法律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是法学解释世界的主要路径,也是法学研究与人间社会的重要连接点,更是法官在遭遇“法律”与“情感”冲突与纠结时的避难所。认真对待与解析法律世界中的“合理”,尤其是立法条文中出现的“合理”,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合”与“理”第一次可考证的组合能追溯到中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载言》:“言事相兼,烦(繁)省合理”。意为(在修史的时候)既要记录人的话语也要记录人的行为,详略要得当。彼时这种文字的组合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意思,而本文所研析的立法中的“合理”更多的是一个舶来品,应从西方的语言环境中还原“合理”的本源意义。在西人话语中,Rational与Reasonable都可以直接翻译成“合理”,Tradition与Balancing在特定语言环境中也可译为“合理”,这四个词都可以直接翻译或者在特定语境下翻译成中文“合理”。可见,至少有Rational, Reasonable, Traditional Balancing这四种不同意涵被中文“合理”一词所囊括。这种意义含摄之多面性及其实践之滥用,使得本来就容貌暧昧的“合理”一词在法律世界的解释与应用常常扑朔迷离。这种不确定性与法治精神相悖,也会造成司法实务的困扰。因此,厘定“合理”的多重内涵及其与法律事实间的涵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为此,应当首先在西人语境下还原“合理”的诸多面孔,然后分析哪些情境宜采何种蕴意,从中窥见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意向或发现“合理”一词的本土化倾向。这既是对“合理”语词演进轨迹的探索,也是中国法学对世界法学研究在较为微观的领域所做出的应有贡献。
  Rational与Reasonable的中文释义比较混乱,经常都被翻译为“合理的”来迎合中文的话语环境,这种语言与文化的鸿沟导致译文中“合理”一词背负了太多的内涵,语词的过度使用成为我们理解与阐释“合理”的重要障碍。Rational的词根ratio有比率、系数的意思,也有求比率值即数学运算“除”的意思,源于拉丁文“rationari”,乃思想和计算之意。[1]因而,rational所代表的是一种可计算的合理,是人之行动要遵循的一定技术规则,是一种如数学一般先验的形式科学上之合理。“可具体称作:‘工具合理性’和‘技术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如经济学中理性人(rational man)假设,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等。”[2]这层意蕴诉诸法学领域,则倾向法的效率价值与程序正义。Reasonable的词根reason有原因、理由、理性的意思,也可以表示推理、解释等动作。 reasonable可以直接译为“可解释的”“有原因的”或者引申为“合情合理的”、“讲理的”,其所代表的是一种合乎人类世界一般思维范式的因果关系,其中蕴含着人性与感性的光辉,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独特标准。如果说rational中的“理”是一种形式上可计算的理性,那么reasonable中的“理”就是一种人伦情理,将这层意涵诉诸法学领域则属于侧重道德价值与实质性正义的合理性追求。
  Tradition一词通常被翻译为传统或习惯,回归到中国的文化和语境下,传统或习惯经常会呈现出人们心中“合理”的样态,从而在实然层面得到“合理”的评价。若要厘清“Tradition”与“合理”的关系,就要从对“习惯”的类型化分析入手。所谓的习惯,由“个体习惯”与“社会习惯”构成,“个体习惯”是“社会习惯”的源头。“个体习惯”表现为个体稳定、重复的行为,其基于个体间共同的“天性”(Habit),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过计算后所作出的行为反应。如果社会环境稳定,那么这种行为反应也是稳定或重复的,这就形成了个体的习惯(usage)。“社会习惯”则在个体间行为的博弈中产生,表现为风俗(custom)或传统(tradition)。在特定语言环境下,契合风俗与传统也是一种“合理”。因为法律适用的本土化是一种必然的客观现象,即便是普世的理念也需要本土化的解释。对应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会呈现出不同的“合理”情形,其有时呈现出符合实质合理或形式合理的态势,有时候又与其相悖,原因在于风俗或传统并不追求完整而自洽的价值取向,而是对某种价值的片面追求,或是一种碎片化的价值。然而,这种“片面追求”与“碎片化价值”已经融入到了特定文化环境之中,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承认这种习惯上的合理,也是尊重事实的表现。因此,契合传统的“习惯合理”也是解释“合理”时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无论是“个体习惯”还是“社会习惯”,都需要与法律进行良性的互动,这种互动本质上就是习惯法律化与法律习惯化的过程。
  “Balancing”有权衡的意思,在很多语境下,权衡已经成为“合理”的动词形式。当法律求助于“合理”一词的时候往往是遇到了一种法律上的困境:法律条文无法涵摄事实或与法律原则(价值)发生冲突。如果一种法律事实可以完全涵摄于一种法律规则之下,法律不需要通过“合理”一词进行表述。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确定性规范,当遭遇规则冲突的时候必须采用排除适用的方法,最终会落到一种具体而明确的规则适用上。但是有时一种法律事实会涉及多项法律原则,当法律遭遇原则上的冲突时,就不能采用排除适用的方法。因为原则冲突背后的实质是价值冲突,每一种法律价值都不能被绝对地排除,只能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价值上的权衡。此时法律条文在表述上就可能需要求助于“合理”一词,此处的“合理”是一种价值权衡的意思。卡尔·拉伦茨认为,之所以法律适用会产生疑义正是因为诸如“合理”这种生活化用语不可避免的使用。对此应“端视该当的情况、所涉的事物、言说的脉络”[3],通过类型化分析其不同意涵。
  综上,在中国法律世界中出现的“合理”可以从Rational; Reasonable; Usage/Tradition; Balancing这四个维度进行类型化解读,本文分别称之为:“形式合理”、“实质合理”、“习惯合理”、“权衡合理”。
  二、“形式合理”的意蕴与意义
  形式上的合理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数学思维,自从亚里士多德就数学思维提出著名的“三段论”(演绎逻辑)后,其成为了西方世界逻辑思维的基石,可以说,西方世界的逻辑体系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的。当“科学”统治人类的大脑,数学与逻辑学成为了科学与理性的最纯粹的存在方式,成了标准的形式科学与形式上之合理的代表,“所以凡是有资格列入科学范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都必然具有形式合理化的特点,而且形式合理化的程度越高,它的科学属性就越会得到承认。”[4]经济学作为科学属性最强的社会科学,形式合理性诉求最为强烈,马克斯·韦伯针对经济行动提出了“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这一对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形式合理“被用来指称在技术上可能的,并被实际应用的量化计算或者审算的程度”。[5]同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行动的取向上还提出“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6]概念,其与形式合理具有相同的意蕴。
  形式合理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形式化的符号体系;二是逻辑一致的运算;三是结果准确且可重复。这三个特征在法学领域同样可以应用:1.先将各种法律事实和法律现象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共同的特征而将法律事实符号化;2.带入特定的法律逻辑或法条之中;3.得出确定的法律评价。此过程如同数学求值一般,其结果具有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预测性和稳定性,这些特性恰恰满足了社会对法律的期许,也符合法律应有的公平之意和经济学上的效率价值。应该看到,这些特性恰恰是处于法治建设关键时期的当代中国所急需的关键属性,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是我们解释法律中之“合理”的重要考量。
  笔者认为,《劳动法》37条中的“合理”即应采此种解释框架。该条规定:“对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法第36条规定的工时制度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此处的“合理”绝不能简单解释为“多劳多得”,也不能孤立地计算劳动定额。因为倘若这样解释,《劳动法》36条规定8小时工作日,以及《劳动法》44条关于延长工时的报酬支付制度就无法适用于计件工作的劳动者,如此非但不能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悖离了立法的本意,而且法律逻辑也无法完整与自洽。下面笔者以“形式合理”的解释框架来解读该法条中的“合理”:
  第一步,先确定劳动定额。劳动定额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下为生产一定量的产品或完成一定的工作所规定的劳动消耗量的标准。有工时定额和产量定额两种形式。以最简单的工序单位时间定额确定方法为例[7],其计算公式是:
  T0= T1+ T2+ t0
  其中,“T0”是生产单件产品的时间,“T1”是作业时间;“T2”是平均到每一件产品的布置工作时间;“t0”是平均到每一件产品的休息时间。
  第二步,带入法条和法律逻辑体系中。把劳动定额带入到《劳动法》36条规定8小时工作制度、《劳动法》44条关于延时劳动报酬的规定[8]、《劳动法》41条关于用人单位最长劳动时间的规定。[9]
  第三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每天最大完成数量N应为:N =8÷ T0。因为法定工作时间是八小时,因此用8除以单件产品的生产时间,即可得出每天完成的法定最大数量。
  若设实际完成数量为N1,单件报酬为m,总报酬为M,则当N1≤N时,单件报酬为m,当N1> N时,N1-N的部分单件报酬为1.5m。
  即:M = N1× m(N1≤N时)
  M = N × m +(N1-N)×1.5m(N1> N时)
  2.双方可以通过约定的形式确定完成数量,实现意思自治。但是需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报酬,同时约定的每日完成数量N2不得违反《劳动法》41条,即N2≤12/T0。
  3.休息日的单件报酬(若不能安排补休的) m1应为:m1≥2m;法定休假日的单件报酬m2应为:m2≥3m。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公式的运用:
  假设一个服装厂采用计件制工资给付方式,生产一件衣服的作业时间是20分钟,但综合考虑休息与布置时间,最终得出劳动定额时间为30分钟。双方约定生产一件服装计件工资为10元,员工甲生产20件服装应付工资多少。
  这是一道看似简单的应用题,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形式合理的解释框架解读劳动法第37条,并用上述法律公式加以解答的话,答案不是“20乘以10”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法定最大工作量是多少,根据N =8÷ T0,依题中信息可知,每天的法定最大生产量为:8(小时)÷0.5(小时)=16(件)。那么在16件以内应该以每件10元结算工资,超过部分则应属于法定1.5倍工资范畴,且最多不能超过12(小时)÷0.5(小时)=24(件)。那么员工甲实际生产20件(N1)应得工资(M)为:(当N1> N时) M = N × m +(N1-N)×1.5m,即应付甲工资:16×10+(20-16)×1.5×10=160+60=220(元)。员工甲若在工作日生产20件产品可得工资220元,如果在非工作日做工则另有计算方法。
  对于《劳动法》37条中的“合理”,如果用这种“形式合理”来解释具备三方面优势:第一,其解释结果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符合立法本意;第二,这种解释增强了法律的操作性与稳定性,有利于法律的执行;第三,这种解释避免了法律逻辑上的尴尬,使得法条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浑然一体。
  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以形式合理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力求全面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一切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信条。”[10]在自然科学领域,发掘与认定自然现象中促因(cause)与后果(effect)之间确定性规律的能力称之为理性(rationality),而本文所论之“形式合理”就是这种科学理性投射在法学领域的影像。如果按照这种科学理性的思路解读法学研究,可以得到一个特定的法学研究程序:第一步,将法律现象符号化;第二步,寻求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第三步,构建一个确定性的“人间规律”,然后用强制力来保障这样一套规律的实施及其程序运作。由此可见,法学中所谓的程序正义,就是对形式合理的伦理性解读。同样,人们对于法律的遵守与信仰源于人们对一种确定性规则和“人间规律”的呼唤,是人类摆脱自然动物状态与“丛林法则”而进入社会文明的唯一选择,形式合理正是自然科学通往人间社会的桥梁。为什么法治思维、契约精神与科学理性在西方世界相伴而生,为什么说苏格拉底死得其所而辛普森案又被视为公正?应该皆源于形式合理之思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接受并追求这种制度上的形式合理,唯有如此,才能挺进真正的法治社会。
  但是,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纯粹的、形式上的合理意蕴无法直接适用在法学领域,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有本质的差别。以最为典型的经典物理学为例,牛顿力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的规律,通过严密的数学化与形式化可以推导出普适的唯一真理,因为物质世界的因果是一一对应的,且其得出的普适规律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证真或证伪。[11]而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一个个具有意志、理性、情感的人组成的人间社会,其在“客观性之外更具主观性,在普适性之外更具特殊性,在确定性之外还具有模糊性和偶然性。”[12]而且无法被普遍证实,只能探索有限事实之有限规律。况且社会联系是普遍的,不存在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只能凭借经验与价值上的判断来切断一些联系,拟制出一种法律上的相当性因果关系。这一切靠形式上的合理是无法解释的,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法学将失去灵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13]这就需要一种实质上的合理来连接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适性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观性、偶然性、特殊性。总之,在解释与应用“合理”概念时,在遵循工具理性之外,尚需进行价值方面的考量。
  三、“实质合理”的意蕴及其应用
  工具理性是人类智能的栖身之所,并将人类的智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但是工具理性中核心价值的缺失也极易导致另一场灾难。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指出的,新教伦理力求通过世俗的成功来荣耀上帝,因此借助工具理性来争取效果的最大化,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忘记神圣的初衷,留下的只有物欲。于是理性走向了极端,手段成为了目的。[14]同样,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借助数学的力量(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来实现法律效果的最大化,尽可能地靠近我们心中的“公平”与“正义”的理想图景。但是,若将法律的工具属性与效率价值当作目的来追求,则会丧失法律的初心与信仰。因此,法学研究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也要警惕对科学的迷信与盲从,在形式之外也要考虑从实质上对“合理”进行解释,毕竟法律解释的前提假定是:“法律倾向于促成符合正义的解答。”[15]
  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行动会有四个方面的取向:“工具理性的(zweckrational)”、“价值理性的(wertrational)”、“情绪的”和“传统的”。上述“形式合理”正是“工具理性”在立法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此外,“价值理性”是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一对范畴。这种价值理性“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16]韦伯由此种社会行动取向提出了经济行动的实质合理概念来对应形式合理,他认为的实质合理是以某种(过去、现在或潜在的)终极价值观(wertende postulate)为标准进行思考与行动。在解释法律中的“合理”时,也应该考虑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价值虽可能在法条文字之外但早已融进法律体系与立法目的之中。而且,此时的实质合理(reasonable)已然不限于合乎法理,亦包括契合与映射生活道理、人伦情理和社会公理。
  2014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合理”一词出现10次,仅在第6条中就出现8次。该司法解释进一步解释说明了2011年实施的《工伤管理条例》第14条第6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之规定,凸显工伤认定的一个时空要素是“上下班途中”,但由于“表述的原则性和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对‘上下班途中’的界定一直是工伤认定和司法实践的一个重点和难点。”[17]该解释运用了四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来修饰上下班途中。[18]该处“合理”的解释又成为司法实践的一个新的难题。笔者认为,此处的“合理”不应以“形式合理”(rational)解读之,而应在“实质合理”(reasonable)的语境下加以解读与应用。
  首先讨论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损害认定为“工伤”是否合理。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本身并不符合法律上的“形式合理”。形式合理表现为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与严密的逻辑结构。因为人间社会的个体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然做不到自然界中的一一对应,法律只能切断大部分联系,承认法律上的相当性因果。工伤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伤害。但“上下班”显然不是一种引发伤害的不良因素,无法通过单纯的逻辑推演,将“上下班途中受伤”定义为工伤。即便可以将“上下班”解释为工作的延伸,但是工作与受伤之间并不存在相当性因果关系,工作不必然导致交通伤害,也没有增加其风险。但是,这条规定仍然是“合理的”(reasonable),此为一种实质上的合理,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在于渗透着人文关怀和保护弱者的理念,在事理、情理与道理之中的合理性得到了价值标准上的认同。总之,我们不能利用工具理性来解释该法条中的合理,不能将其数学化与机械化。因为这里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不可能存在科学计算上的时间范围与路线范围。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北京国玉大酒店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余秀兰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19]即为应用“实质合理”意蕴的典型案例。该案案情大致为:陈卫东(余秀兰之夫)为北京国玉大酒店的临时工,在下班时死于交通事故,但是交通事故发生地不是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北京国玉大酒店不服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而提起诉讼。本案历经两审,其争议焦点之一就是陈卫东交通事故发生地不在酒店与其住宅的交通路线上,是否应视为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该案二审裁判要旨说理如下:“‘上下班途中’应当理解为职工在合理时间内,为上下班而往返于住处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径中……该路径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从工作单位到职工住所的最近路径,也不能理解为职工平时经常选择的路径,更不能以用人单位提供的路径作为职工上下班必须选择的唯一路径……陈卫国住处位于国玉酒店西北方向,涉案事故发生于……位于国玉酒店西方,该地点虽然不在国玉酒店自制的交通路线图上,但亦位于陈卫东上班的合理路线之内……”[20]
  可见,本案裁决排除用机械的算计来解释立法之“合理”,但仍然考虑事故地点、工作单位与劳动者住所的方位,这种考虑更像一种生活的道理。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所指出的:“在对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进行判断时,目的性与相关性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劳动者是以工作为目的,时间的早晚不影响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如果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绕道办事,其绕道纯粹是为了个人私利,与工作无关,这段路途则不宜认定为上下班途中。”[21]但此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在生活道理之外,人伦情理也应当在合理解释的考量范围之内。假设劳动者在工作之时,忽闻家中噩耗急需去医院,从单位赶往医院的路上发生意外。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为“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呢?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同样属于合理范畴,因为其符合人伦之情理,而这种人伦情理中蕴含着一种潜在的“必须”或“应当”,即发生某种情况,从感情上让人别无选择。承认这种“必须”或“应当”就是承认“人”区别于“物”的特殊属性。这种人伦情理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是“事实上支配一个民族的标准”[22]。如果把这种人伦情理解释为“个人私利”,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的认知态度。其实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可以窥见法律对人伦情理的承认与关照。该《规定》第6条第2款将前往父母、配偶、子女的住所视为上下班途中,这实质也就是考虑到了看望老人、照顾小孩这些伦常之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样,该《规定》第6条第3款将从事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视为上下班途中,这也充分考虑到顺路买菜、吃饭、接送小孩这些日常之事。
  这种价值理性或实质合理之诉求,广泛体现于立法条文之中,尤其是劳动立法中。因为劳动法所调整的内容更为敏感地关乎社会的公理,比如劳动者群体与用人单位签订的集体合同在劳动行政机关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外,更有必要进行合理性审查。这里“合理性审查中的‘理’可以多元解释为法理、道理、伦理和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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