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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条款增补:我国信托法中的重要创造性规定的完善
【英文标题】 The Supplement of the Terms:the Perfecting to the Important Innovative Regulations in the Trust Law of China
【作者】 张淳【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信托、信贷法【中文关键词】 信托;信托行为;信托财产
【英文关键词】 trust;act of trust;trust property【文章编码】 1002—3933(2005)12—0044—05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12
【摘要】 关于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确认委托人享有因其重大侵权行为而变更受益人或解除信托的权利和确认受托人可以向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行使报酬权和补偿权的规定,为我国信托法中重要的创造性规定,对它们需要通过增补关于遗嘱信托的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益人享有、委托人负有交付信托财产义务、受托人因不同意而辞任与解任和在特定情形下权利归属人可以拒绝满足该报酬权和补偿权的规定来完善。
【英文摘要】 These are important innovative regulations in the Trust Law of China:It affirms that trustor enjoys the title of trust property,regulates contract of trust as promissory contract,affirms that trustor enjoys the right of changing beneficiary or dissolution of trust,affirms that trustee can exercises the right of remuneration and the right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person taking trust property when the trust termination,These regulations need perfecting through added the regulations that it affirms the title of trust property in testamentary trust enjoyed by beneficiary,trustor bears the duty to give trust property,trustee retires and be removed for his rejecting,the person taking trust property when the trust termination can refuses to meet the right of remuneration and the right of compensation under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018    
  
  

出台于2001年的我国信托法共有73条。这部信托法中的大部分规则均系分别移植于英美信托法和作为大陆法系信托法之代表的日本信托法;然该法中确有若干规定系由我国立法机关自行设计,这些规定属于创造性规定并体现着该法之特色。本文中提到的四项规定为这些创造性规定中之最为重要且创造性质最为显著者,因为它们所确立的规则均属于重要的信托法规则。在笔者看来,尽管这四项创造性规定从标新立异角度看显得引人注目,然它们中的任何一项作为处理与信托有关的某一事项的依据在内容上却均有待完善;要实现这一完善,需要通过设计出若干与它们的适用有关的相应规定并将这些规定纳入其中的方式对我国信托法进行增补。本文正是笔者为研讨这一增补而写作。

一、为完善该法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之规定所需要的增补

我国信托法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这一态度在该法中是通过下述条文的精神体现:第一,该法第7条第1款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依此条信托财产所有权在信托设立前须由委托人享有。该法第2条在此前提下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此条中的“财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然其中的“财产权委托”却不仅在内涵上并不相同于“财产权转移”且其实施结果也并不能够导致包括财产所有权在内的任何财产权被转移给受托人;可见此条实际上是认为在信托设立后信托财产所有权仍然由委托人享有。第二,该法第28、29条在使用“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这一术语基础上分别规定受托人不得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和受托人必须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可见这两条清楚地表明在它们看来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

之所以认为关于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的规定为我国信托法的创造性规定,是因为英美信托法与日本信托法中的相应规定均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1];可见我国信托法的这一规定在内容上具有明显新意。

然而,为我国信托法所具有的关于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的态度,准确地讲在实际上却仅仅是、并且还只能够是以“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合同信托和除遗嘱信托外的被以其它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的委托人享有”为其内容。具体地讲,信托财产所有权属于民事权利范畴;依我国的民法理念,民事权利能力为享有民事权利的法律资格{1}。我国民法通则9条和第36条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分别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尽管依我国信托法19条自然人和法人均可以委托人身份设立信托;然依我国民法通则的这两条的精神,在信托存续期间,只有当作为自然人的委托人是处于生存状态或者作为法人的委托人是处于存在状态,其才因具有法律资格从而能够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依我国信托法8条第2款的精神信托可以因信托合同、信托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民事行为设立;尽管如此,从事实角度看在信托系由委托人通过信托合同或者前述其它民事行为设立情形下该委托人既可以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且由于有关信托合同或者其它民事行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在作为自然人的该委托人生存期间或者在作为法人的该委托人存在期间即可生效从而导致信托设立故该委托人在信托成立的当时乃至在信托存绩期间是处于生存或存在状态(其在这一期间内死亡或终止的除外——笔者注),而在信托系由委托人通过信托遗嘱设立情形下该委托人却只能够是自然人且由于有关信托遗嘱即便符合法定条件也系在该委托人死亡时才能生效,从而导致信托设立,故该委托人在信托成立的当时和在信托存绩期间却恰恰是处于死亡状态。由此看来,尽管合同信托、遗嘱信托和被以其它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在我国信托法上均能够作为合法的信托类型存在,然存在于该法中的体现着为其所具有的关于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之态度的有关规定在实际上却只能够适用于合同信托和被以其它民事行为设立的信托,而并不能够适用于遗嘱信托;至于遗嘱信托中的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究竟由何人享有,与此有关的规定在该法中却并不存在。

要使为我国信托法所具有的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的态度在内容上趋于完善,需要通过对遗嘱信托中的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作出规定来对该法进行增补。本来,就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的解决而言,在有关的信托法理论中存在着五种可供立法机关选择的方案:(1)使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2)使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3)赋予信托财产独立的人格,使其具有类似于财团法人的地位;(4)使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与受益人共同享有;(5)使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益人享有{2}。上述我国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的态度体现着该法在对这一权利归属的解决上采用的是(1)方案,只是这一方案和与之有共同之处的(4)方案均不能够适用于遗嘱信托,因为遗嘱信托的委托人已经死亡从而既不能够单独享有也不能够与受益人共同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由于(1)方案与(2)(3)两种方案相互排斥且我国信托法对(1)方案的采用从立法意图角度看体现着对(2)(3)两种方案的整体否定,而对该法关于遗嘱信托中的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之规定的增补却只能够在为该法已经采用的(1)方案的框架内进行,故即便这两种方案能够适用于遗嘱信托但在进行前述增补时对它们也均不能够采用;可见就此项增补而言,对(5)方案的采用实为唯一的选择,况且对这一方案的采用既不会与该法关于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发生冲突[2],也不会与该法关于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顺序的规定发生冲突[3],从而具有可行性。为方便操作,此项被增补入我国信托法中的规定应当在其中明确规定遗嘱信托中的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益人享有;而在此项明确规定存在于该法中的情形下,出于立法技术协调方面的考虑,还应当对该法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的态度作出明确规定并将此项明确规定也增补入该法中。依笔者之见,就此项增补的具体设计而言,似可以考虑使这两项规定共同组成为一条单独的法条并将它排列在我国信托法14条即规定信托财产范围的法条的后面。现就这一条作如下试拟:

第×条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遗嘱信托的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益人享有。

二、为完善该法关于信托合同性质之规定所需要的增补

我国信托法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诺成合同是指仅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的合同;其特点是自签订时起成立。我国信托法8条第3款前段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可见依据这一规定信托合同为诺成合同当属确定无疑。

之所以认为关于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的规定为我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是因为英美信托法既没有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也没有将其定性为要物合同(关于诺成合同与要物合同的分类仅在大陆法系合同法中存在而在英美合同法中却并不存在,故英美信托法实无法从这一分类出发来对信托合同予以定性——笔者注),日本信托法对信托合同的性质虽并未明确规定但在日本法学界流行的通说从该法有关规定精神出发认为这种合同属于要物合同{3};可见我国信托法的这一规定在内容上具有明显新意。

信托系由委托人提供信托财产设立;故我国信托法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相应地也就应当赋与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因为第一,在我国对信托合同的规制除适用其信托法外还适用其合同法。我国合同法8条和第44条第1款分别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从成立时生效”。依此两条的精神,作为诺成合同的信托合同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则自签订时起即告成立同时亦即告生效,其约束力也就是自此时起即对作为其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人发生,而这一约束力的内容恰恰是要求委托人依照该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占有和管理;故只有由法律赋与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才能够使来自合同法上的这一约束力在法律中得到具体落实和体现;由于我国合同法并未将信托合同作为典型合同来规定,故对于这一义务便只能够由其信托法来加以规定。第二,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即合同的强制执行力;故我国信托法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的实质,在于确认符合法定条件的信托合同中的信托财产交付条款即以规定由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为内容的条款从该合同签订时起即具有强制执行力,因而只要委托人在签订了该合同后出于反悔而拒不按照该项条款的要求向受托人交付信托财产,经有关的信托当事人请求法院便可以强制执行该项条款;然只有当我国信托法赋与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法院的前述强制执行才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然而,关于赋与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的规定,在我国信托法中却并不存在。

要使我国信托法关于信托合同性质的规定在内容上趋于完善,特别是要使为该法确认的符合法定条件的信托合同中的信托财产交付条款基于诺成合同性质而具有的强制执行力得以凸现,需要通过对委托人负有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作出规定来对该法进行增补。我国信托法只要赋与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的义务,相应地也就应当授予作为信托合同之另一方当事人的受托人要求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向其交付信托财产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该法的前述义务性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显得协调;然与此有关的问题是:该法在将要求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向其交付信托财产的权利授予受托人的同时,是否还应当将要求委托人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向受托人交付信托财产的权利授予作为该合同之第三人的受益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在英国信托法上已有先例可供参照:英国信托法系引入其合同法中的约因规则来解决信托合同中的信托财产交付条款的强制执行力问题{4}。依该法的精神,第一,有约因的信托合同,无论是采取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当采取书面形式时无论这种形式为何种类型,均具有强制执行力,但仅受益人享有请求强制执行其中的信托财产交付条款的权利;第二,无约因的信托合同,不仅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且这种形式还必须是盖印或蜡封形式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如果仅该合同采取盖印或蜡封形式,而记载由委托人向受益人作出的关于设立信托的允诺的另一个合同却并未采取这种形式,则仅受托人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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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彭万林.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2;江平.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0;魏振瀛.民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0.
{2}(台)王文字.信托法原理与商业信托法制(J).台湾大学法学论从,2000,(2).
{3}(日)新井诚.信托法(M).日本有斐阁株式会社,2002.109—110.
{4}Lord Hailsham of St.Marylcbone;1984,Halsbury’s Laws of England,Volume48,Butter-worths,London,Para 560.
{5}沈达明.衡平法初论(M).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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