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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德国法上多数股东的忠实义务
【英文标题】 Majority Shareholders'Duty of Faith in German Law
【作者】 王彦明【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公司法【中文关键词】 德国公司法;多数股东;忠实义务
【英文关键词】 German corporation law;majority shareholders;duty of faith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6【页码】 62
【摘要】

多数股东的忠实义务不仅要求股东不得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还要求其适当地顾及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多数股东的忠实义务在德国判例法和理论界均经历了从否认该项义务到有限承认直至最终完全确认该项义务的发展过程。有关股东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的讨论,在德国有多种理论学说。股东忠实义务不是一项抽象的法律原则,而应具体化。

【英文摘要】

Majority shareholders’duty of faith not only requires these shareholders not to infringe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other shareholders,but also requires them to appropriately car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other shareholders.Both in case law and in theoretical circles of Germany,majority shareholders’duty of faith has gone through a developing process of firstly denying,then limitedly recognizing and at last completely confirming.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rationale of majority share。holders’duty of faith result in many theories in Germany.Majority shareholders’duty of faith is not an abstract legal principle,it should be concretiz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315    
  一、引言
  德国公司法中的股东忠实义务是一项判例法上的一般义务,而并未直接规定于其法典当中。忠实义务要求公司股东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及公司自身的利益,同时,股东行为时应恰当地考虑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在法律文献当中,股东“忠实义务”的概念一直是一个饱受非议的概念。批评者认为,忠实的准则(或要求)在理论上是有瑕疵的,在美德、品德这一更高层面上所使用的忠实概念被滥用了,并且以不恰当的方式将其与社会道义联结起来。{1}结合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批评者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们在同一层面或意义上使用资合公司中忠实义务的概念和人合公司中忠实义务的概念,而实际上忠实义务概念更适合于以“人”为基础而构建的社团,{2}(P432)只有在成员间彼此熟知和了解的社团,才能提到成员间忠实的问题。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忠实义务的约束力在人合构造的社团中要更强,而对于资合公司而言,应改用其他词汇来界定忠实义务,即建议用Loyalitaetspflicht取代Treupflicht,因为前者对义务人的拘束力更轻缓。
  但笔者认为,这种区分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Linotype判例中所确认的那样,忠实义务的强度并非取决于公司的法定形式,而是取决于公司人合的强度,{3}(P184)也就是说,不应通过不同概念的选择使用而为不同的公司类型设定不同强度的忠实义务。否则,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只有两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其所承担的忠实义务就要弱于人数众多的两合公司?不仅如此,这种概念上的不适当的区分,也人为地阻碍了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公司法统一的进程。
  在德国,股东忠实义务产生的根据是公司成员资格,{4}(P221,234)是社团关系、公司关系。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对单个股东而言,忠实义务因股东取得股份而产生,因股份转让于第三人而终止。只有公司股份的持有者才会负有忠实义务。
  股东,尤其是公司中的多数股东,通常会对公司的经营和决策产生影响,甚至会对公司产生相当程度的控制力。在德国公司法学者看来,确立股东忠实义务的目的就在于对股东所享有的直接或间接公司事务影响力的控制和制约,{5}(P481,482)以便在股东的法定权力和法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
  二、股东忠实义务理论在判例和法律文献中的发展
  (一)帝国法院判例
  帝国法院最初并不认可股东忠实义务,在1908年的Hibernia案{6}(P235)的判决中,帝国法院认为,没有必要限制多数股东的权力,{6}(P235,245)因为基于现行法的基本原则,使少数股东服从于多数股东的意志是现行法直接和必要的法律后果。{6}(P235,246)正是基于当时形式上的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司法判例没有对多数股东的权力予以限制。相反,通过该案的判决,进而又赋予了资本多数决以几乎不受限制的法律效力。
  判例的进一步发展昭示了实质内容意义上的道义准则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人们不再使用纯形式意义的判断标准,取而代之以实质内容的判断标准。它强调所实施的措施或所作出的决议在内容、目的和动机上的内在联系,“如果多数股东采取某种措施并未顾及公司利益,将满足自己私利的动机立在损害少数股东利益的基础上”,{7}(P188,193)就违反了道义准则。法院判例对多数股东权的这种限制,其首要目的在于保护公司利益,而可能的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则是附带的。对少数股东保护具有独立意义的是帝国法院1931年的Victoria一案的判决。{8}(P149)这个案例所涉及的是公司为增资而发行无优先权的新股份。本案中,公司为防止内部股权结构的异化而创设了一种所谓的“保护股”,以借此强化多数股东权,避免少数股东的影响力危及公司利益。由此可见,实质上,公司发行新股的目的并非基于资本需求。对此,法院强调,“为间接支配与公司相关的财产价值,多数股东在行使其多数表决权时,应为少数股东利益着想,由此引发出了多数股东的公司法上的义务,即在整体利益框架内也要考虑到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不可不适当地削减其权利”。{8}(P149,163)在此,少数股东权的保护也是由道义规则推导出来的。此后,帝国法院的判例进一步强调了基于社团整体利益思想的忠实义务规则,认可了股东对公司的忠实义务,而个人利益以及少数股东权的保护则退到次要地位,以致有学者称之为1931年victoria判例以来对少数股东保护的一种倒退。具体表现在,只承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互负忠实义务,而在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其人合特征大为减弱,股东相互之间并不相识,他们相互间不知道也无需知道各自的利益需求,因而他们相互之间也就不负有义务。”{9}(P248,254)
  (二)联邦最高法院判例
  联邦最高法院在帝国法院判决之后于1951年就已经明确确认了股东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对于股东间的忠实义务,而直到1975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著名的TTT一案的判决才最终确认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忠实义务。{10}(P25)然而时隔一年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在Audi/NSU一案的判决中,又再次否认了股份公司股东间的忠实义务。其依据是股份公司中的共同成员资格并不能确立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超越民法典第226条、242条、826条确立的法律一般原则的股东义务的基础。{11}(P561,562)直到1988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Linotype—案的判决,改变了其以往的立场和观点,转而认为,基于公司成员间的关系,他们仍互负特别义务。{3}(P184,195)典型的例子是,公司的法定形态发生了转变,但其内部结构和组织却仍保持不变,这就表明,公司法上忠实义务的确立,并不取决于公司形式,而实质上是取决干其内部结构。{12}(P184,195)在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承认并确认股份公司股东间的忠实义务是必要的,因为即便在股份公司,多数股东也有可能通过支配或干预公司业务而影响或危及其他股东在公司中的相关利益,因此,为达到利益保护的平衡,有必要确立公司法上的忠实义务,以保护其他相关股东的利益。{3}(P184,194)可见,联邦最高法院所说的忠实义务主要是针对多数股东而言,而对于少数股东,由于其影响力极其微弱,尚无必要基于平衡的考虑而使其负担相应义务。然而,这一观点又在联邦最高法院1995年Girmes一案的判决中被修正了,在此,法院也同样确认了少数股东和小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的忠实义务。忠实义务的中心思想是,权利、权力以及责任之间的相互制衡。这不仅适用于多数股东的行为,也适用于少数股东的行为,因为“即便是小股东,他们在行使其权利时,在个别场合下,也有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13}(P136,144)
  (三)法律文献
  在1988年的Linotype判决之前,理论界有关股东忠实义务的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的持有者从总体上否认股份公司股东的忠实义务,认为股东忠实义务与股份公司的本质不相符,{14}其依据在于股份公司的法人结构和资合性质。而家族式的公司,则只是一个例外。第二种观点则是基于实践的考虑,带有某种顾虑地、部分地承认股东忠实义务。{15}依据这种观点,股东忠实义务仅仅局限于股东与公司间关系、公司大股东以及人合色彩浓厚的股份有限公司。忠实义务作为具有普遍效力的一般条款尚不能接受。第三种观点则是全面肯定了股东对公司以及股东与股东间的忠实义务,并将其作为一项一般原则加以适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该原则的运用主要是针对多数股东而言。{16}自Linotype判决以后,股东忠实义务的判例规则已普遍为理论界所接受,股东忠实义务也不再成为问题。文献中的最新观点认为,股东忠实义务是社团法中一项优先原则,它作为判例法上的一项一般规则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习惯法规则,它既表现为股东对公司的法定义务,也表现为股东相互间的法定义务。{17}
  三、股东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
  有关股东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存在多种观点,择其要者如下:
  1.信赖关系理论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股东之间存在的真正的信赖关系,{18}它不仅指基于合同或法定义务的信任行为,更强调私人性质的信任,基于这种信任,一部分股东可以在缺少法律规定和章程约定的情况下,介入另一部分股东的事务,而正是后者才导致信赖契约的缔结,才与忠实义务有关联。对此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作为该论点核心的信赖理论源自于人合公司法,不能将其运用于资合公司,因为在资合公司实行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特别是在公众股份公司,其所具有的突出特点是,股东相互之间既不认识,也不愿意认识,私人性质的信赖关系在股份公司股东中通常是不存在的,而缺乏信赖关系也就不会产生股东忠实义务。
  2.信托理论
  这种理论将股东视为信托人,因为多数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行使表决权而为少数股东作出决定。{19}(P20)对此,也有反对者认为,不能从权利转移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来理解信托关系,信托关系并不意味着权利的转移。因为根据现行股份法,每一个股东都应亲自行使其权利,特别是表决权。况且,信托关系假定的出发点是,公司少数股东只会在特定情形下才会把自己的利益托付给拥有公司权力的多数股东,即多数股东充分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与义务相关联的权利行使总是信托关系内在的固有特征。{20}(P381)然而,多数股东并不受少数股东利益的约束,因此,信托理论也就不足以作为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
法宝

  3.社团成员资格的侵权法保护
  Mertens教授认为,社团成员资格是一项在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意义上绝对地应受到法律保护的特别权利。社团成员资格不仅作为一种抽象的法律上的存在受到法律保护,其在整体意义上作为管理权和财产权这样一些成员权利的具体表现形态更应受到保护。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将这一特别权利的特性定义为一般的排他性、特别的指派性和社会公开性。{21}然而,该论点的反对者认为,将成员资格的范围从其原本意义上予以扩张,既没有制定法和判例法依据,也没有法律文献的支持,成员资格这种扩大了的权利形态和权利构成与民法典对其性质的认定是不符的,因为这些具体的权利形态只有通过公司本身、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才能体现出来。这些具体的权利形态是灵活的、不断变化的,对此,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法难以适用,进而,超越对纯粹的成员资格保护的、对扩大了的成员资格的侵权法保护也是不能赞同的。
  4.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也有学者认为,股东忠实义务也可由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引申出来。{22}忠实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公司法中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超越诚实信用原则的其他特殊的忠实义务是不存在的。对此,相反意见则认为,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其潜在的风险是它仅仅局限于人合公司,其在股份公司领域的应用却大受限制。这一论点潜藏的另一个风险是如何区分“诚实义务”与“诚实信用”这两个术语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加以区分,则会导致对该领域诸多问题的误解。{23}(P83)另外,诚实信用作为民法典所确立的一项一般原则,它无法直接作为解决股份法领域相关问题的依据,“忠实义务”作为一般条款,其内容是通过社团利益和社团结构予以具体化的。因此,在公司法中寻找一个理论依据用以解决股份法领域的特殊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早在其Audi/NSU判决{24}(P561)中就已经确认,作为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确立一项超越民法典第226、242、826条一般原则的特殊规则是必要的。{24}(P561,562)
  5.民法典第705条规定的成员资格
  在德国,有关股东忠实义务理论基础的问题中,还有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忠实义务源于民法典第705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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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Friedrich Kuebler,Gesellschaftsrecht,3 Aufl.,Heidelberg 1990,§6 Ⅱ 2 c.

{2}Wiedemann,Gesellschaftsrecht,Bd.Ⅰ,Muenchen 1981.

{3}BGHZ 103.

{4}Heinrichs AcP 195(1995).

{5}Timm WM 1991.

{6}RGZ 68.

{7}RGZ 113.

{8}RGZ 132.

{9}RGZ 158.

{10}BGHZ 14.

{11} BGH JZ 1976.

{12}Godin/Wilhelmi AktG§243 Anm.5 und§l Anm.3;Bokelmann BB 1972,733,736;Kraft/Kreutz Gesellschaftsrecht C Ⅱ 1 a;Ⅱ1a;Hueck § 26 Ⅳl und§25 V 8;Flume Juristische Person,S.268 ff.

{13}BGHZ 129.

{14}Godin/Wilhelmi AktG§243 Anm.5 und§1 Anm.3;Bokelmann BB 1972,733,736;Kraft/Kreutz Gesellschaftsrecht C Ⅱ 1 a;Hueck§26 Ⅳ 1 und § 25 V 8;Flume Juristische Person,S.268 ff.

{15}Reuter AG 1982,81,83;Schilling JZ 1953,489,492;Stimpel,FS 25 Jahre BGH,S.25;Kuebler Gesellschaftsrecht,§15Ⅱ3;Soergel/Teiehmann Kommentar zum BGB§242 Rz.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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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uRer ZHR 162(1998)164,166;Henze ZHR 162(1998)186,191.

{18}Zoellner in:KK zu/n AktG Einl.Rn.169.

{19}Dorphalen ZHR 102.哎哟不错哦

{20}K.Schmidt:Gesellsehaftsreeht,3 Autlage,Koeln 1997.

{21}MueKo—Mertens 2.Aufl.§823 Rn.101.

{22}Soergel—Teichmann Kommentar zum BGB§242 Rn.34;Staudinger—Weber Kommentar Zum BGB§242 Rn.156;Schmiedel ZHR 134,173ff.;Hennrichs AcP 195,22lff.

{23}FiUmann,Treuepflichten der Aktionaere,Frankfurt 1991.

{24}BGH JZ 76.

{25}Lutter AcP 180,84ff;Timm WM 1991,481ff;Lutter ZHR 153,446ff;ders.ZHR 162.164ff

{26}Wiedemann:FS Heinsius.

{27}Luaer AcP 180.

{28}O.v.Gierke,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Bd.I,Graz 1954.

{29}Baumbach/Hueck,AktG vor§54 Rz.11.

{30}Martens,Rechtsdogmatik und Reehtspolitik.Berlin 1990.

{31}Linotype BGHZ 103,184;Girmes BGHZ 129.136.

{32}Henze,BB 1996.

{33}Ulrich Immenga,Die personalistische Kapitalgesellschaft.Bielefeld 1970.

{34}Lutter ZHR 153,1989.

{35}BGHZ 71.

{36}BGHZ 83.

{37}Henze ZHR 162 (1998).

{38}BGH JZ 1998.

{39}Lutter JZ 1998.

{40}Hueffer AktG§53 a Rn.215;Raiser:Recht der Kapitalgesellschaften,§12 Rn.35;Zoellner:in KK AktG 243 Rn.189ff.

{41}Zoellner:Die Schranken mitgliedschaftlicher Stimmrechtsmacht bei den privatrechtlichen Personenverbaenden.Muenchen Berlin 1963,S.427,428.

{42} Wiedemann:Gesellschaftsrecht,Bd.I Muenchen 1981,§8 IV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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