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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商事信用:商法的内在逻辑与体系化根本
【作者】 赵磊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分类】 商法【中文关键词】 商事交易;信用;商法独立性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60
【摘要】 商事交易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相互信任。一项交易达成、履行与完成的过程,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当事人来说蕴含着交易目的不能实现的风险。完备的信用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商事信用是商事活动的根基:一般等价物以及货币的产生基于信用;交易维护信用而形成商事规则;商事信用贯穿商事交易的全过程。商事主体是商事信用制度化的集中体现,是信用主体在商事交易领域的表现形式。商事信用的发展推动着商事主体制度的演进,商事主体制度的构成是由商事信用的需要决定的。商行为是商事信用在商事活动中的外在化,其制度设计直接受到商事信用的影响。商事信用是商法的灵魂,藉此搭建商法“大厦”,构建商法的规范性体系,是新时期商事立法的必由之路。
【英文摘要】 The basis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is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fulfilling and completing a transaction is full of uncertainties and risk for the parties that the transaction purpose cannot be achieved. A complete credit system can reduce uncertainty and trading risk. Commercial credit is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universal equivalent and currency generation are based on credit; transactions maintain credit to form commercial rules; commercial rules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The commercial subject is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commercial credit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credit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credit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ercial subject system, the composition of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demand of commercial credit. Commercial behavior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commercial credit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its system design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commercial credit. Commercial credit is the soul of commercial law, and it is the only way for commercial legislation in the new era by constructing the “building” and normative system of commerci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242    
  引言
  与民法不同,商法在我国没有被普遍认可的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亦未形成统一认识。这是民法学者不主张商法独立于民法存在的主要原因。王利明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商事特别法缺乏独特的原则、价值、方法和规则体系,难以真正实现与民法的分立。”[1]而以体系的形式表现法规范,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藉此来掌握法律规整内容,是法学努力的中心,并且是法学学术性的证据。[2]是否可以形成符合逻辑的体系,是商法能否独立存在的根本所在。拉兹认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应该解决好存在的标准、特征、结构、内容等四个方面的问题。[3]
  一直以来,我国商法学界普遍认为,在法律用语中,“商”具有比经济学上的理解宽泛得多的含义,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媒介交易的行为,皆可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商”。具体来说,法学中所说的“商”,重点在于商的目的——属于营利性活动,以及从商的资格——特指营业性活动。[4]也就是说,营利性与营业性被商法学界认为是商事活动的核心,也是商法得以独立存在的根本。这一观点几成商法学界的通说,很少有人质疑。但是,如果以此二者为基础,恐难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商法体系。营利性仅仅是商行为的目的,营业性是民事主体从事商行为的资格要求,二者均为“商”的外在形式,而非其根本。如果仅将营利性与营业性附着于民事主体、民事行为之上,就相应地成为商事主体、商行为,则商法确无独立存在之必要。在传统民法框架下建构商法体系,不但不能抽象出商法固有的特质,还会陷入过分拘泥于抽象性概念式体系的窠臼。这种模式的僵化与形式主义,早在19世纪就被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耶林意识到,后来更是遭到了利益法学派的严厉批评。[5]
  从商事交易的发展规律来看,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性要素,他们以营利为目的,这决定了他们行为的内容与方式。从偶发性的以物易物发展到经常性的以某种等价物为媒介的交换,再到专门从事货物买卖的职业群体的出现,以满足个人需求为取向的随意性交易行为逐渐发展为以满足获利为取向的计划性商业行为,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出于交易便捷性与安全性的双重需求,目的理性下的商业活动之契约性与定型化成为商业规则的主要依托。可以说,商法的体系化是商事活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趋向完整的体系化。那么,什么是商事活动的内在要求?营利性与营业性始终作为商事规则发展的两条主线存在。但是,是什么保证了营利性目的的实现?又是什么决定着营业性能够获得社会认可并在制度构建中予以体现?
  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回归到商事交易的本质进行分析。营利性是商人从事商行为的目的,营业性则主要是指商人持续以某种经营行为为业,二者均是从商人自身角度出发来观察商事交易。而交易的根本在于一定是在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亦即一个商事交易是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在反复互动、博弈与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仅凭单个商人自己,其营利性目的无法实现,营业更无从谈起。因此,交易规则的确定以及商法制度的构建也应该以此为着眼点。
  一、商事交易中的风险与信用
  商事交易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的,陌生人之间发生交易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彼此相信对方会如约履行承诺。一项交易达成、履行与完成的过程,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当事人来说蕴含着交易目的不能实现的风险。完备的信用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
  (一)商事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导致不确定性的原因纷繁复杂,对于商事交易来说,不确定性主要是由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未来的不可知性以及现有情况的可变性等几方面导致的。商事活动中的当事人之所以在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能够达成交易,是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信任包含着与时间有疑问的关系,显示信任就是为了预期未来,那样去行动,仿佛未来是确定的。[6]但是,未来永远是不可知的、不确定的。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商事交易中一般存在以下几方面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一是当事人履约能力变化。商事活动千变万化,商事交易当事人的履约能力也处于随时变化之中。一个商事交易的当事人在签约时可能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在契约完全履行前因为资金周转不灵、经营不善陷入困境或者行为能力丧失等原因,导致当事人不能履行义务,合同目的落空。这类不确定性属于当事人主观不能,虽然可被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预见,但其出现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属于不确定性的范畴。
  二是当事人恶意违约。在商事实践中,许多当事人本来有能力履行合同,出于获取不当利益的考虑,故意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从学理上说,大陆法系通常将违约行为与主观过错区分开来,认为违约行为仅指违反债务的客观事实,不包括主观因素,违约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是独立于违约行为之外的另一个构成要件。[7]但是,区分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对于判断其信用是否良好具有关键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据此可以做出尽量避免其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设计。
  三是不可抗力。一般来说,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具有或然性特点,无论是地震、洪水等自然原因,还是战争、地区冲突等社会原因,都不能为商事交易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预见。法律上确立不可抗力制度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可以促使人们在从事交易时,充分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在风险发生后合理地解决风险损失的分担问题,从而达到合理规避风险、鼓励交易的目的。
  四是情势变更。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履行完毕前,因发生当事人不可预见、不可防止的客观情况,致合同存在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按原合同履行,必然显失公平,故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这一原则的实质在于维护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公正性,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因为可能出现的情势变更,使得合同目的实现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属于客观不能,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是无法被预见的。
  上述几种情形是基于法律视角的观察,商事交易不确定性(Uncertainty)作为规范的学术概念,在现代经济学领域经常被提及。2016年经济学奖得主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现代企业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理论,但其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商事交易不确定性的分析。哈特认为契约是不完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一个复杂而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几乎不可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或事件做出预测;第二,即使人们能够对未来做出提前预测,缔约各方也很难将这些情况或事件写进契约中,因为很难找到一种令缔约各方都满意的共同语言去描述;第三,即使缔约各方可以将对未来情况或事件的预测写进契约中,当出现契约纠纷时,诸如法院之类的外部权威机构也很难对缔约各方约定的条款加以证实。[8]
  哈特这里所说的导致契约不完全的三方面原因实际上是交易不确定性的体现。由于商事交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其结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当事人而言意味着极易可能发生风险。在缺少法律的情况下,机会主义的不确定性以及为改善这些不确定性付出的成本将会对市场的发展造成实质性的阻碍。[9]在前述商事交易的四种不确定性中,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属于客观因素,当事人无法预知且不可避免,因此而造成的风险不应成为达成交易时的考虑因素。就当事人履约能力变化和恶意违约而言,属于当事人在缔约时可以预知的范畴,因此而产生的风险属于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在商事交易中,交易对手或债务人违约或信用品质发生变化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是商事交易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类风险。[10]
  在明知有风险的前提下,当事人仍然愿意订立契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此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于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信息的掌握。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信息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减少不确定性就是一种经济收益,信息的价值就体现于这一收益。人们可以花费一定的资源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以减少经济领域中的不确定性。[11]商法的最早渊源是交易习惯与惯例,原因也在于商事交易当事人都希望有确定的规则可以遵循。
  (二)信息、信任与信用
  任何一笔商事交易在达成时,当事人都对对方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充满信心,这是交易得以达成的前提。正如卢曼所言,在最广泛的涵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12]一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前提下的。无论在任何社会关系当中,信任度的高低通常与当事人一方掌握对方的信息量大小成正比。当事人之间掌握彼此的信息越多,信任度就越高。反之,信任度就越低。一般而言,越熟悉的人之间信任度就越高,越陌生的人之间信任度就越低。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熟悉可以得到信任,这种信任最为可靠,无需法律制度保障。[13]但是,这一规则只适用于熟人社会。而在商业社会中,绝大多数交易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当事人之间对对方信息的掌握有限,一般而言只能是一些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这类信息主要是商事登记记载的商事主体的基本情况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法人或组织的名称)、注册资本、住所等信息;再就是在特定群体比如行业内口口相传的行为人的诚信记录、商事信誉等无形的信息。不过,无论如何当事人之间掌握交易对手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在知识搜寻成本高昂而成果又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只获得特定的部分信息并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是合乎理性的(理性的无知)。”[14]有研究表明,当事人之间掌握的信息情况会成为交易的潜在障碍。[15]
  由此可见,对相对人信息的充分掌握是信任的前提。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16]这一认识同样适用于商事活动中,只不过是将“社团”放大到商人群体或者更大范围——参与商事活动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在市场经济中,信任是所有交易的前提。任何一笔交易,如果买方对卖方提供的产品的品质、质量没有信任,或者卖方对买方的支付手段和支付方式没有信任的话,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信任就不会有交易发生,就不会有市场。[17]信任作为对未来的期望,是建立在假定未来是确定的基础上的。但对于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恰恰是其不确定性。如前文所述,除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以外,产生不确定性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尽可能使得当事人全面、及时掌握交易的相关信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而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外在的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对于信息需求方来说,应当保障其通过正当程序可以获取相对人的主要信息;对于信息提供者而言,应该有良好的激励机制使得其主动披露相关信息。
  不过,以种种法律措施来取代信任,必然造成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上升。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普遍存在不信任感,就好比对所有形态的经济活动课征税负,而高信任度社会则不须负担此类税负。[18]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任度与成本成反比。信任度越高,沟通成本、交易成本越低;信任度越低,沟通成本、交易成本越高。对于单个交易关系如此,对于整个社会亦如此。正如有学者所言,信任作为经济交换的润滑剂,能够减少经济交换中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然而,信任是有两面性的,因为经济领域中的不确定因素,为了防止欺诈行为需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不能对人过分信任,否则有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只能选择信任那些我们认为“值得信任”的人。[19]
  但是,在商业社会中,只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之间进行交易活动是不可能的。那么除了“值得我们信任”的人之外,还有哪些人是可以被信任的?换句话说,如何保障存在于陌生人之间的信赖利益?这就必须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在信息不对称、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激励当事人诚实守信、不诈不欺,是为信用。有学者认为,法律上的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付债务的能力而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和评价。[20]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没有涵盖不同领域的法律信用,比如政府信用就不仅仅是一个偿债能力的问题,通常是指一国政府对其国民、组织甚至他国的守约能力、承担义务的勇气和行动力等等,更多地具有公法意义。当然,如果仅就私法领域而言,上述定义基本可以成立。
  当事人之间只有有了信用,交易才能得以达成;有了信用,商业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张维迎教授认为,所谓信用,就是一种被有限接受的交易中介。没有交换就无所谓信用了,如果人人都自给自足的话,信用就没什么意义了。而且从信用的发出到收回之间有时间差,这中间可能会出问题,对于商家来说这就是一种风险。[21]比如说,顾客甲在某商场购物,使用信用卡结账,商家对此接受并非源于对该顾客的信任,而是商家接受了发卡银行的信用。发卡银行之所以愿意替顾客代付货款,也是基于该顾客的信用。在此类交易中,信用起到了交易中介的关键作用。对于商家而言,存在着因为发卡行破产的极端情况,而无法取得价款的风险;对于发卡行而言,也必须承担顾客逾期不还款的风险。
  可见,信用不同于信任。在很多情况下,信用可以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运行,完成促成交易、实现当事人商业目的的任务。具体而言,信任与信用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以下几点:一是信用源自于信任,信用可以增进信任,但又可以脱离信任而独立存在,比如当事人被迫接受信用制度的约束,不需要信任亦可发生交易关系;二是信任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信用具有相对客观性;三是信任通常难以量化,信用可以通过制度体现出来;四是信任是即时的、偶发的、一次性的,信用通常具有持续性、稳定性。而信用与风险的关系,大致可以被描述为:信用越高,风险越小;反之,信用越低,风险越大。[22]
  (三)商事信用的界定
  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助推剂。近年来,信用问题逐渐被学术界关注,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及伦理学等诸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并产生了许多成果。[23]本文关于信用的讨论,仅限于从商事交易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所谓商事信用,是指信用在商事交易领域的体现和应用。作为商事活动的根基,商事信用产生于交易,应用于交易,并为商事交易所检验。商事信用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是维系现代社会各类关系的纽带。无论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以物易物,还是现代社会的网络购物、电子支付等新型商业活动,都与商事信用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1.商事信用是商事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而言,信用具有两层含义:(1)它是对个人或组织恪守诺言、履行成约的行为的客观表述;(2)它是对个人或组织的守信道德的表述或评价。[24]商事信用附着于商事主体,是对某个商事主体长期市场交易行为的客观表述或评价。一个主体的商事信用会因为主体的行为而随时变动,可能因某个主体的长期诚实守信而提高,也可能因其一次违约行为而大幅下降。
  2.商事信用是营利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商事交易是以营利为目的,营利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目标,当事人必须选择信任他人特别是陌生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信任是通往合作的道路,以信任为基础的协议可以持续得更长久,而且不必在每一步都反复协商。[25]因此,商事活动的参与人通常都格外重视信用,这并非他们的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具有良好的商事信用是其获取长期利益的前提。
  3.商事信用呈现动态发展变化。商事信用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经济模式的发展而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商业和知识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26]人类社会早期的商事信用是建立在朴素的正义观基础上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道德层面的约束,比如诚实守信、不诈不欺;后来,因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商人群体的出现,商事信用逐步发展为契约信用;近现代以来,随着政府力量的日益强大、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商事信用过渡到制度信用阶段。当然,道德、契约与制度三个层面的信用并非彼此替代的关系,三者是同时存在的,缺一不可,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哪个更为占据主流的不同。
  4.商事信用是重复博弈的必然结果。重复博弈是一种特殊的动态博弈,相同结构的“阶段博弈”重复多次,甚至无限次。在每个阶段的博弈中,参与人同时行动。因为其他参与人过去的行动的历史是可以观测的,每个参与人就可能参考他们对手过去的博弈行为来行动,这样博弈导致的均衡结果在只进行一次的博弈之中没有出现过。[27]对于商事活动参加者来说,大多数人并不看重从偶发的、一次性的交易中获取短期利益,而是追求长期的、持续的稳定收益。在每次交易中,交易对手的历史信用记录会成为其是否诚实守信、本次交易风险大小的重要判断标准,对于交易是否能够达成至关重要。商事交易习惯和惯例的形成也是基于商事活动参与人重复博弈的要求,这也直接影响着商事立法。
  5.商事信用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通常而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与商事信用关系不大,只有那些合同义务履行不同步的交易才涉及信用问题。一方面,商事信用的意义在于,交易关系的一方当事人相信其他交易对手对“未来”的承诺,对其履行义务充满乐观期待。这种“承诺”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债”,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典型的财产关系。可以说,信用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那么,信用量的大小必然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和机构所拥有的财产数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所拥有的财产数量越大,其信用行为能力越强;反之,其信用行为能力越弱。[28]另一方面,如果某个个人或组织商事信用高,那么其商事信誉就好。这是一种无形的财产利益,意味着其具有更多市场机会,可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6.商事信用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29]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制度越完备,不确定性越小,违背信用成本越高。一个好的信用制度,首要目的是降低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其次是因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益,最后是促进良好交易秩序与社会环境的形成。完备的商事信用制度让商事交易的所有参与者具有确定的规则可循,可以快速、准确地让商事活动参与者获知交易对手的商事信用如何,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沟通成本。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说,每一笔商事交易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会使得社会整体成本的降低,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因此,构建合理、完备的商事信用制度对商事活动乃至整个社会至关重要。正如20世纪美国“法与社会”学术运动的领袖弗里德曼所言,商业是浮在信用的海洋上。在很大程度上,商法是关于信用的法律。[30]
  二、商事交易与商事信用的伴生关系
  当代美国颇具世界影响力的法学家伯尔曼认为,在欧洲,直至11世纪晚期、12世纪,商法才被视为一种法律体系,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31]虽然在古代社会未能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商法,但商事交易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出现,作为最基本的商事活动,产生伊始就遵循着某种行为规则。在商品社会初期,商品交易实践客观上也需要商事法律规范的调整。[32]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事交易规则是实践的产物,它随着商品的出现而必然产生。
  商事交易起源于交换。如果要使交换得以发生,乃至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一切商业行为,都必须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二是当事人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三是交换(交易)行为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对于前两点,马克思有极其精准到位的分析:“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33]第三点则是指当事人彼此信任对方对交换(交易)物品品质的保证及其会如实履行承诺交付物品。不过,绝大多数交易中货物与钱款的交付都是不同步的。除了现货商品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外,几乎所有的经济交易都存在着欺骗的可能性。[34]即使在最为原始的物物交换的方式下,交换行为也不可能在交换时间上完全同步,总是有先后顺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仅仅存在于理论上,较为复杂的明确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的交易更是如此,这就产生了经济意义上的信用。由此可见,权利的让渡与预期回报在时空上是分离的,并且这种回报的实现还有赖于相对方,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关系。[35]如果说,用于交换(交易)的物的所有权是商事交易的前提基础,意思表示一致的契约关系是商品交易的必要条件,那么信用则是商事交易目的实现的保障和决定性因素。
  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解释:
  其一,一般等价物以及货币的产生基于信用。人类社会早期最原始的以物易物并不是商品交易,因为这种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获利,仅仅是为了满足当事人的生活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这被恩格斯称其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36]这导致了商人这一特殊阶层的出现。商人们不直接生产用于交换的物品,却充当了生产者之间彼此交换物品的中介并且从中牟利。他们起初使用一般等价物后来使用货币,从生产者处购买产品,再卖给需求者。这一较之原始的以物易物复杂得多的交换过程的完成,要通过建立多个法律关系才能实现。
  这其中,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媒介,后来发展成为专门的货币,这既是商事交易的产物,也是商事交易的基础。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再到货币,是一个自然而然、自发的过程,是商事交易的需求促成了这一切。马克思说:“生产已使商品流通得到了足够的发展,以致商品流通达到了形成货币的地步,并且使货币在它的各种不同职能上得到了发展”。[37]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可以在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们中间自由地流通,并因此而转移在其表面表明的一定数额的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38]也就是说,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39]作为某种物品包括金银在内,成为货币的前提是被某一范围内的人们承认其具有流通功能的中介地位。无论是一般等价物还是货币,商事交易关系中出售商品的一方在接受买方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货币时,深信其可以使用它从他人手里购买商品。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货币是一切文明国家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它,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40]货币既能建立商业关系,也能在瞬间终结这种关系。货币作为信任的“假肢”,减少了我们与他人建立为维护信任的需求。[41]货币的出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在一个交易中,只要当事人一方取得了货币,就意味着其债权得到了实现。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能够大大节约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时间,从而提高经济效率。[42]
  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关键性的前提就是要得到交易双方的认可。只有取得货币的一方相信自己可以凭借货币兑换得到想要的社会资源,货币才能被接受。所以货币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权利的承诺,承诺货币持有者可以支配相应数量的社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可以被看作载有对社会资源支配权的契约。[43]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再扩大化、普遍化、发展。[44]因此,物物交换体现的是交易当事人的信用;一般等价物被部分人接受作为交易媒介,代表着少数人的信用;货币作为被普遍接受为交易媒介,凝聚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人的信用。这一演变是一个从个体信用到群体信用,再到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过程。
  其二,信用维护交易而形成商事规则。交易出现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交易能带来总收益(社会效率)的增加,从而使得交易双方受益。但是,交易带来总收益的增加只是交易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交易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当事人都有充分的信心预期对方能履行承诺。否则,即使交易能带来社会剩余,交易也不会发生。[45]这里谈到的承诺就是一项商事交易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这种意思表示一致的交易方式在人类早期时代的物物交换过程中就存在,但却并未形成近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起初的交换通常是偶发式的,缺乏严格的形式要求,也并无确定的规则可遵循。在长期的交易实践中,一些做法逐渐被大家认可,对这些做法的统一认识,就意味着在商人群体中产生了信用,也意味着交易规则的形成。换句话说,商事信用是随着人类交易活动的出现而自发形成的。同时,最初的商事规则——交易习惯也随之产生。概而言之,决定交易习惯产生的主要因素如下:一是商事交易连续性的需要;二是特定商人群体的形成;三是对交易目的达成性的追求。这三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商事信用对交易的关键作用。
  其三,商事信用贯穿商事交易的全过程。如前所述,从商事活动参与人进行接触、磋商开始,对方当事人的信用直接决定着交易是否可以达成。比如,在北美殖民地发展早期,赊销现象普遍,殖民地进口商通常会授予其顾客一年左右的赊销期,这时卖方需要依靠买方的信用情况来确定是否与其交易以及如何与其交易。[46]一旦交易达成,意味着在当事人之间形成契约,所有当事人都受到契约的约束。多样化的商事交易之所以具有共同的法律形式——契约,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商事交易中交易者的信用需求。交易的核心始终是允诺的交换,在交易的整个过程中,都会涉及交易者对彼此之间行为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实质即为信用关系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契约是商事信用的物化形式。[47]契约使人们获得了一个有力的自治手段,而法律的规定又进一步扩展了人们使用契约形式的便利。随着期票、汇票、提单、经纪、保险、代理等手段的出现,远距离的交易和信用关系得以扩展。[48]
  可以说,商事交易通过契约的形式体现出来,商事信用是商事交易的根本性保障,商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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