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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社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构造研究
【作者】 王凤涛【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干部,法学博士}
【中文关键词】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监督
【英文关键词】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curato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gal Supervis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3
【摘要】 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建立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机制和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已成为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和营造国际贸易良好氛围的现实需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统一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等上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在操作上具有可行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的设立,应当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派驻刑事执行检察室和地方各级检察院派出知识产权检察室经验的基础上,从机构编制、人员配备、受案范围三个维度进行顶层设计。
【英文摘要】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ppeal mechanis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judici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leg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eal cas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y setting up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curatorial office in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roper implementation of laws,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power of the market and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legal supervision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curatorial off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patent appeals of inventions and utility models is theoretically legitimate and feasible in oper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curatorial off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shall be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s Criminal Execution Office and the local procuratorat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curatorial office and then shall be carried out at the top-level by design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al establishment, staffing, and acceptance scop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004    
  一、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的制度动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要求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均对产权保护作出了部署要求。依法保护产权既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1]强化产权的司法保护是依法保护产权的重要方面。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增加一项,即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规定提起的上诉、抗诉案件。[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当事人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以及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述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申请再审、抗诉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这些民事、行政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一审,原由知识产权法院和省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些案件的二审原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一审裁判生效后案件再审,也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职权范围的扩大和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调整,使得这类上诉案件以后不再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而是直接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的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受理,[3]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铺平了法律道路。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上诉制度改革和派出机构设置,改变了原有的知识产权案件法律监督格局。在最高人民法院调整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情况下,谁来监督和制约这样一个行使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管辖权的新机构?如何在司法活动中实现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平等保护,确保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如何做到全面保护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类型的财产权,切实维护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这不仅是摆在产权司法保护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立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面前的迫切问题,更是摆在国家机构层面特别是司法组织体系建设层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已非既有的司法机构体系所能回答,俨然成为一道待解的法律监督新课题。“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4]这些问题的解决,亟待构建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确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机制,进而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的功能考察
  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知识产权检察室,统一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等上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有助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惩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检察职能,加大企业和个人合法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知识产权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一)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和引领经济主体的活动,且这些法律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而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制定,通过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执行。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各地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的利益,在客观上可能妨碍法律实施。[5]为防止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行法律时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甚至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影响,就需要由一个国家的专门机关即检察机关,通过法律赋予的专门手段来监督各级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情况,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6]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将此类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二审审理权限、知识产权效力判断与侵权判断两大诉讼程序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7]虽然有助于统一和规范裁判尺度,但知识产权法庭在集中了这类案件裁判权的同时也集中了错判风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统一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有利于防范知识产权冤假错案,切实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规范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律监督标准,为市场经济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
  (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8]随着中国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自主科技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9]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决定了保护自主科技创新、防范与规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能够激励企业、机构和个人自主创新,提升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10]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则直接关系到自主科技创新的保护成效。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各种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保障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有效性的重要职责,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护法者。[11]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统一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等上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有助于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等手段,加强对知识产权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强化对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生效裁判执行活动的监督,特别是对知识产权法庭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依法及时监督纠正,保障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12]实现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全面保护和依法保护,激发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和创新动力。
  (三)营造国际贸易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13]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将其作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问题。[14]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知识产权,努力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增进外企投资意愿,促进国际合作交流,[15]为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统一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等上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开展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形成一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工作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商业法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全面保障科技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违法侵权行为,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加强与其他国家检察机关的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海外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建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制,维护我国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16]从而培育公平竞争的国内国际营商环境。
  三、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的理论逻辑
  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知识产权检察室,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一样,在案件管辖上,需要调整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机制,对此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进行提级管辖;在机构属性上,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这种制度安排在法理上并不存在障碍,也符合中国法治建设规律,是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正当性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奉行同一套法律体系,就法律实施而言,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对全国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进行法律监督。在司法机关内部同样有一套制度体系保障执法的统一。具体而言,法院系统通过审级制度作为统一执法的保障,检察系统则通过检察一体化作为统一执法的保障。检察一体化的精神实质是保障检察职能的统一行使,其法理依据表现在:一是有效惩治犯罪和纠正违法行为,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二是切实保障司法公正,制约侦查权和审判权,维护社会正义;三是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保障执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国家权力机关全面负责;四是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职能,防止下级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受到外部干涉,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17]检察一体化直接体现在检察机关领导体系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办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18]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最高检察机关,县级、设区的市级和省级检察院均为其下级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地市级检察院办理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上诉案件,属于其职权范围。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决定的方式明确有关案件的办理程序,为知识产权检察室办理有关案件提供进一步的法律依据。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时,就采取这种方式。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的不可替代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否依托现有的检察组织机构,在不设立知识产权检察室的情况下,通过各地省级检察院办理、统一授权北京市检察院办理或者只是调整案件管辖层级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本部办理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等方式进行法律监督呢?分析表明,这些思路均不尽合理,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室是无出其右的选择。
  其一,不宜再由各地省级检察院办理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后,高级人民法院不再具有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管辖权。若由省级检察院继续行使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权,首先会形成监督空白。在高级人民法院不再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情况下,被监督对象已经发生改变,由省级检察院监督高级人民法院的类似案件就会无的放矢,行使这项权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也就得不到监督。其次,会导致监督层级错位。由于各省级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两者在国家机构中的层级、掌握的权力资源、与中央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能力是完全不对等的,让各省级检察院去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是不现实的。再次,会极大地增加司法成本。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统一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意味着庭审等有关诉讼活动均在北京进行,如果由各地省级检察院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那么办案人员就需要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赶往北京办理案件,办案成本将大幅攀升,办案效率也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其二,不宜由北京市检察院集中管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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