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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法学研究》
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与价值衡量方法
【副标题】 对一个行政案件法律推理过程的具体考察
【英文标题】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Value Evaluation Manners in Administrative Judgment
【作者】 王旭【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行政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法律推理;合宪性解释;价值衡量
【英文关键词】 Legal Logic;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Value Evaluation
【文章编码】 1005—0078(2007)01—122—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
【页码】 122
【摘要】

行政诉讼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指针就是法官能够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运用正确的法律推理思维与方法而得到“正当的个案裁判”。法律推理具有不同于形式逻辑推理的重要特征。从一个具体行政案件的判决论证过程中,可以发现合宪性解释对于“作为具体化之宪法”的行政法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行政争议中复杂的价值冲突也使得价值衡量的推理方法尤为值得关注。

【英文摘要】

Whether a judge could give a fair judgment through right legal logic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goo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Legal logic differs from formal logic When making an administrative judgment,we will find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for administrative law which is regarded as a specific constitution,as well as the value evaluation manners for the complicated value conflicts in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108    
  一、导论:法律推理的基本特征
  所有的法律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确保法律裁判的工作不会沦为法官个人的恣意与任性,法律推理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与形式才能实现所谓的“正当的个案裁判”?[1]为什么会出现让法官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均颇感为难而拿捏不准的所谓“疑难案件”?本文不打算对这些抽象出来的问题进行纯粹理论探讨,而是希望针对一个在裁判中发生争议的疑难案件,通过具体展示笔者对它的推理过程,来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个感性的认识。
  在讨论案件之前,当然也有必要看一看法律推理的一些基本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反观所谓的疑难案件出现的基本原因,然后再转入对具体案件的分析。
  按照德国专攻法律逻辑的法学家恩吉施的观点,要理解法律推理的特征,根本在于理解其发生过程遵循的法律逻辑是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即“在形式逻辑支配下的推理中,前提与结论之间不需要主观评价性的因素,结论是必然蕴涵在前提之中的,因此只要前提确定,结论就必然要发生。而法律逻辑的任务却在于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要引入评价性的因素”。[2]这一精辟的阐述的确点出了法律推理的几个重要特征,笔者把它们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诚如晚年的凯尔森对法律推理过程特点所作的概括:法律推理不是一个遵循因果律而是一个遵循“归属律”的过程。[3]在形式逻辑的规则下,由于结论本身蕴涵在前提之中,因此,推理过程实际上就是前提作为结果的原因而发生必然的作用,这遵循的就是因果律,而所谓“归属”,强调的却是某一个事实,由于人的意志或主观评价而被“强迫”归入某一个具体规范,这一过程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意然”的、规范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法律科学称为“规范科学”。
  第二,“归属律”如果用传统的法律推理理论进一步阐发,也就是强调法律的涵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关键却在于法律评价:为什么某一个事实能够归属到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下,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官的价值评价,因此法律推理的更重要特征不在于依法律字面含义简单地将事实与之对应,而在于法官要选择一个基本的价值基点对事实进行裁剪,以使事实与规范的交流能够得以发生。
  第三,同时,规范与事实的交流却不是“单向的”,而是“对向交流”的,此即恩吉施强调的法律推理是一个“眼光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往返流盼”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清楚了解某一个规范的确切含义,就必须依照一定的事实对其进行解释,此即所谓的“解释之相关性原理”;[4]另一方面,对于赖以进行法律推理的案件事实究竟是什么,这又有赖于我们对规范的了解。比如你要确定某个案件事实是不是一个盗窃行为,那你就必须对什么是“法律上的盗窃”进行解释,而什么是“法律上的盗窃”又有赖于你对具体事实的理解。因此诠释学在法律推理中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它强调法官要打破直线式的思维,要在自己的前见和“法感”(拉伦茨)的基础上通过某一个具体规范来“描述”事实,通过事实来“解释”规范。而在这一寻找规范与事实的相关性的过程中,价值判断往往是最为核心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相关性称为“价值相关性”。
  下面,我们就要结合一个具有很大争议性的案件,来展示笔者对它的法律推理过程,以更深切地了解和证明上面给出的理论阐释。
  二、本论:对刘某诉江苏省A市烟草专卖局一案的具体分析
  1.背景:案情简介[5]
  江苏省A市烟草专卖局根据消费者的投诉,对刘某涉嫌经营非法卷烟的商店进行监控,发现刘某经常从家中提取大量卷烟,送往其商店隔壁的缝纫铺进行秘密销售。该局遂予以立案。经过数日外围的查证,2003年1月9日,该局执法人员持烟草管理行政执法证及检查证,对刘某的住宅、商店及其相邻的缝纫铺进行检查。在刘某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从住宅检查出6个品种的卷烟计37条。另外,在缝纫铺也查获12条卷烟。经现场勘验,发现所有卷烟既无防伪标志,又无当地烟草公司印章,遂予以暂扣。刘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侵入住宅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返还所扣卷烟。法院认为,被告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根据烟草专卖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在原告成年家人在场的情况下,持行政执法证及烟草检查证,对原告存储大量涉嫌非法卷烟的住宅进行检查,并未构成对住宅的非法侵害。由于被告对所暂扣的涉假卷烟正在进行技术鉴定,故对原告要求返还卷烟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注:后原告不服并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理由基本相同)。
  2.分析:本案法律推理发生的过程
  (1)确定案件事实:本案法律推理的线索。
  案件事实就是法官能够赖以进行法律推理,作为推理小前提的事实,实际上我们进行法律推理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确定一个具体案件的案件事实,因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同时解释规范和裁剪生活事实的过程,[6]案件事实确定了,也就意味着可资适用的规范同时也就确定了,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双方实际上是在论证两个相互对立的案件事实的存在:原告认为被告是在没有遵循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非法入侵他的住宅;而被告强调,被告的行为是在切实掌握了证据,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进入到“非法卷烟的存储地”(而不是住宅)行使行政检查权。在这两个陈述中到底什么是本案能赖以进行法律判断的案件事实呢?从这两个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案件事实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同样一个生活事件中可以提出截然不同的具有法律效果、可用作法律推论前提的案件事实,因此要判断何者为真,一方面要紧密扣住有关法律规范进行分析,看哪一个法律规范的要件与生活事件相类似,另一方面要从生活事件中发现产生分析的事实是什么。
  从这样一个方法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一个主张是违法行政行为,一个主张是合法行政行为,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本案中“住宅”理解的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49条规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生产、销售、存储烟草专卖品的场所。”如果把本案中的“住宅”解释为“经营场所”,那么无疑以上两条规范的要件就可以适用本案的事实;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的住所或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实际上这四条规则构成了一个有关“住宅”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刑法从法律后果的角度确定了法律责任,而两个诉讼法则将住宅检查权明确地配置给了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因此,如果本案中的“住宅”不能解释为“经营场所”,那么,本案显然就应该适用以上四条规则所构成的“住宅保护”的规范。所以,在本案的法律推理过程中,“住宅”就成为一个关键。
  (2)是“住宅”还是“藏匿场所”:本案法律推理的关键。
  所谓法律意义上的“住宅”,我们会发现很难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义,在法律上也不可能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明确规定“住宅”由哪些要件构成,[7]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只需要将事实与确定的要件对应就可以了。那么究竟如何做出评价与解释呢?可以看到,本案的特殊之处也就在于原告用一个日常供居住之用的空间作为藏匿卷烟的场所,这样一个行为是否使得该空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法律上“住宅’’和“经营场所”因为预设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所以这个空间不能既适用住宅保护的条款又适用违法经营场所的条款,否则就造成了规则的冲突,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这两个法律概念在本案的裁判中做出选择。
  其实正如前面所分析,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住宅,从而肯定生活中某些空间一定是住宅,比如住宅就是“供家庭日常生活起居的封闭空间”吗?一个乞丐组成的家庭在天桥下搭建的简易帐篷算不算住宅呢?可见,“住宅”并不能定义,而只能描述其基本特征。那么在描述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概念都有一个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也有相对次要和边缘的地方,而究竟什么是它的核心地方,显然应该由法律规定这一概念的目的所决定,或说由这个概念背后的立法价值所决定。法律为什么要规定“住宅”这个法律概念,最重要的价值不是肯定它的经济价值,也不是主要保护它的所有者的所有权,而是要保护其所有者的生活安宁与人格尊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用宪法条款来进行住宅保护的根本原因。因此住宅这一概念的核心部分无疑就是“他人在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进入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个“他人”,显然也包括了公权力主体。那么这一概念的边缘性部分则包括住宅可以采取的形式、住宅的其他功能、住宅的外部特征等等。这些因素不是不重要,只是根据法律最初设定住宅这一概念的目的来看,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不是核心部分。因此在本案件中家中藏有非法物品并不能改变这个家仍然是法律上的“住宅”的本质功能,仍然要

  ······
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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