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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环境法生态安全原则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rinciple of the Environment Law
【作者】 陈海嵩【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环境法;生态安全原则;生态秩序
【英文关键词】 Environment Law; Ecological Security Principle; Ecological Order
【文章编码】 1007 - 788X(2009) 02-001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13
【摘要】

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不断加剧,生态安全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其目标是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秩序。在环境法中确立生态安全原则,不仅是环境法扩展法律秩序价值的必须,也是由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安全状况决定的,具有价值上和现实上的双重合理性。在环境法中贯彻生态安全原则,需要从环境法理念的改进、环境基本法的修改、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着手。同时,还应注意环境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协调一致。

【英文摘要】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ts purpose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logical order which means th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the na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rinciple in environment law has the value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law need to be improved in several ways. At the same time, the environmental law must be coordinated with other law sec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3691    
  一、生态安全的缘起与目标
  (一)生态安全的缘起及其定义
  所谓“安全”,一般是指主体处于某种不受到威胁和未受到攻击的状态中。自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直都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核心问题而为人们所密切关注。1943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概念,将国家安全界定为有关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由于相关安全威胁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便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概念称为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其主要涉及军事、外交、领土、国防领域,如领土纠纷、主权问题、国家之间的军事态势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金融混乱、水短缺、环境危机、传染疾病蔓延、跨国组织犯罪、武器走私等跨国和国际性问题不断出现,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保障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1}因此,只同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相联系的传统国家安全概念必须加以改变,“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概念应运而生。所谓“非传统安全”,则是指传统安全问题以外的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在诸多“非传统安全”中,生态安全问题由于全球范围内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其重要性日益凸现。所谓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在描述的意义上,构成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肥沃的土壤、充足的自然资源、多样而稳定的生态系统、健康无害的食品等。在战略的意义上,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影响社会稳定。{2}具体而言,生态安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国土资源安全,即国土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能满足各种需要,处于有效供给状态;(2)水安全,指有充足的水资源满足各种需求,主要有供水安全、防洪安全和水质安全等方面;(3)大气安全,指大气质量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者处于不造成威胁和伤害的水平;(4)生物物种安全,指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以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5)食品安全,指食品中不存在危害人体健康的化学物质,杜绝被化肥、农药、添加剂、工业原料污染的食品。
  (二)生态安全的目标:生态秩序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生态安全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以往人类征服自然、奴役自然观念的否定。生态安全所追求的目标,也就必须破除传统的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状态,而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秩序的达成。
  秩序,按中国的传统解释,是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按现代的解释,秩序是人和事务存在和运转中具有一定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过程和模式等,它可以划分为社会秩序和非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指人们交互作用的正常结构、过程或变化模式,非社会秩序是指事物的位置所在、结构状态或变化模式。{3}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社会秩序和非社会秩序是互不相关的两个领域,即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是社会秩序所关注的对象,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非社会秩序—或者说自然秩序—存在于自然界生物及物种之间,具体表现为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与社会秩序是平行发展而互不影响的。
  将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截然分开,是人类自我认识进步的结果,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实际上,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以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能量为前提,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必然驱使人类去利用和改造自然,而自然环境不论人类如何利用和改造仍以其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可见,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自身运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当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有限、尚未超过生态环境可承载的“临界点”时,这种矛盾并不明显地显露出来,人们也就很少认识到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关联。而随着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环境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就成为威胁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的联系,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自身运行之间的矛盾必须化解。但是,这种矛盾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时产生的,也就无法通过单纯的社会秩序或自然秩序来加以协调和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连接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而又独立于两者的新秩序的产生成为必然,这种新秩序就是所谓的生态秩序。
  生态秩序从本质上讲,是指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稳定而有序的状态。生态秩序是连接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的桥梁,同时也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因此,生态秩序的稳定与有序,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见,保证一国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生态安全之状态,其目的正是达到稳定而有序的生态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环境法生态安全原则的确立
  根据前文对生态安全内涵的探讨,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定义:环境法中的生态安全原则,是指环境法必须有助于国家生态安全目标的实现,即环境法应保证国土资源安全、水安全、大气安全、生物物种安全和食品安全,确保一国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
  在环境法中确立生态安全原则,具有价值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两个方面的依据:
  (一)确立生态安全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法律秩序价值的扩展
  秩序意味着稳定和正常的状态。显然,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和平、稳定、安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前提。“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建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定社会有序模式的倾向,决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或违背自然的努力。”{4}
  秩序的实现,需要相关规则的建立。宗教规则、道德规则、法律规则是主要的方面。这其中,法律由于其特有的调节机制和强制力,同秩序的联系最为密切。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讲,本身就是为了建立或维护某种秩序而出现的。“所有秩序,无论是我们在生命伊始的混沌姿态中发现的,或是我们要致力于促成的,都可从法律引伸出它们的名称。”{5}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法律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8}因此,正如西方法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7}秩序构成了法律的基本价值。从法律发展的历史看,法律秩序价值是通过两方面的措施得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对法律主体各种利益的明确划定、分配和调整,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社会关系进行法律上的规范,不断提高法的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程序技术的发展,公正而高效地处理各类纠纷,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会矛盾,不断增强法的安定性。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所谓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从而达到一个稳定、正常的社会安全状态,法对于社会秩序的价值也就得以体现。
  尽管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也发展了多种法律技术保证其实现,但传统法律理论认为法律所关注的秩序只是人类社会秩序,“法所追求的价值意义上的秩序显然不是一般的秩序,更不是非社会秩序,而是有益于人类的社会秩序”。{3}这种将法律秩序局限在人类社会秩序的观点,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自身运行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既不能实现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协调,也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对环境法提出了扩展法律秩序价值、确立生态安全原则的任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生态安全的提出,使法的安全价值日臻完善。在以往的法世界里,法哲学主要考虑交易安全与社会安全,但这种安全秩序的认识尚难以抵御外部性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而生态安全作为法的安全秩序中的一个环节,则使我们在思考法的安全秩序的同时,考虑到环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去解决。同时,生态安全理论的提出,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交易安全和社会安全,促使人们重新考虑交易安全与社会安全理论的“妥当性”,重新考虑其制度安排,使法的安全理论与安全秩序更好的回应现实社会的挑战。{8}
  将生态秩序纳人法律秩序的范围中,这正是环境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特征所在。因此,在环境危机背景下产生的环境法,其欲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把对秩序的关注扩展至生态秩序领域,实践环境法律关系的“人一自然一人”特征。“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已经开始全球相互作用,人与生物圈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愈加突出的时代,只有依靠法律维护好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才能稳定人与人的社会秩序。”{9}好饿但是不想动
  可见,环境法所关注的秩序,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也包括人与自然间的生态秩序。因此,确立环境法的生态安全原则,保证一国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和威胁,实现人类与自然间良好的生态秩序,这既是环境法实现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双重和谐目标的保证,更是环境法秩序价值的必然要求。
  (二)确立生态安全原则的现实合理性: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安全现状
  我国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生态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从各个方面看,都相当令人不安:
  在国土资源安全方面,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的情况已十分严重。据统计,目前我国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扩大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而50年来我国土地沙漠化面积已经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海南省的面积。一些地方已因为土地沙化而出现了生态难民。而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5. 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 42%,每年流失表层土在50亿吨以上,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同时,危险废物污染、耕地退化、盐渍化和不断减少的问题也非常严重。{10}
  在水安全方面,河流断流、干早和湖泊萎缩己是普遍性的问题,水资源短缺也日益成为严重影响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重要问题。同时,我国水污染问一题也十分严重,虽然经过治理,但整体情况仍在恶化,淮河等严重污染河流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在大气安全方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成为世界第一,造成了大面积的酸雨。北方城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超出国际标准数倍甚至10多倍。
  在生物物种安全方面,我国正面临着外来物种入侵和生物物种灭绝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外来物种入侵,已对我国本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本地生物的生存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如大米草肆虐福建沿海,已占据了闽东100平方公里的滩涂,破坏了当地红树林生存的环境,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其他的例子还有:微甘菊将吞掉伶仃岛,水葫芦欲困死云南滇池,飞机草要霸占西双版纳。{11}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野生动植物的滥捕滥猎,生物消亡的速度正在迅速增加。
  在食品安全方面,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化肥、农药、添加剂、工业原料等对食品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毒酒、毒韭菜、毒粉丝、毒火腿、毒海鲜、劣质奶粉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近几年一再发生,最近的牛奶“三氯氢铵”事件更是进一步说明了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严峻。同时,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潜在的健康威胁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国生态安全状况的严峻,不仅仅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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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美]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王正平,金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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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77.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20.

{5}[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53-354.

{7}[美]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5.

{8}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82.

菊花碎了一地

{9}陈泉生、张梓太.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9.

{10}曲格平.影响中国生态安全的若干问题分析[DB/OL]. http://www. usc. cuhk. edu. hk,2008-5-30.

{11}张润志.百种入侵生物威胁生物安全[N].环球时报,2003-7-18(19).

{12}张雷,刘慧.中国国家资源环境安全问题初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

{13}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5.

{14}周珂.生态安全应纳入环境资源法学的调整对象[J]. 2001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15}汪劲.抵御外来物种入侵:我国立法模式的合理选择[J].现代法学,2007,(2).

{16}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J].法学研究,2004,(2).

{17}陈海嵩.环境影响评价法在紧急状态下的适用[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18}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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