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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
【副标题】 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英文标题】 Alienation and Correction of the Function of Arrest
【作者】 刘计划【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逮捕数量;逮捕率;理性解读;功能;异化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6)03—0149—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149
【摘要】

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亦一直存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624    
  
  “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这是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人权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1]。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2]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3]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4]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仍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 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 《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5]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6]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
  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
  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7]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8]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政府等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遭受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腐败;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这种做法于被告人、于国家而言都是损害。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 "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罪行要件,人权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4)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约为0.5%。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抛开这一因素,那么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其次,从政府方面而言,普遍羁押和超期羁押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不仅能提高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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