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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欧盟协议管辖制度实施之保障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n Guarantee for Application of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in EU
【作者】 黄志慧【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平行诉讼;协议管辖;先系属优先原则;鱼雷诉讼
【英文关键词】 parallel litigation;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principle of lis alibi pendens; torpedo actions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7)06-0142-1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7.06.12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142
【摘要】 对于平行诉讼问题的解决,欧洲法院对先系属优先原则之僵化解释,减损了协议管辖制度的价值,促使“鱼雷诉讼”的产生,也有悖人权法的价值。为矫正欧洲法院过于强调法律确定性的做法,发挥协议管辖制度在解决欧盟平行诉讼问题上的作用,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保障协议管辖制度的间接方法和直接方法。保障协议管辖制度之间接方法并不能妥善解决平行诉讼问题。《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案》第31条第2款作为保障协议管辖制度之直接方法,能够相对有效地规制该问题的产生。在直接方法的实施中,应明确管辖协议的范围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协议管辖权与应诉管辖权的关系,以及协议管辖权与先系属优先原则的关系。对欧盟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私法中的协议管辖制度。
【英文摘要】 The rigi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lis alibi pendens by ECJ in solving parallel litigation has impaired the value of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and promoted“torpedo actions”,as well as violating the law of human right.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practice of putting too much emphasis on legal certainty, and to exert the function of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in dealing with parallel litigation, indirect and direct approaches which guarantee the application of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have been put forward. The indirect approach cannot properly avoid parallel litigation. As an excep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lis alibi pendens, Article 31(2) of BrusselsⅠ Regulation Recast is regarded as direct approac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arallel litiga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The scope and standard of proof, the existence of jurisdiction agree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and jurisdiction by present,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and principle of lis alibi pendens should be clear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rect approach.Relevan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nsensual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1386    
  一、引言
  从比较法角度而言,对于国际平行诉讼问题之解决,普通法系国家一般采取不方便法院原则或颁发禁诉令之方法,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采取先系属优先原则(principle of lis alibi pendens)或预期承认理论,而不采用在较大程度上会牵涉利益分析的普通法系国家之做法{1}。在国际平行诉讼问题的解决方面,欧盟亦遵循了先系属优先原则。1968年《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公约》(以下简称《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和由其转化的2001年《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条例》(以下简称《布鲁塞尔条例Ⅰ》)第27条即为例证。
  然而,欧洲法院的相关判例法表明,在解决国际平行诉讼问题上,基于先系属优先原则的适用,对当事人之间管辖协议的适用和解释仍然存在偏差。管辖协议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欧盟法中的相互信任原则(principle of mutual trust),这无疑对欧盟内国际民商事争议的高效解决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解决欧盟平行诉讼问题的过程中,伴随着学术界对先系属优先原则僵化适用所产生的“鱼雷诉讼”(torpedo actions)问题之批判,欧盟理论界和实务界先后提出了保障协议管辖制度实施的间接方法与直接方法,并引发诸多讨论。
  基于以上,有必要对保障协议管辖制度实施的间接方法和直接方法进行深入考察。特别是作为直接方法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第1215/2012号条例(重订)》(以下简称《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案》,2015年1月10日起已生效)第31条第2款的实施问题,亟待明确。
  二、先系属优先原则对欧盟协议管辖制度的弱化
  一般而言,协议管辖制度应优先用以解决国际平行诉讼问题。然而,欧洲法院在实践中对先系属优先原则的僵化解释减损了管辖协议的效力,并产生了诸多消极后果。
  (一)欧洲法院对先系属优先原则的解释
  为追求法律确定性的目标,对于平行诉讼问题之解决,欧盟《布鲁塞尔条例Ⅰ》第27条(《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之规定采用了先系属优先原则。详言之:
  对于一般平行诉讼问题之规制,该条例第27条明确规定,相同当事人就同一诉因在多个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时,首先受案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依职权中止诉讼,直到首先受案法院确定案件管辖权问题;如果首先受案法院管辖权得以确立,首先受案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放弃管辖权,而由首先受案法院行使管辖权[1]。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赋予首先受案法院在决定案件管辖权问题上的优先性,以减少不同法域的相关法院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诉因作出相互冲突判决之可能。
  从实践来看,欧盟《布鲁塞尔条例Ⅰ》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存在其优越性:其一,先系属优先原则强调管辖权的确定性和明确性,客观上有助于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权,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其二,先系属优先原则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主要以相关法院受案的时间为判定标准,相较于牵涉利益分析的不方便法院等方法,显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三,利用先系属优先原则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之方法,与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的通行实践相契合,在欧盟范围内容易得到接受,因为先系属优先原则作为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方法,实际上是继承了《布鲁塞尔公约》最初的六个大陆法系缔约国国内法中关于规制平行诉讼之方法[2]。
  正因为如此,除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先系属优先原则作为解决平行诉讼的方法在欧盟成员国中并未遭遇太大障碍。然而,2003年的Erich Gasser GmbH v. MISAT Srl案(以下简称“Gasser案”)表明,欧洲法院对《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所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之解释,构成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重大限制,极大损害了协议管辖制度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时的价值[3]。
  该案主要涉及作为首先受理案件的意大利法院与作为第二个受理案件的奥地利法院之间存在的平行诉讼问题。奥地利法院将之提交欧洲法院并要求解释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果第二个受案法院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对案件享有排他性管辖权,其是否能够审查首先受案法院的管辖权问题;第二,在首先受案法院的诉讼程序存在过度拖延的情况下,依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之规定,第二个受案法院的诉讼程序是否仍应被禁止。显然,在“Gasser案”中,欧洲法院所面临的实质问题是,《布鲁塞尔公约》第17条规定的协议管辖制度是否能够优先于该公约第21条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而得以适用。
  针对第一个问题,欧洲法院的答案是否定的。依据欧洲法院的观点,相对于首先受案法院,在判断首先受案法院对案件是否享有管辖权的问题上,第二个受案法院并不处于更佳地位。因为这种管辖权的判断应直接依据《布鲁塞尔公约》作出,且公约之规定对两个法院是同等适用的[4]。另外,从立法目的来看,该公约第21条所追求的法律确定性之目标,要求在涉及平行诉讼的案件中,由首先受案法院优先决定其对案件是否享有管辖权[5]。
  针对第二个问题,欧洲法院亦坚持认为,即便首先受案法院的诉讼程序存在过度拖延,仍应严格适用《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并要求第二个受案法院中止诉讼[6]。欧洲法院指出,即使首先受案法院的诉讼程序存在过度拖延之情况,亦未对《布鲁塞尔公约》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设置一种例外。因为如果允许这种例外,将会损害成员国之间对彼此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相互信任[7]。欧洲法院也清醒地认识到,“难题产生于当事人所使用的拖延诉讼策略,即一方当事人为了拖延实体争议的解决,在当事人协议管辖法院以外的一个实际上缺乏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其仍然认为,“从《布鲁塞尔公约》的文义和目的之推论来看,是否允许对先系属优先原则设置例外情形,并不属于欧洲法院对公约下任何规则进行解释的范围之内。”[8]
  由此可见,欧洲法院倾向于对《布鲁塞尔公约》所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采取一种僵化的文义解读,并将避免相互冲突的判决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作为其最高目标。英国学者芬缇曼(Fentiman)教授敏锐地指出,“Gasser案”是一种形式化方法的产物,其将逻辑性置于案件结果的适当性之上,将理论自洽优越于实践需要{2}。正因为如此,“Gasser案”也被学者批评为“令人震惊的案件”{3}276。
  (二)先系属优先原则僵化适用的消极影响
  “Gasser案”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在欧洲法院随后审理的Turner v. Grovit案(以下简称“Turner案”)中得到强化[9]。
  在“Turner案”中,欧洲法院进一步明确,成员国国内法中旨在强化管辖协议的程序性措施(如禁诉令)与《布鲁塞尔条例Ⅰ》是不相符的,因为其干预了外国法院的管辖权,这种干预损害了欧盟管辖权体系确立的相互合作原则[10]。为了证明其观点,欧洲法院援引前述“Gasser案”中“相互信任”的概念,即原则上一个成员国法院不应对另一成员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适当性问题进行评价。其原因是,成员国法院所进行的这种评价与相互信任原则背道而驰[11]。而且,为维系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即便当事人在外国提起诉讼是基于恶意的,成员国法院仍然不能颁发禁诉令{4}822。
  但是,欧洲法院在“Gasser案”及“Turner案”等案件中的裁决已经对欧盟成员国法院的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英格兰高等法院(English High Court)审理的关于借贷纠纷的JP Morgan Europe Ltd v. Primacom AG.案(以下简称“Morgan案”)中,尽管当事人之间存在选择英格兰法院的排他性管辖协议,债务人仍依据《布鲁塞尔条例Ⅰ》第27条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成功地中止了债权人在英格兰法院提起诉讼[12]。针对该案争点,英格兰高等法院的库克(Cooke)法官认为,欧洲法院裁判的“Gasser案”对“Morgan案”所产生之消极影响是,尽管基于当事人之间选择英格兰法院的排他性管辖协议使德国法院很难得出其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结论,但是,一旦在德国和英格兰诉讼的诉因相同,后受理案件的英格兰法院仍必须中止诉讼,并等待先受理案件的德国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作出决定[13]。针对“Morgan案”,英国学者布瑞格斯(Briggs)批评该案的结果是“不光彩的”,因为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管辖协议的情况下,仍由德国法院优先决定案件的管辖权,有悖于“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基本原则{5}。
  前述考察表明,欧洲法院在“Gasser案”中对《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布鲁塞尔条例Ⅰ》第27条)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之僵化解释产生了如下消极后果:
  第一,妨碍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实现。欧洲法院对“Gasser案”的解释,实际上将先系属优先原则僵化地置于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订立的管辖协议之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损害了当事人对其管辖协议所产生法律效力的合理期待,也减损了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目标{6}4,并直接削弱了协议管辖制度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二,导致为人所诟病的“鱼雷诉讼”之产生。欧洲法院在“Gasser案”中所确立的规则,为拒不服从管辖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抢先在其他法院提起诉讼提供机会,并借此有效地阻止了另一方当事人依据管辖协议在被指定的法院提起诉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为违反管辖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基于拖延诉讼之考量,在一个诉讼程序存在拖延的法域提起“鱼雷诉讼”以获得策略性利益提供了可能{4}813-816。而且,根据《海德堡报告》(Heidelberg Report)的考察,“鱼雷诉讼”已经对特定领域中欧洲商业之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14]。
  第三,产生违反人权法要求的后果。正如英国政府在“Gasser案”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首先受案的意大利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存在过分拖延,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公正审判权的规定相悖{7}。原因是,《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要求缔约方国内法院必须在合理期限内作出裁判。因此,欧洲法院对先系属优先原则的解释不仅会导致“鱼雷诉讼”的频繁产生,还会使人权法价值屈从于法律的确定性目标。
  总之,欧洲法院关于先系属优先原则的解读集中在相关规则的文义解释上,忽视了其潜在目的。而且,欧洲法院还通过“相互信任”这一并非法律意义的概念,强化了一种形式主义解释方法的形成和固化。可以说,为追求法律的确定性目标,欧洲法院一方面依据难以捉摸的哲学概念——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借助形式化的、纯粹文义的解释方法,有效地阻止了在《布鲁塞尔条例Ⅰ》的框架内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实际问题之方法。
  三、保障欧盟协议管辖制度的间接方法
  鉴于上述问题,如何矫正欧洲法院在判例法中过于强调法律的确定性目标所导致的问题,并保障协议管辖制度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的作用,成为欧洲国际私法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8}。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关于〈布鲁塞尔条例Ⅰ〉实施情况的报告》中也认为,该条例对于当事人之间排他性管辖协议并未提供充分的保障[15]。前述《海德堡报告》亦指出,认识协议管辖制度对于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之重要性,成为欧盟国际民事诉讼法“最为紧迫的议题”[16]。
  (一)四种代表性方案及其评价
  显然,欧洲法院在前述案件中面临的实质问题是,先系属优先原则与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次序问题。为了在欧洲法院对先系属优先原则既有解释的框架内,尽量克服先系属优先原则对协议管辖制度构成的限制,学者们从理论角度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间接方法。所谓“间接方法”,是指其并不在先系属优先原则与管辖协议制度的适用次序问题上予以明确,而只是通过相关措施间接地保障协议管辖制度在解决欧盟平行诉讼问题上的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案如下:
  第一,在首先受案法院决定案件管辖权问题之前,由管辖协议所指定的法院尽快针对该问题作出宣告性判决。显然,确保该方案有效性的前提条件是,一方当事人为明确管辖权问题而在管辖协议所指定的法院提起诉讼之诉因,与案件实体争议本身所涉诉因并不相同{3}337-338。然而,依据欧洲法院关于《布鲁塞尔条例Ⅰ》第27条下相同诉因的宽泛解释,这种前提条件难以存在。此外,由管辖协议所指定的法院抢先对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作出决定,不可避免地会干扰首先受案法院对案件管辖权问题进行的判断,这显然与《布鲁塞尔条例Ⅰ》协调欧盟成员国之间管辖权冲突之立法目的相悖。
  第二,一方当事人选择在其他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另一方当事人及时到管辖协议所指定的法院提起诉讼。这种方案的本质是,由当事人之间管辖协议所指定的法院作为首先受案法院,以确保当事人指定的法院能够最终针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显然,在时间顺序上,一旦首先受理案件的法院并非管辖协议所指定的法院,该方案仍然无法避免“Gasser案”所导致的“鱼雷诉讼”问题{9}。而且,上述方案实际上削弱了管辖协议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的作用,也损害了当事人对管辖协议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之预期。
  第三,先受案法院违反当事人之间订立的管辖协议所作出的判决不会得到承认与执行。这种方案实际上是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环节,通过不予认可基于违反管辖协议所作出判决之方式间接保障管辖协议的效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方案有助于促使首先受案法院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但依据《布鲁塞尔条例Ⅰ》第34条和第35条之规定,该方案与欧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成员国之间判决自由流动的整体趋势不符。正因为如此,该方案被学者视为损害了欧盟在国际私法领域极力构建的相互信任原则,从而构成了一种倒退{10}559-560。
  第四,对首先受案法院在决定其管辖权问题上施加时间限制。这种解决方案实际上是敦促首先受案法院尽快对其针对案件是否享有管辖权之问题作出决断。在实践中,该方案要求成员国法院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沟通和合作机制,以便首先受案法院将其针对案件管辖权问题之决定迅速告知后受理案件的成员国法院。但是,该方案的缺陷在于,难以确定一个得到各成员国普遍接受的具体时限,即便在具体期限上采用“没有不适当的迟延”“在一个合理的时限内”等灵活表述,也难以避免成员国国内法院因解释上的多样化而有损法律的确定性[17]。而且,基于司法主权的考量,对成员国法院在决定管辖权问题上施加时间限制之做法,实际上也难以得到成员国的普遍认同。
  (二)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的可行性
  由上可知,前述解决方案均难以充分保障协议管辖制度在解决欧盟平行诉讼问题上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建议,针对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的情形,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此为诉因提起损害赔偿之诉{11}57。显然,这种解决方案亦未直接明确协议管辖制度与先系属优先原则的适用次序问题,仍属保障协议管辖制度的间接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在实践中也对学者的这种主张予以考虑,其认为,管辖协议的效力同样可以通过对违反管辖协议所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之方式予以强化[18]。在学术界,这种保障协议管辖制度的间接方法亦得到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从理论层面而言,一方当事人针对另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必须存在相应的法理基础。
  尽管在管辖协议的性质问题上尚存在争议,但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一般被视为一种违反合同的行为{12}。而且,管辖协议因其特殊性质而通常被作为一种程序性合同(procedural contract)予以对待{11}68-69。详言之,管辖协议并不是创设一项独立且可执行的债之一般合同,其效力在于,准许特定法院行使或拒绝行使管辖权,或限制当事人在管辖协议指定的法院以外的法院提起诉讼。正因为如此,法院对于当事人因违反一般合同所导致损害的主要救济方式是,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或提供相应的损害赔偿。同时,法院对于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的通常救济方式则是,中止在本国进行的诉讼或对在外国提起的诉讼颁发禁诉令。作出上述区分的原因是,违反管辖协议所造成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以及一国法院作出相关损害赔偿的判决可能对外国的礼让造成消极影响[19]。
  从上述考察可知,尽管管辖协议与一般合同并不相同,但允许当事人针对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法理在于,管辖协议不仅在公法效力上赋予被选择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的权力,而且其在私法效力上设立了一种当事人只能在被选择法院而非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的合同性义务。换言之,对于当事人违反一个特定管辖协议所产生的私法性义务亦应是可被执行的{3}276。
  这种法理依据也得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国内法院的认可。在实践中,英国法院允许一方当事人针对另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在Union Discount Co. v. Zoller案(以下简称“Zoller案”)中,针对一方当事人违反一项选择英格兰法院的管辖协议而在美国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英格兰与威尔士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 of England and Wales)认为,另一方当事人针对因该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而造成的损害有权获得赔偿。而且,该损害赔偿的范围是,当事人在纽约州法院因为解决管辖权争议问题而产生的费用[20]。在随后的A/S D/S Svendborg v. Akar案中,英国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重申了“Zoller案”所确立的规则,并认为,因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获得赔偿[21]。然而,在欧盟层面上,允许一方当事人针对另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仍然会面临诸多障碍。详言之:
  第一,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在部分欧盟成员国存在证明上之困难。在欧盟成员国中,普通法系国家一般将违约责任作为一种严格责任,并不要求违约方在主观上存在过失或故意。相反,民法法系国家一般将违约责任视为一种过错责任。因此,针对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提起违约之诉,除非原告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否则难以主张被告违约责任的成立[22]。因此,若被告主张其有理由确信管辖协议无效或不存在时,原告以违反管辖协议为诉因所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难以成功。
  第二,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的赔偿数额难以量化。在理论上,对于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协议所导致的损害赔偿数额常常存在争议。详言之,是以处理相关管辖权争议所需费用数额为限,还是以其对争议本身的标的为限,并无明确答案。欧盟委员会曾建议将此种损害赔偿的最高数额限定为争议标的之10%,但未获得一致接受[23]。而且,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当一方当事人违反特定合同义务(通常是当事人视为特别重要的)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对其处以超出整个合同标的之罚金。这种罚金是否可作为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亦无定论{10}551-552。
  第三,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的可行性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争议。在欧盟成员国中,普通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管辖协议性质的认识不同。前者并不在管辖协议与实体合同之间进行明确区分,但后者一般将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视为一个程序问题而不应给予实体法上的救济{13}81-82。而且,在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对于违反管辖协议所导致的损害给予赔偿之问题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当事人针对违反管辖协议的行为获得损害赔偿的可能性{11}68。
  第四,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与欧盟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极力构建的相互信任原则不符。迄今为止,欧盟层面上并无关于违反管辖协议而导致损害赔偿的案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管辖协议所导致的损害依据合同或侵权为诉因被提起之问题,并不在欧洲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内{11}66。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法院也认为,基于协调欧盟成员国之间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考量,其也不会作出任何与“相互信任原则”不符的解释。原因在于,一方当事人求助于成员国法院并提起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将会间接地干预其他成员国法院管辖权的行使,进而有悖相互信任原则的要求。
  第五,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仍难以根治“鱼雷诉讼”的产生。如前所述,“Gasser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直至首先受案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无权进行诉讼程序。这会极大地增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特别是在首先受案法院对管辖权问题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显然,即便允许一方当事人针对违反管辖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鱼雷诉讼”问题的产生。
  前述考察表明,作为一种保障协议管辖制度的间接方法,尽管违反管辖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关注,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该方法最不可能为欧盟成员国一致接受。因为通过一个成员国法院不适当的措施来影响另一成员国法院管辖权的确定,与“布鲁塞尔体系”的目标不符。因此,《布鲁塞尔条例Ⅰ》不应规定关于违反管辖协议的救济问题之规则{10}553。
  基于以上分析,在平行诉讼问题的解决上,前述间接方法并不足以确保协议管辖制度之实施,欧盟有必要从立法改革的层面直面协议管辖制度与先系属优先原则的关系问题。这也为欧盟在《布鲁塞尔条例Ⅰ》的修订过程中重新考量协议管辖制度与先系属优先原则之间的适用次序问题提供了契机。
  四、保障欧盟协议管辖制度的直接方法
  鉴于上述保障协议管辖制度的间接方法难以奏效,人们日益意识到“鱼雷诉讼”给欧盟国际民事诉讼和商业活动带来的困扰,如何更为有效地发挥协议管辖制度在解决欧盟平行诉讼方面的作用,成为欧盟立法者在《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工作中的关注点之一。特别是这种立法改革直接处理先系属优先原则与协议管辖制度在适用次序上的问题,此即保障协议管辖制度的“直接方法”。
  (一)《关于〈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的绿皮书》的建议方案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平行诉讼问题最简便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仅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受理案件并决定其管辖权问题{10}556。换言之,解决“Gasser案”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是,赋予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决定其对案件是否行使管辖权的权力,而不必等待任何其他法院作出决定。以此为理论指导,为化解协议管辖制度与先系属优先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避免“鱼雷诉讼”问题的产生,《关于〈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的绿皮书》提供了若干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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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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