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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三大基石
【英文标题】 Three factors to create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
【作者】 常桂祥【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法政系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权威;权力法治化;公民权利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1)04—0014—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4
【页码】 14
【摘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我国的治国方略,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是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其关键是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同时还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终落脚点。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95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正式载入宪法。笔者认为,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依法保障公民权利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三大基石。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石之一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
  任何社会均需要权威,没有一定的权威,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德国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同,把权威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传统型权威是以源远流长的传统和世袭为依据,并“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1}。在这种权威统治下,法律毫无地位,体现的是人治的价值准则;魅力型权威是以对超凡魅力领袖的情绪化效忠为基础,直接表现为对领袖的崇拜与迷信,因此这种权威是依靠领袖个人的才智、天赋或特长来行使的;法理型权威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它要求包括领袖、官员和公民在内的一切人都要忠实于法律并只对法律负责,法律具有至上权威,其主要特征就是法律在最高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范和裁决人们一切行为的力量,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最终导向和司法的唯一准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要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很显然,法理型权威是法治国家所需要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也是我国走向法治之路的重要基础。
  始创法治理论体系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这段论述揭示了法治的内涵为普遍守法和良法。普遍守法的前提是“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2}(P192),任何人的行为皆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而使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种普遍的服从不但是指公民和社会团体的活动应遵从法律,而且重要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依据法律来行使其管理和裁判的权力。法治国家中的社会秩序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由法律来调节社会生活,法律成为管理社会的主导原则。为使法律在全社会得到实施,必须高扬法律的至上权威性。实际上,法律是否具有至上权威也是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分水岭。
  尽管法律可以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维护其实施,但这尚不足以确立普遍性的法律权威。法律权威的确立必须以法律信仰作为前提和基础,因为法律权威的形成最终取决于普通民众与具体行使权力的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所谓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要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3}法律信仰的核心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信念,对确立法律权威而言,这种内在心理信念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只有法律权威赢得了全民的普遍的心理认同,法律权威才会化作人们的内心自觉。对于具体行使权力的官员来说,才能从内心的深层情感上自觉接受法律,拒绝外来的各种力量和因素的干扰,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处理社会纠纷;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因信仰法律而会自觉自愿地将其纠纷诉诸司法机关,寻求法律保护。由此不难看出,法律信仰是确立法律权威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持力量,因此,塑造全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完成的使命。然而,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传统的人际关系及传统文化的特质,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普通民众和官员对法律的信仰,人们更多地习惯于看重人情和关系,法律却往往遭到冷落。“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情结不仅在民间广泛存在,而且司法机关亦经常受到这一情结的困扰。这种理念环境势必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产生阻碍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开展普法活动,提高全民的法律知识水平,而且更需要构筑出有利于形成法律信仰、制约传统的人情观念干扰司法活动的良好体制。如果缺乏体制的保障,人们对法律知识知道得再多也只能是表层的法律技能训练,而不能内化为深层的法律意识涵养,不能最终形成对法律的信仰。“美国学者奥斯汀·萨拉特的研究表明:拥有法律知识的层度和对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并非是一致的关系。”{4}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进而确立法律权威,关键就在于通过改革司法体制,按照司法独立的要求设置权力结构,并将其上升为宪法规范,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因为几乎所有法律管辖下的事情最终要由法院做出结论,倘若一件事情进入诉讼而法院不能公正地适用法律进行判决,那么,法律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此情况下,劝导人们普遍守法只能是徒劳无功。培根说,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的行为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弄脏了水流,前者却败坏了水源{5}。司法公正的要义就是指在适用法律上的公平,只有法官公正地适用法律,才能对所有合法权益给予平等保护,对所有违法行为予以同样的追究,切实保证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而引导人们信仰法律、遵守法律,显现出法律的权威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五大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当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全体社会成员自觉认同并信奉法律的权威、自觉以法律为行为指南和评价标准时,才能表明在全社会真正确立了法律权威。当法律权威在全社会确立后,我们也就看到了法治国家的曙光。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石之二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民主政治是其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其基本原则,依法办事是其基本要求,而这一切的实现无不依赖于以法律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制约。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其要害就在于如何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正如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仍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6}
  人类的政治经验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凡权力皆应受到制约。“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这表明权力存在着失范、腐败的天然倾向,权力一旦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后,它就拥有了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从而使得它自身也成为了一种资源。权力这种资源同任何事物一样,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掌权者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把权力看作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有效工具,推进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权力也可能成为掌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阻碍社会发展。出现后一种情形的关键原因就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因此,要保持权力的人民性,防止腐败,必须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这是法治社会对权

  ······人丑就要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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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1.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北京: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4}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99.

{5}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3.

{6}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58.

{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8}郭道晖.历史性跨越——走向民主法治新世纪(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01—102.

{9}弗里德曼.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66.

{1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57.

{11}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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