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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晚近十年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
【英文标题】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egal Scholarship in the Last Decade
【作者】 章志远【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诉讼法学
【中文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立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63
【摘要】

就学术成果的产出数量、产出主体及理论贡献而言,晚近十年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研究立场上,修法鼓呼、裁判整理、经验积累、域外介绍和概念诠释等五种进路虽较少交流但也相互并存;在研究主题上,繁荣假象之后呈现老问题纠缠、新问题浅尝、难问题回避的症候;在研究方法上,对策研究、案例研究、经验研究、比较研究和原理研究等诸种方法相互竞争且存有隔膜。新《行政诉讼法》实施时代的学术研究,应当着眼于立场聚合、主题开合和方法融合,推动中国本土化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7823    
  目次
  一、引言
  二、多维研究立场下的竞争
  三、研究主题繁荣后的重复
  四、多元研究方法间的隔膜
  五、新《行政诉讼法》时代的研究
  一、引言
  在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进程中,《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被誉为“人治时代的终结,法治时代的开始”。[1]然而,在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进程中,行政诉讼法学与行政法学的关系却一直存有争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行政法学理就出现过“并列论”与“从属论”之争。“并列论”认为,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起同属于诉讼法,它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相去甚远,因而二者是两个相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2]“从属论”则认为,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民事诉讼法与民法都是并列的法律部门,但行政诉讼法却不是与行政法并列的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在实质上应作为行政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行政诉讼法学在实质上也只应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3]进入21世纪之后,这场争论在形式上已归于沉寂。不过,从书名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行政法学》(含包括和不包括行政诉讼法学两类)的教材充斥坊间的事实来看,行政诉讼法学的地位依旧模糊甚至略显尴尬。[4]
  尽管行政诉讼法学科的身份危机仍然没有消除,但不容否认的是,晚近十年来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首先,从学术成果的形式上看,行政诉讼法学论文产出数量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论文所研究的对象也较为广泛;[5]行政诉讼法学教材、著作有数百部之多,在某些特定的研究主题上甚至还同时涌现出数部优秀的专题作品。[6]其次,从学术成果的贡献上看,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著作在阐释行政诉讼法理、引领行政审判实践方面可圈可点。例如,何海波教授独撰的教科书《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在结构体例、分析视角、研究进路和知识传播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创新,是“理想行政诉讼法教科书”的典范之作;汪庆华教授的《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观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运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行政诉讼制度的运作置身于转型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向读者展示出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多中心主义司法”的特质;杨伟东教授的《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站在权力结构的视角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整体性观察,揭示出“政治性宪法”向“法律性宪法”流变中行政诉讼制度的理想图景;江必新和梁凤云法官合著的《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理论和实务运作;林莉红教授主编的《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规范地运用社会学实证方法,通过大量访谈材料全面揭示了《行政诉讼法》二十余年来的实施情况。最后,从学术成果的产出主体上看,既有多年来在行政诉讼法领域精耕细作的行政法学者,也有亲身见证中国行政审判制度变迁的资深行政法官,还有对行政诉讼问题怀有浓厚兴趣的其他学科的学者。研究主体的多元性,映射出行政诉讼法主题的开放性。
  当然,与根深叶茂的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相比,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在成果产出数量和学术贡献度上还存在差距。例如,2005年至2014年间,两大主流法学刊物《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所发表的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分别为69篇和96篇,民事诉讼法学论文分别为34篇和72篇,而行政诉讼法学论文仅为8篇和19篇。在诉讼目的、诉讼标的、诉讼行为等诉讼法学共通范畴的提炼上,行政诉讼法学也缺乏主导性话语权。同时,与行政法学的其他新兴分支相比,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也呈现式微的趋势。对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与其他行政法学研究成果数量之间的“剪刀差”现象,有学者曾经乐观地认为数量萎缩表象的背后是双方的加强。“对行政法问题的规范,实际上就是对相关行政诉讼问题的规范。发展行政法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在发展行政诉讼法上的相关理论。因此,从现象上看,行政法理论得到空前繁荣与发展,但这并不能说明行政诉讼的理论没有发展,恰好相反,行政诉讼理论与此同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7]不过,从近年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对《行政诉讼法》修改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上看,情况却不容乐观。不仅理论研究中曾经热烈讨论的行政诉讼类型化、行政公益诉讼问题未能在新法中得到体现,就连已经载入新法中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时当共同被告”等规定仍然受到很多质疑。可以说,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行政诉讼法学整体学术准备的不足和理论共识的缺乏。
  为此,在新《行政诉讼法》即将实施之际,系统审视晚近十年来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总结其中的得失自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不揣冒昧,分别从研究立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三个视角进行解析,试图对当下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加以把脉,希冀借此促进新《行政诉讼法》的有效实施,推动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走向成熟。
  二、多维研究立场下的竞争
  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成果都是研究者基于特定的研究立场所创造出来的。综观晚近十年来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五种基本的研究立场。
  (一)“修法鼓呼”
  为《行政诉讼法》修改鼓与呼是近年来研究者所持的主要立场。晚近十年,修法鼓呼集中在2005~2007年、2012~2014年两个时间段。在前一阶段,《行政诉讼法》修订作为第二类17件“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之一写进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学者们除撰文探讨修法问题外,还集中编撰了多部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8]在后一阶段,《行政诉讼法》修改作为第一类47件“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之一写进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鉴于行政诉讼法修改已经箭在弦上,最近两年围绕修法集中展开研究便迅速成为行政法学界的头等大事。除了密集召开各类研讨会、发布各种民间修改版本、借助各种媒体发声外,一大批有关行政诉讼法修改宏观、中观和微观建议的论文发表。可以预见的是,这轮修法鼓呼将一直延续到《行政诉讼法》修正案正式实施前后。
  修法鼓呼的研究立场折射学者的家国情怀,对提升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理性化、科学化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在修正案草案“一审稿”公布之后,有学者呼吁要回到修法的“基本问题”,需要对修法宗旨、立法目标、诉讼类型和构造等基本问题重新予以检讨;[9]有学者则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取向、行政争议解决的司法权威主义和基于公法私法分离的行政诉讼制度构建,构成了行政诉讼制度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条件,《行政诉讼法》应着眼于现代化要求进行系统性而非局部性修订。[10]与此同时,学者反复论述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扩大”、“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行政诉讼案件审理可以适度调解”、“行政诉讼维持判决应当废除”等命题都相继写进正式的修正案之中。就连原本属于研究边缘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重大且明显违法行政行为应确认无效”等命题也被写入,前者甚至还罕见地位列“总则”第三条之中。
  不过,就整体而言,在热闹非凡的修法建议背后还存在诸多隐忧——“鼓呼有余而论证不足”、“热点有余而共识不足”、“观点有余而论争不足”。虽然各种具体的修法建议很多,但不同方案之间却缺乏深度交流和有效论辩,甚至每个论者都有关于修法“首要问题”、“重点问题”、“基本问题”的相应制度设计,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急切化”、“碎片化”的倾向。[11]这种自说自话、全面出击的状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立法机关“求稳”的修法思路。于是,在修法过程中就难免出现“双不满”的现象:学者既对修正案未采纳某项学术主张表示不满,修法者也对某些学术议题的准备不足表示不满。尽管法律修改本身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学术准备的不足同样可能使法律修改错失某些良机。试想,如果对于任何一个值得关注的修法议题或者具体条款,理论界都有充分的实地调查数据、具体案例、比较法材料和理论依据作为建议的依托,且不同学术主张之间已经进行多轮交锋,修法工作的主事者又岂会熟视无睹?
  (二)“裁判整理”
  自2008年以来,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行政案例展开的裁判整理和规则发现研究工作迅速兴起。多位年富力强的学者在爬梳《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等权威媒介公布的大量典型行政案例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法院裁判要旨的分析整理,发现其间所蕴含的法律发展和制度建构规律,进而提炼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司法经验和实践智慧。在两大主流法学刊物十年间所发表的27篇行政诉讼法学专题论文中,就有13篇论文秉承了裁判整理的基本立场,对行政程序违法处理、行政不作为构成、行政行为无效、裁量基准法律效力、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审查等问题的司法经验进行了提炼总结。[12]在主流刊物和主力作者的牵引下,更多刊物发表了更多年轻学者的裁判整理论文。一时间,以案例为中心的研究风格呈现后来居上之势。
  裁判整理的研究立场传递学者的实践关怀,对检验行政法理论学说、提炼行政审判经验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有学者梳理了大量典型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裁判文书,发现在行政不作为的判断基准上,人民法院并没有受制于现行行政不作为理论学说的束缚,而是基于实质主义立场创造性地演绎了“作为义务源自何处”、“有无现实作为可能”以及“究竟是否已经作为”的三重判断基准;通过个案特殊情境中“危险预见可能性”、“避免损害发生可能性”和“公权发动期待可能性”的权衡,可以初步建构起危险防止型行政不作为的分析框架。[13]有学者梳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公布的有关违反法定程序的典型案件,发现判决理由及判决主文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学理解释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结合学理和司法实践,可将“法定程序”理解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在没有“法定程序”情形时,法院可以引入“正当程序”加以辅助判断;在认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之后,法院应当主要考虑“是否损害行政相对人实体法上的合法权益”因素,分别作出撤销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14]裁判整理研究立场的出现,拉近了理论研究与审判实践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在“个案——规范”的互动之中生成行政法学说,推动行政法学的中国化,“使中国行政法逐渐由外循环(西法东渐)为主,发展为以内循环为主,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15]与此同时,裁判整理研究立场的风行,甚至还改变了传统行政法教科书的写作模式,多部以“判例说理”为特色的新型教科书相继问世。[16]
  裁判整理的研究立场虽然能够增进观察者对行政诉讼实际运作情况的了解和把握,但这些专题的研究对象在整体上还比较分散,无法提供当下行政审判制度运行的总体风貌。案例其实就是社会学研究中的“样本”,如何选择样本、样本选择是否全面、适当直接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研究结论的可信度。除个别研究者自觉融入法官访谈等活态资料外,[17]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一种纯粹的静态样本分析,缺乏对法官裁判背后诸多现实情境的考察,甚至存在过分解读个案裁判中法官只言片语之嫌。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为什么某些地区、某一时期对工伤认定中的“三工”要素解释从宽,而在另外某些地区、某一时期解释又相对从严?显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情况、用工方式、生活习俗以及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的司法理念都是可能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可见,裁判整理的研究立场尚存在整体性、综合性、全貌性不足的局限。
  (三)“经验事实”
  欧洲法社会学的巨擘埃利希在阐释法社会学原理时曾言:“在当代以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18]按照这一理解,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也必须置身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令人欣喜的是,在修法鼓呼和裁判整理的研究立场之外,还出现了若干运用大量问卷调查、访谈材料、文本数据等经验事实所进行的行政诉讼法津社会学研究。这类研究的作者既包括专注于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也包括着眼经验事实从事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学者。前者如汪庆华、程金华、应星、贺欣、于晓虹等“非典型性”行政法学者,代表性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一)和《中国基层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经验研究》(汪庆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二书之中;后者如林莉红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成员等,代表性成果集中体现为《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林莉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
  经验事实的研究立场表现了学者的实证关怀,对理解“行动中的”行政诉讼颇有助益。例如,林莉红教授研究团队历经数年之功完成的《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对全国范围内法官、民众、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律师等不同群体的八千余名对象展开了深入的问卷调查和实际访谈,并收集整理了一万余份裁判文书,从而较为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法》二十余年的实施状况。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龚祥瑞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组织年轻学者历经实地调研而成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继承和发展,是经验研究在行政诉讼法学中的回归。此外,一些研究者还试图穿越经验事实的迷雾,形成有关行政诉讼制度整体性的概念或模式化认识。[19]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出,佐证了“社会中”的行政诉讼与“文本上”的行政诉讼之间的偏离,大体上勾勒了社会转型时期行政诉讼制度运作的真实图景。
  经验事实的研究立场虽已间或出现,但总体上还未形成气候。一方面,经验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琐碎的田野调查,对样本量的需求本身也在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海量的经验信息要得到准确归纳进而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命题,对研究者理论概括能力的需求同样与日俱增。“从经验事实、问题、中国经验到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20]其实,经验事实的研究立场也存在陷入“堆砌材料”和“空发议论”双重困境的风险。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受到行政机关的过多干预”几乎成为每一个普通公民头脑中的定律。问题在于,在与政府的反复交锋之中,法院自身是否也存在某些“主动迎合”或者“巧妙倒逼”之举呢?[21]可见,如何真正实现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理论飞跃还需要研究者付出更大的努力。
  (四)“域外绍介”
  就作为舶来品的行政诉讼制度而言,其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对域外类似制度的参照。晚近十年,一批负笈欧美、日本等国的学者除了完成翻译工作之外,还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域外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详尽绍介。在对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制度的绍介方面,王天华教授的《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和江利红教授的《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日本行政诉讼制度的新进展,刘飞教授的《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则将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置于整个公法权利救济体系中进行了细致分析,陈天昊博士撰文对21世纪法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进行了绍介;[22]在对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介绍方面,朱应平教授的《澳大利亚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澳大利亚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技术规则,高秦伟教授、李洪雷教授等多位学者还撰文对美国“谢弗林案”所确立的审查原则及其演变进行了详尽的梳理。[23]
  域外绍介的研究立场彰显出学者的全球化意识,对全面、准确了解域外行政诉讼制度的最新进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晚近十年域外行政诉讼制度介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来看,既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制度的新动向,也有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新进展;既有对某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全面介绍,也有对某些具体行政诉讼制度的条分缕析;既有对域外规范文本、制度演变的介绍,也有对域外经典案例、理论学说发展的爬梳。有些绍介还开阔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为法律修订和比较研究储存了新的素材,如学者对法国行政合同紧急诉讼程序、行政诉讼政府专员制度的介绍等。[24]同时,美国司法审查诸多代表性案例的引介,也为我国行政诉讼相关审查技术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当然,囿于语言和问题意识的限制,域外绍介研究立场的贡献尚不够明显。一方面,基于对中国行政诉讼特殊问题求解的急切,一些域外行政诉讼制度、学说的介绍反而被忽略;另一方面,基于对所在留学国家相关制度的特殊偏爱,一些研究在不经意间又流露出“唯我独优”的倾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某些研究还存在因论证需要而任意“剪裁”和“误读”域外制度的弊病。一个典型的例怔是,在近年来有关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叙事模式,即“公共利益遭受侵害在当下中国已经相当严重——域外各法治发达国家均已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应当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言下之意,既然国外都有了,中国当然也应该建立。其实,如果研究者深入考察德国的公益代表人制度、法国的越权之诉制度、日本的民众诉讼制度以及英美国家普通法上的特别救济制度,就不难发现“行政公益诉讼是域外行政诉讼的通例”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其间反映出一些研究者对西方国家相关制度的误读。[25]可见,建立在域外绍介基础上的比较法研究还需在明确中国问题意识、客观评述域外制度流变等方面迈开步伐。
  (五)“概念诠释”
  学术研究往往都是以概念分析作为起点的。美国人类学家霍贝尔在论及概念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一个探索者在任何领域中的工作总是从创造该领域中有用的语言和概念开始……实际上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教师,他们总是以熟悉的措辞,以似乎更好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假如这不影响事实及其意义的真实性的话。因此,在任何法律的研究中,理想的情况是法理学在尽可能的限度内同时创造词汇和概念。”[26]与日臻成熟的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相比,行政诉讼法学在概念的清晰化、范畴的体系化方面还存在差距。晚近十年,一些学者从语义解释出发,对行政诉讼法中的若干概念进行了较为精致的解释,如关保英教授就相继对“行政放弃职权”、“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行为显失公正”、“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行为不当”等不确定概念的理论内涵及表现形态展开过详尽的理论分析;[27]一些学者则从基础原理出发,对行政诉讼法中的若干新概念进行了诠释,如邓刚宏教授对“行政诉讼功能模式”、“行政诉讼诉判关系”等重要概念展开过深入探讨。[28]
  概念诠释的研究立场体现出学者对解释论和逻辑性的关怀,对提升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精细化有促进作用。就行政诉讼法上的诸多概念而言,确实需要研究者从逻辑上加以深入分析,进而使特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明晰。尤其是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标准问题,关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痕以及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因而更需要明确。在现行《行政诉讼法》中,“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概念依旧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法律的有效实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概念诠释的研究立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相当迫切。同时,“诉讼目的”、“诉讼构造”、“诉讼模式”等理论范畴的提出,也有助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健全。
  当然,囿于实践关怀的欠缺,目前概念诠释研究立场的实际贡献度并不明显。一方面,很多法律概念的解释主要还是借助于单纯的语义分析和逻辑推演,对中国本土的司法经验和实践智慧殊少关注;另一方面,一些新范畴的提出和论证主要还是立足于西方国家行政诉讼制度的演变过程,与中国本土行政诉讼制度特有的生成逻辑之间还存在某种断裂,能否通过此种努力建立起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不无疑问。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客观法秩序维护和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的区分究竟能否合理解释中国当下的行政诉讼制度?[29]正如学者所言:“行政诉讼本质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行政诉讼的存在及其运作无时不涉及权力的配置、冲突及协调,因此谋求运作良好的行政诉讼,既必须把行政诉讼置于宏观的权力结构图景中加以考察,又必须仔细入微地观察行政诉讼具体运作中的权力关系。”[30]如果舍弃权力结构的外部视角、单纯从程序运作或诉讼利益的内部视角去观察行政诉讼模式,就很难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践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可见,概念诠释的研究立场除了运用逻辑推演之外,还需要借助经验事实进行归纳,从而对行政诉讼法在转型中国的实施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综上所述,在成果产出相对有限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中,同时存在着修法鼓呼、裁判整理、经验事实、域外绍介和概念诠释等五种较为明显的研究立场。总体上来看,这些不同的研究立场之间目前还处于彼此独立、鲜有交流的状态,在学术作品生产的市场上相互角逐甚至暗中较劲,因而难以积聚能量推动行政诉讼法学科的整体发展。
  三、研究主题繁荣后的重复
  如果单就论著产出数量而言,晚近十年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似乎已经相当繁荣。但是,仔细检视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不难看出研究繁荣表象背后所隐藏的研究主题重复、知识增量不足的危机。
  (一)“老问题重复”
  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主题的重复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某些特定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主题,学术界在多年间一直给予持续的关注,研究成果数量惊人但知识增量有限;另一方面,每当主流法学刊物发表某一主题的行政诉讼法学论文之后,其他非主流刊物就会衍生出一大批高度同质化的论文,低水平重复现象较为突出。客观上来说,对一些重要的研究主题并非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也不是不需要众多研究者集体发声甚至异口同声,只是这种持续研究应以知识增量提升和见解日益成熟为前提。晚近十年,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在受案范围、公益诉讼、行政法院、原告资格、调解和解、行民交叉案件处理等主题上不断演绎,重复研究、成果雷同现象比较严重。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法院”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中进行检索(表1),相关主题研究的重复现象即可一览无遗。
  表1

┌───────────┬───────────┬────────┬─────┐
│主题词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法院 │
│数量         │           │        │     │
├───────────┼───────────┼────────┼─────┤
│1995~2004合计    │163          │92       │381    │
├───────────┼───────────┼────────┼─────┤
│2005         │44          │46       │69    │
├───────────┼───────────┼────────┼─────┤
│2006         │52          │70       │79    │
├───────────┼───────────┼────────┼─────┤
│2007         │56          │85       │98    │
├───────────┼───────────┼────────┼─────┤
│2008         │46          │112       │95    │
├───────────┼───────────┼────────┼─────┤
│2009         │47          │101       │103    │
├───────────┼───────────┼────────┼─────┤
│2010         │38          │77       │82    │
├───────────┼───────────┼────────┼─────┤
│2011         │30          │51       │77    │
├───────────┼───────────┼────────┼─────┤
│2012         │37          │69       │65    │
├───────────┼───────────┼────────┼─────┤
│2013         │51          │60       │75    │
├───────────┼───────────┼────────┼─────┤
│2014         │37          │60       │71    │
├───────────┼───────────┼────────┼─────┤
│2005~2014合计    │438          │731       │814    │
└───────────┴───────────┴────────┴─────┘

  表1的数据显示,研究者过去十年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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