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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猥亵儿童犯罪案件之司法实务疑难问题解析
【英文标题】 Analysis on the Difficult Issue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hild Molestation Case of Crime
【作者】 王 英【作者单位】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猥亵儿童;证据不足;审查认定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4
【页码】 106
【摘要】

近年来,猥亵儿童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被害人为7周岁以下幼女占到极高的比例。猥亵儿童案的恶劣行径给幼女们造成了严重身心伤害,司法机关在办理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例如犯罪嫌疑人无供述、幼女陈述如何认定、法定代理人和证人身份重合如何处理以及被害幼女法定代理人持续上访如何有效应对等。为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引入引导侦查取证、心理援助、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同时注重矛盾化解,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积极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以维护被害幼女的合法权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953    
  近年来,通过各种媒体可发现,包括猥亵儿童犯罪在内的性侵害儿童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尤其是7周岁以下的幼女因为懵懂无知特别容易遭受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黑手,这些恶劣行径给幼女们造成了严重身心伤害。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地未检部门受案范围的规定,猥亵儿童类案件的审查批捕逮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和犯罪预防工作由各地的未检部门依法办理。在未检部门审查起诉此类案件过程中,由于猥亵类案件本身的特点以及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在证据收集及把握上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某些证据收集上不合法、不客观、不全面,导致未检部门案件办理难度大。同时,由于幼女被猥亵和性侵得不到及时处理,其法定代理人容易情绪激化持续上访,也容易引发舆论关注。如何准确把握猥亵儿童案的特点,合法、合理、合情地办理好此类案件,是未检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结合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猥亵儿童案,着重论述此类案件办理的难点与具体实际操作方法,进一步提出完善性侵害儿童的司法保护对策,以期对今后办理其他类似案件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办理一起猥亵儿童案引发的思考
  2014年7月5日19时许,陈万华(1954年1月23日生)在宁波市海曙区香榭丽舍小区物业保安监控室工作期间,以监控室有空调凉快、可以看电视等理由将母亲在附近饭店打工的在监控室外面玩耍的小丽(化名,2008年10月31日生)、小苏(2008年9月18日生)叫进保安监控室。在两名幼女分别坐在其左右大腿上玩耍时,多次轮流用手指伸进被害幼女内裤或者隔着内裤对其生殖器官进行抠摸。当日20时许,小丽母亲来接小丽时,发现小苏坐在陈万华的右大腿上,陈万华的右胳膊在孩子屁股下,右手放在孩子下体前部。小丽出了保安监控室的门后告诉母亲,保安伯伯摸她小便的地方。小丽母亲赶紧告诉自己的同事、小苏的母亲。小苏的母亲赶到保安监控室领着小丽出来,问她保安伯伯有没有摸她小便的地方?小丽回答:“有的。伯伯摸得她特别难受,她让伯伯不要摸了,伯伯又去摸小苏了。后来又轮流摸她们两个小便的地方。”
  两幼女的母亲当晚找犯罪嫌疑人陈万华理论,遭到犯罪嫌疑人断然否认后报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立即出警。由于犯罪嫌疑人陈万华无供述以及没有物证等原因未及时立案,仅仅将两被害幼女以及其母亲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由于没有其他证据,仅有两名幼女的陈述,侦查机关没有立案。当晚两幼女母亲询问侦查机关要不要带孩子做伤情鉴定、去哪里鉴定,公安的答复是你们愿意就去,至于去哪个医院,你们自己定。两幼女母亲连夜带孩子到当地妇儿医院进行妇科检查,医院妇科医生认为应当由外科检查,值班外科医生通过外部观察认为两幼女外阴均没有伤势。同时告知两幼女的母亲,若想做司法鉴定,得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或者带着孩子来做。但侦查机关对于两幼女妈妈的这一要求未予以理睬。两幼女在7月9日出现尿痛、小便困难的情况,经过宁波市第二医院7月10日妇科检查均出现外阴炎和尿道炎。除此之外,两个孩子均出现噩梦不断、不敢出门、怕陌生人和警车等症状。两幼女的妈妈认为公安机关未及时立案是偏袒当地人,就不断到各级政府和公安机关上访,并投诉各种媒体。7月11日公安机关立案后于7月18日报捕,由于证据不足未批准逮捕后,两幼女的母亲更加愤怒,继续到浙江省公安厅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上访,并投诉到浙江卫视。1818黄金眼栏目于8月初播出本案后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两被害幼女的母亲也来到检察机关,扬言此事得不到公正处理,将进京上访,誓死为孩子讨回公道。
  为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性侵意见》),对于如何办理猥亵儿童案件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规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引入侦查引导取证、心理援助、法律援助、司法救助、注重矛盾化解,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积极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无供述、被害幼女法定代理人持续上访、如何应对舆论高度关注等办案具体问题也做了实践探讨。2015年2月4日本案被告人陈万华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两名被害幼女得到合理补偿,并经过三次心理创伤疏导恢复了往日的天真活泼,判决后的两次回访也表明两名幼女回归了正常生活,被害人母亲也及时息诉息访,应当说本案的办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猥亵儿童案件办理的司法难点及其应对
  性侵害不仅对儿童及其家庭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且也殃及所在的社区和国家。因此,立法需要对受害儿童给予特殊的照顾。《性侵意见》首次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明确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理念的重大进步。在办理猥亵儿童案时我们根据《性侵意见》的规定,把握以下难点,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证据搜集和认定的困难及其应对
  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曾对办理过的女童性侵害案件进行总结,发现办理此类案件存在5大司法困境,即“取证难、保护难、救济难、赔偿难、定性难”。[1]其中取证是案件定性处理的首要基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由于其本身具有隐蔽性、证人少、物证少、供证矛盾等特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事实真相难以辨明。尤其是在被告人作无罪供述的情况下要查清案件事实,更是难上加难。口供虽是证明被告人犯罪最直接、最核心的证据,但也并非无口供不能定案。针对此类特殊案件,如何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对全案的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准确认定事实真相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2]
  如何有效破解取证难?应当说,“取证难”主要是这类案件自身特点所致:一是性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大多数发生在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二人在场的情况下,一般没有目击证人;二是被害女童年龄小,不懂保全证据,有的孩子被侵害后及时洗清了加害人留在其身体上、衣物上的精液等证据,有的报案不及时,证据早已遗失;三是被害女童认知和表达能力欠缺,其陈述要么过于幼稚、叙述不清,要么表述过分成人化、易受质疑,证明力较低;四是不少被害人及其家属出于顾虑名誉、二次伤害、加害人胁迫利诱等种种原因抵触调查,不愿配合取证,或者推翻原有陈述。[3]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在办理猥亵儿童案件中,破解取证难需要着重处理和把握以下四点。
  1.犯罪嫌疑人无供述的处理。
  由于猥亵儿童案的隐蔽性和幼女的表达等问题,猥亵儿童案犯罪嫌疑人有很大的心理优势,认为自己做的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其他有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因此在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避重就轻,含糊以对,企图蒙混过关甚至矢口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侦查阶段中公安机关只能尽量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以期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尤其是在其他证据较少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口供在证据链条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心理突破也不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就有可能会陷入僵局。老年人由于生理上性功能尚未退减,在夫妻生活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认为用诱骗就能对幼童下手,犯罪成本较低,存在侥幸或“老了能把我怎样”的心理。上述案件案发时未能及时立案以及之后未能批准逮捕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而即使是在外围证据链条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由于某些犯罪人嫌疑人认为自己是干了“丑事”,为了维护自己和家庭名誉,也对案件事实坚决否认,百般抵赖,与公安机关顽抗到底。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陈万华在案发后一直矢口否认自己猥亵幼女的行为,反而指控幼女和其母亲一起联合诬陷自己,声称自己当时出于好心,由于外面车辆较多,担心两名幼女安全才让她们进保安监控室。在审查批捕阶段也仍没有供述,后在测谎结论出来后有所触动。对此,未检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以围绕被害幼女陈述为中心取证,并通过证据链条来依法讯问陈万华。通过对陈万华的心理疏导,发现其不承认犯罪事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自己是宁波本地人,家人和亲戚朋友都在本地,自己的外孙女和被害幼女一样大,如果承认犯罪事实会让自己和家人颜面尽失。针对这一思想顾虑,办案人员对其晓之以理,唯有承认错误、知错改错才能真正获得家人和被害人的谅解。同时在进一步取证夯实证据链后,针对其侥幸心理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和心理疏导,最后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在庭审过程中当庭向被害幼女及母亲鞠躬认错。
  2.缺乏有效物证的处理。
  猥亵案件具有隐蔽性,需要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报案陈述、被害人伤情鉴定或就医记录、被告人的供述、父母亲的证言等。如果被告人否认有实施猥亵行为,通常很难认定犯罪事实,除非有视频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侦查机关在办理猥亵儿童案件过程中,往往注重收集言词证据,而忽视了运用刑事技术手段收集、提取证据,致使对案件定罪有关键性作用的证据灭失。实际上,这一状况在公安机关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渊源在于侦查机关长期奉行的“口供中心论”。长期以来,侦查机关把调查的重心或中心放在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过分依赖言词证据,而忽视了利用刑事技术手段及时对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勘验和鉴定,由于这些证据具有易灭失性,时间一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从而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使有罪的人得不到有效的追究、制裁,而无辜的人得不到合理排除,放纵了罪犯。《性侵意见》中要求,公安机关侦查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案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及时对性侵害犯罪现场进行勘查,对未成年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身检查,提取体液、毛发、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指甲内的残留物等生物样本,指纹、足迹、鞋印等痕迹,衣物、纽扣等物品;及时提取住宿登记表等书证,现场监控录像等视听资料;及时收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证据。根据相关规定,本案中我们在因证据不足未批准逮捕后,提出进行补充侦查,引导侦查机关重新根据被害幼女对于案发环境保安监控室的描述做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针对被害幼女案发当晚的医学检查未发现外阴伤势与7月10号医学检查的外阴炎和尿道炎之间的矛盾调取医学专家的证言;对于案发环境小区保安监控室前的车辆进出情况进行取证;针对被害幼女母亲和进出保安监控室人员的目击情况进行重新固定证据。通过以上方式完整证据链条,从而避免只有被害幼女及其法定代理人供述的孤证难以定案的情况。
  3.对被害幼女陈述的采纳。
  目前猥亵儿童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难点之一是被害儿童的陈述不详细导致采信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加害人大多系受害儿童的“熟人”,善于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缺乏分辨力、防范意识差的弱点,使用小恩小惠诱骗、施以轻微胁迫即可成功作案。另外家庭对未成年人性保护教育缺失,绝大多数家庭中,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多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疏于对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教育,大部分受害人缺乏对性侵害的最基本分辩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部分女童在遭到侵害后仍不能辨识事情性质和后果,甚至不懂如何向家长表达。很多被猥亵的幼女不仅没有反抗性侵害的能力,甚至他们都没有办法将自己受侵害的事实描述清楚,这就导致他们所陈述案件事实之证明力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在一些证据较少的案件中会使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受害人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第二,当被害儿童陈述的有罪证据与犯罪嫌疑人辩解的无罪证据呈现“一比一”的情形,双方各执一词时,会导致有观点认为言词证据难以被查证。再者,被害人陈述乃公安机关迅速掌握案情的有效途径,但也可能因带有倾向性或片面性问题而导致不易被采纳,除非存在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否则被害幼女的陈述容易被认为是“孤证”不易被采信。第三,幼女的陈述不详细的情况下很难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儿童在生理和认知方面不成熟、语言表达上有局限、易被误导,以及性侵儿童案件实物证据缺乏、多数案件没有目击证人等问题,导致被害儿童陈述难以被查证。此外,医院诊断证明是间接证据,既不能独立证明案件事实发生,也不能印证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特别是当所记载的“外阴红肿、充血”等症状,易与被害人日常卫生、病理所造成的生理疾病混淆,导致司法机关难以认定其证明力。还有就是证人证言难以获取,多数时候性侵案件的发生,仅有双方当事人在场,没有目击证人。综上,被害人陈述难以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并被采信。
  被害人陈述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采信标准,反而倒有不采信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可见,此类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较低,法院采信度有限。如此看来,若这类人身为受害人,他们的陈述也会受到合理怀疑,致其证明力较低。
  一般说来,未成年人的记忆力,尤其是在惊惧状态下对于案件事实的记忆,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的。其对于案件事实的准确、完整陈述能力也相对较弱。要高度重视初始证据的证明效力,一方面是因为初始证据在时间上离案件事实比较接近,相对清晰、准确一些。另一方面,初始证据受到事后污染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证明效力一般会高一点。因此,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有必要重视注意全面收集和审查初始证据,尤其是被害幼女的第一次陈述。同时笔者认为,儿童受害者的陈述应与普通的成年人有所区别,受害儿童可能不能正确表达,但是其对于疼痛感、造成其疼痛的人有足够的认识能力,小孩只要能说出来是谁做的,在哪里做的,大概的时间就够了。要求她像成年人一样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完完整整表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反而不可信。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在办理本案时尝试以被害幼女的陈述为中心,在被告人拒不供认的情况下重点审查被害人陈述,并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链条,考察案发经过是否及时、自然,被害人陈述是否真实、合理,与其他证据是否能相互印证,被告人辩解是否合理,最终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4]首先,被害幼女和妈妈的报案非常自然,在知道被害幼女被犯罪嫌疑人抠摸外阴后立即找犯罪嫌疑人理论,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后立即报警,并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其次,考察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被害人陈述在整个证据锁链中应当作为核心来分析,尤其是本案被害幼女为6周岁的幼女,对其陈述的效力考察要非常慎重。具体而言,被害人幼女虽然年幼但其所陈述系自身经历的特殊事件且经过并不复杂,可以用简单的语言与动作予以描述整个被侵害的过程。在心理疏导环节,承办人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以游戏的方式模仿案发现场发生的事情,被害幼女都能准确描述犯罪嫌疑人的胳膊如何在她们屁股下伸到小便地方进行抠摸,并看到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同伴做了同样的动作。最后,根据被害幼女的陈述以及法定代理人目击情况,对被告人辩解进行审查,并综合医学检查证明、医学专家证言等综合认定本案犯罪事实。
  同时,本案另外一名幼女并非主动告知其妈妈被猥亵,而是其妈妈在听到同事的提示,前来接孩子并问孩子伯伯有没有摸你小便地方时才向妈妈说起被猥亵的事实。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采信幼女的陈述而排出被妈妈误导的可能?笔者认为,该幼女妈妈在听到同事提醒后马上去接女儿,并询问女儿有无被猥亵是为人父母的正常反应,而幼女不但能告诉妈妈伯伯摸自己小便地方,还能告诉妈妈自己因为被伯伯抠摸下体不舒服,伯伯就又去摸另外一个幼女,然后又轮流摸两名幼女等细节,其陈述内容和另外一名幼女的陈述能够互相吻合,可信度较高。在心理疏导和游戏方式再现案发过程中,能够以动作准确还原案发当时情景。综上,符合语气明确坚定、内容具体详细、态度自然且与肢体语言吻合、整体一致、情节合理的特性,因此可以予以采信。[5]
  4.证人和法定代理人身份重叠时的处理。
  本案的特殊性还在于,其中一名幼女的妈妈来接孩子时看到了被告人的右手通过孩子的屁股放在孩子下体的前面。但侦查机关并未重视这一情况,仅仅让其作为被害幼女的法定代理人而并未作为证人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48条“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之规定,则该法定代理人无疑同时具有证人和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两种身份,对于其能否同时行使两种身份赋予的职能,司法实践中不无争议。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270条第5款规定,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如果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也知道案件情况,如果当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均知道案件情况,法定代理人陪同未成年人作证后又单独作证的,则该法定代理人无疑同时具有证人和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两种身份,发生身份上的重叠。
  笔者认为,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是证据三性中最重要的属性。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认罪,将会给指控犯罪带来困难,此时就需要辅助于其他证据种类,来相互印证,而证人证言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武器。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系案件证人的情况下,取证程序仍要受制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因为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一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要求证人必须客观真实地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这种事实必须是其亲自所见所闻的,既包括亲自感受到的事实,也包括听到的别人转告的事实情况。所以,证人应当在无干扰、无影响的环境中作证,尤其不能与其他证人同时在场作证,否则,将会导致证人之间相互影响,证人往往会因其他证人的不同陈述而怀疑自身当初的所见所闻或因担心自身陈述的内容与其他证人不同而被追究作伪证的责任而改变说法,证言的客观性得不到保证。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刑事诉讼法规定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因此,对未成年证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取证时,必须遵守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否则将会因取证程序违法而丧失证据资格能力。所以,作为猥亵儿童案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在一旁耳闻目睹被害人陈述,随后侦查机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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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雪梅:《对儿童性侵犯的有关探讨》,载《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12月。

{2}熊伟:《儿童被害及其立法预防》,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4期。

{3}庄忠进:《儿童性侵案件侦审问题与对策》,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4期。

{4}蔡启源:《儿童性侵害之检视:成因、影响与实务处遇》,载《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第三四辑)》

{5}阮齐林:《猥亵儿童罪基本问题再研究》,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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