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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关于建立我国“依法求实”法官确信证据制度的思考
【作者】 刘永盛【作者单位】 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法院【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12【页码】 2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859    
  很久以来,“实事求是”作为司法工作中法官运用证据的准则,在司法实践中起了积极指导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的经济、立法和司法形势的发展,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一些理论弱点日益暴露,明显不合时宜。鉴于此,笔者拟就建立我国“依法求实”法官确信制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实事求是”证据的质疑与建立我国“依法求实”法官确信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简单地讲,就是要求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查明事实真象。一切用作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确实可靠,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准确无误地反映客观情况,经得起实践检验,绝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满足于‘接近真实’。笔者认为“实事求是”证据制度起码有以下几个疑点:
  其一,“实事求是”只是关于我国证据制度的一般性哲学结论,而法律法规并未对它进行明确具体的阐述,也不见有细致完善的规定,因此极其抽象。作为人民法院办理案件的操作规程的程序法,不告诉法官运用证据的明确做法,仅以高度概括性的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结论来代替法官运用证据的规则,以证据制度的规律取代证据工作方法,不符合法律技术规范的要求,法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不便操作。
  其二,“实事求是”证据制度过分强调法官追求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们知道,人的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人的认识的真理性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绝对客观正确,如果否认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的相对正确性,也就是否认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把人的正确认识看成与主观意识无关的东西。也就是把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相混同。结果会陷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如果是这样,“实事实是”一面强调“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面又搞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岂不自相矛盾?其实,笔者认为,不管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怎样“准确无疑”、“确实可靠”,也只是对在法律范围内的确实性的认可,也总是具有盖然性的,也还只是对法律所规定的标准或规格的较高程度的接近,因为人的认识要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所以只有承认法官在调查、收集、判断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上的盖然性,才能在诉讼中引入依法或合法的原则。众所周知,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法官在证据运用上的权力又是诉讼证据制度的中心问题,但我们在立法和司法理论上过分强调法官的责任和义务,忽视了法官在司法中的权力和作用。似乎一谈到案件事实认定的盖然性(或法官确信)就唯恐陷入唯心主义的“自由心证”,结果却导致了在实践中法官、书记员等随意“确信”状况的大量存在。
  其三,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众所认同的趋势,改革的内容主要就是由“纠问式”向“论辩式”转变,改变过去那种“重实体轻程序”作风,强调依法和效益,强化法官职权,把证明案件的主要责任还给当事人。然而,当事人举证状况是十分复杂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证据材料往往真假难辨,有的证据与案件有关,有的无关,作用亦各不相同;有的当事人能举出充分证据,有的当事人没有充分证据;有的事实有直接证据,有的事实却只有间接证据等等,人民法院要严格依照程序法规定办事,提高办案效率和效益,就只能根据可能获得并已经取得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对依法不能认定的事实,在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应确认提出某一主张的当事人败诉,在刑事案件中应推定被告人无罪,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实践中不依法办事,故意拖延办案期限,公民、法人实体权益和诉讼权利得不到及时保护,甚至受到侵害或侵犯等现象。
  其四,我国诉讼制度的目的和任务,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普遍具体化,从而调整和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从证据制度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来讲,这一目的和任务的达成又是通过证据制度的贯彻执行来完成的,即通过举证责任的分担及转换,证据的调查收集和判断等来确认当事人“官司”的成败。如果因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辞而法院又无从调查的情况,而一味追求“实事求是”;那只能助长当事人的惰性和依赖性,造成法院和当事人的讼累,以致出现拖延诉讼、违法调解、强迫撤诉等违法现象。从长远观点来看,与其不讲司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让法官追求个案事实的绝对客观真实,还不如让当事人在举不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承担败诉结果。
  其五,我国现行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在法律制度上与发达国家的某些共性。特别是一些先进的诉讼制度(尤其是证据制度),它本身就是人类共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我们在谈论发达国家的自由心证制度时,不能完全带有敌对情绪,不应该只观其反面即“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对证据的自由判断和取舍”,我们还应该看到它的另一面即“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信念”(即“心证”)的必要性以及法律对“自由心证”之“自由”的约束。而且发达国家还具有高素质的法官和法律意识较强的国民等,再就是西方国家盛行的控(诉)、审分离制,强调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举证责任和诉讼权利,进行公开、直接审判、法官居中决断等,这些都是可资借鉴的。在对待西方国家证据制度上,我们既不能以继承为借口全盘西化,更不能借批判之名全盘否定。
  其六、实践证明,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由于在理论和立法上的简单化和原则化。结果使司法实践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量实际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比如在民事司法中,为了追求个案的“实事求是”,往往是法官和当事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各位法官之间由于职位和资历、文化程度等不同也有其不同的理解,法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收集证据,他们相信并珍惜的是自己取得的证据(即使是非法取得的),不相信当事人及其代理(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及其辩解,使开庭调查、质证和论辩等走过场。在已经审结的大量案件(特别是调解结案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中,究竟有多少客观真实,有多少不够客观真实,有多少事实完全不清,历来都没有科学的统计和总结。
  二、关于建立我国“依法求实”法官确信证据制度的构思
  1.我国“依法求实”法官确信制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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