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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社会》
值班律师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法理定位与制度构建
【作者】 王艺超涂龙科
【作者单位】 上海芳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分析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中文关键词】 值班律师;认罪认罚案件;有效法律帮助;定位;制度构建
【英文关键词】 Duty Solicitor; Cases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Effective Legal Aid; Orient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40
【摘要】 《认罪认罚试点办法》提出“保障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旨在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明知、自愿与协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是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正当主体,但在实践操作中,值班律师向被追诉人进行有效法律帮助受到本身定位以及权利缺失等因素阻碍,制度设计的初衷无法实现。作为有限的辩护人的法理定位是值班律师发展的必然趋向,值班律师的权利应当得到合理扩张,再辅之以完备的工作制度和保障制度,从而提供行之有效的法律帮助。
【英文摘要】 The Trial Method of Guilty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puts forward “ensuring the accused to obtain effective legal aid”,which aims at protecting the accused person's knowledge, willingness and negotiation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In the case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the duty solicitor is the proper subject to provide effective legal aid.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effective legal aid provided by the duty solicitor to the accused person is hindered by such factors as its own orientation and lack of right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system design cannot be fully realized.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the limited defender is the inevit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duty solicitor. The rights of the duty solicitor should be expanded reasonably, supplemented by a complete working system and security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legal help.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999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为减缓司法负担、提升诉讼效率提供了崭新路径。然而,认罪认罚案件简化程序必定会消减被追诉人法庭调查、辩论等环节的部分诉讼权利。因此,律师在诉讼进程中提供有效法律帮助成为认罪认罚程序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认罪认罚试点办法》)提出“保障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2]一方面,律师以忠诚义务和专业技能确认被追诉人知悉身处认罪认罚程序的处境,[3]保证被追诉人是完全出于自己意愿认罪,并核实认罪的真实、正确;另一方面,律师通过会见、阅卷、调查等工作弥补被追诉人在信息、知识以及心态上的劣势,[4]协助被追诉人与控方协商,合法为被追诉人争取利益。[5]刑事辩护遵循着“有权获得辩护”—“有权获得律师帮助”—“有权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脉络发展,[6]我们只能假设律师总是勤勉的,但这仅仅是对抗制司法逻辑的理想观念而已,[7]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得到律师有效帮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亦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有着显著劣势,特别是刑事速裁程序,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对于被追诉人诉讼权利都有部分减损,因此需要有效的法律帮助来保证被追诉人不受不当诉讼。
  一、值班律师是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正当主体
  值班律师制度(Duty Solicitor Scheme)起始于英国。我国值班律师制度起步较晚,2006年开始值班律师试点工作。[8]截至2016年末,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在2000多个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值班律师。[9]
  根据试点办法的规定,值班律师系由法律援助机构派驻至人民法院、看守所,向适用认罪认罚案件的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根据上海各区检察院的实践经验,值班律师有以下具体职能:第一,旁听并了解基本案情;告知被追诉人自愿认罪可能出现的法律结果;签署具结书的时候,告知被追诉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向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第二,提供关于定罪量刑方面的法律咨询和解释答疑帮助。第三,向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明确被追诉人在自愿认罪、服从处刑建议以及程序适用的前提下,签署具结书,规范办案行为。第四,在远程视频讯问室为值班律师设置专座,可全程参与旁听讯问,并针对刑事速裁程序、诉讼权利义务等内容提出意见。[10]
  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具有以下两大价值:第一,健全刑事诉讼法律帮助体系。目前,刑事诉讼法律帮助体系包括委托辩护和指派辩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委托辩护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11]而指定辩护受到启动条件的限制,适用范围狭窄。[12]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推行值班律师,弥补了委托辩护和指派辩护的部分短板,保证认罪认罚程序的有效进行。第二,值班律师维护认罪认罚程序的正当性。认罪认罚程序的正当性包括被追诉人知晓认罪认罚程序的性质、从宽后果的预期、认罪认罚的自愿等。一旦认罪认罚程序启动,意味被追诉人放弃对事实和量刑辩护的权利,尤其是适用刑事速裁程序,诉讼将会在几日内完毕。[13]设立值班律师,以法律专业角度帮助被追诉人进行程序选择与量刑协商,保护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基本、合法的权利。
  二、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现状检视
  《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数据表明,试点期间值班律师共为17177件案件的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20930人次。[14]我们可以看到,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以来,值班律师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影响着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
  (一)值班律师介入时间模糊与身份转换易引发风险
  从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律师参与诉讼程序时间越早,所起到的效果越佳,但现行制度对于值班律师介入认罪认罚案件的时间却规定得模糊不清。从文意上理解,《认罪认罚试点办法》第五条是被追诉人先做出认罪认罚意思表示并且没有辩护人的,相应的国家机关才有义务提供值班律师。这不仅与当初认罪认罚程序设计理念背道而驰,而且造成值班律师与认罪程序相脱离,根本无从保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又如第八条规定,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似乎是在值班律师介入案件之后。该规定一方面是规定违背法理,另一方面规定前后条文矛盾冲突,使得认罪认罚程序在实施中引发困顿,导致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功效锐减。
  立足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值班律师将与委托律师、指派律师协同组成法律帮助体系的三分格局。律师三重身份共同置身于认罪认罚案件之中,难免在法律帮助工作方面产生冲突。值班律师的创设,使得被追诉人在案件快速处理下仍有律师参与,有效的保障了辩护权,但也带来了风险:一方面,在值班律师先期介入认罪认罚案件向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过程中,被追诉人对其表现产生直观印象,倘若因被追诉人或者律师对定罪量刑的意见与检察机关未达成一致而导致认罪协商程序未能适用,但这个阶段使得被追诉人认识到值班律师的勤恳尽职,为尔后值班律师转委托辩护提供契机(被追诉人很可能会委托之前提供过帮助的值班律师)。[15]而值班律师参与认罪协商程序,在一次性参与中获得多个不同检察官承办的案件情况,显然形成了“超越检察官的优势”,值班律师利用这种了解大量案件信息的优势,在转换成委托律师之后很容易造成程序不公正的风险。另一方面,值班律师转指派辩护亦容易引发冲突。在一些地方实践中,试图推动并规范值班律师转任指派律师。[16]然而,值班律师在为共同犯罪的数名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基本上获得了多数被追诉人的案件情况。根据执业禁止规定,指派律师只允许向共同犯罪中的一名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援助,这个时候值班律师转指派律师便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二)值班律师定位不明确
  值班律师定位尚不清晰,具体表现在:《认罪认罚试点办法》在条文上对值班律师与辩护人分别进行表述,从字面意思看两者的定位不尽相同。理论界对值班律师的定位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应当将值班律师界定成法律帮助之人而非辩护人,[17]另一种声音认为值班律师应当改造成指定辩护。[18]或主张把值班律师改造成强制辩护人,[19]或建议把值班律师、援助律师、辩护律师三者合并。[20]在司法践行中,“值班律师”与“律师值班”两者概念时常混同。例如,在杭州出台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律师值班制度》中把“值班律师”和“律师值班”视为同一概念。[21]目前,值班律师的混乱定位不仅导致其权利缺位,更影响到法律帮助有效性。
  就试点情况看,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更多向被追诉人提供程序性法律帮助,诸如程序以及法律规定解释、为程序选择提供建议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值班律师的初衷是要求其有效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防止不当追诉,而对值班律师空有职能上的要求,却缺少权利上的保障,导致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陷入形式帮助与实质帮助的矛盾。[22]实践中,少数检察机关在被追诉人签立《具结书》的时候方才告知值班律师到达现场,[23]这种“仪式性”的见证行为本质是为认罪认罚的正当性背书,存在形式主义的风险,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受到威胁。
  当认罪认罚案件涉及到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时,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必然要以阅卷为前提,但阅卷权在绝大多数地方是不被赋予的。由于无法享有阅卷权,值班律师无从了解案情,认为签具结书有风险,而不愿意签署,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值班律师缺乏阅卷的权利,无从知晓案件具体情况、证据以及处刑等资料,也未能在司法协商中对处刑建议施加影响,法律帮助易流于形式。[24]除此之外,会见权与在场权的缺失也阻碍着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无法及时会见被追诉人以及在量刑协商程序中不能在场,将造成被追诉人丧失基础的抗衡。
  (三)值班律师保障机制存有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上的局限
  第一,立法较为分散。长期以来,刑事法律援助相关规定散落在《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规定法律援助的法条不集中、相互之间缺少关联、重复内容较多、难以成体系的局面,也容易在司法实践中产生摩擦和推诿。第二,立法位阶不高。现阶段,法律层级载有法律援助规定的为《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但两法涉及法律援助内容仅仅数条法条;行政法规层级载有法律援助规定的为《法律援助条例》,是目前法律援助专门立法;近几年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均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如2015年中办国办颁布的《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2017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以及最高法司法部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等等。
  2.刑事法律援助财力供给的疲软
  从供给的角度看,法律援助制度健康稳定地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经费的支撑。有学者统计了1999年至2011年期间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经费的比例处于0.0011%至0.0122%之间,即便是最高比例0.0122%,也只占到日本的1/10,丹麦的1/50,英国的1/100。[25]根据笔者从中国法律援助网摘取的2005年至2014年法律援助经费增长率,如图1所示,经费增长率从2005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8.7%,此后的2011年至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下跌到10%左右。而经费增长率线性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也验证了这一点,表明我国法律援助经费增长能力有限,这种态势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图1:我国法律援助经费增长率概况(2005-2014年)[26]
  法律援助经费供给力度疲软直接影响到值班律师的工作经费支出。有学者统计了杭州市30余家看守所和法院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如表1(见下页)。按照杭州市实施的《关于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以及《杭州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值班律师法律援助补贴每人每天260元。但实际操作情况不容乐观,除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等少数几个城区达到补助要求,其余区、县(市)则未达经费标准,甚至有近三分之一的地区无法律援助经费。这对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完全是“倒贴成本”,最直接影响是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积极性遭受打击,工作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况且仅就杭州市的生活成本,目前规定的经费补助额度也显偏低。
  三、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法理定位
  从提供法律帮助的角度出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不能让值班律师成为消极的“目击者”,而应当赋予值班律师有限辩护人的定位,其配置的权利也理应在合理的范围里扩张,保证法律帮助的有效性。
  表1:杭州市看守所、法院法律援助工作情况[27]
  

┌───┬──────────────┬────────┐
  │单位 │值班律师时间安排      │每日经费支出/元│
  │   ├───────┬──────┼───┬────┤
  │   │看守所    │法院    │看守所│法院  │
  ├───┼───────┼──────┼───┼────┤
  │市中心│每天     │每天    │200  │200   │
  ├───┼───────┼──────┼───┼────┤
  │上城区│周三     │每天    │260  │260   │
  ├───┼───────┼──────┼───┼────┤
  │下城区│周一、三,半天│半天    │260  │260   │
  ├───┼───────┼──────┼───┼────┤
  │江干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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