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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关于审判公正的法哲学思考
【英文标题】 Legal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about fall judgment
【作者】 谢佑平万毅【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审判;审判公正;诉讼;程序;法律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2)02—010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2
【页码】 100
【摘要】

审判公正包含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层含义。实现审判公正,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律秩序、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审判公正、有利于抑制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公正的实现依赖于审判者在审判中保持中立、对当事人主张和请求的同等尊重和关注以及案件事实的真实再现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无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741    
  
  当代中国着力倡扬法治的精神和价值,已将依法治国提升为一项治国的基本方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从治国基本方略的角度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依赖于立法、司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的完善。尤其是司法环节,由于直接体现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因而成为法治的关键和核心。司法的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公正,司法公正是所有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活动的基本追求和价值所在,我国也不例外。作为法律适用的形式和过程,司法行为主要体现为法官援引法律、裁判案件的审判行为,司法公正在一定程度上所指涉的就是审判公正。当前,我国正着手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司法公正的追求,防范日益滋生的司法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审判公正的研究和探讨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审判公正的涵义
  审判,是国家权力通过法律适用形式在社会纠纷解决领域进行的活动,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在法制社会中,审判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是公正的。审判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任何社会冲突,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矫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1}从诉讼主体的角度看,任何冲突的主体都必然在形式上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对这种对立的“正当”作出裁判,必须有真正公正的标准。因此,审判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二是实体公正。
  (一)程序公正
  在适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中,审判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2}历史表明,审判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然而,程序公正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审判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审判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审判。{3}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审判,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判决书要写判决理由,判决公开,当事人有上诉权利,控制可能发生的藐视法庭的行为,等等。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程序公正,即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能足够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其行为的空间。
  从审判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公正的含义包括下述几方面:
  1.程序的民主性
  程序的民主性是程序公正的要义,它包括:程序设置是否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程序设置是否便利大多数人;程序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益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古代专制社会的程序法是树立君主专制个人淫威的工具,与民主无缘。民主的程序法生成于民主政体的社会之中。
  2.程序的控权性
  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因此,程序公正要求法官的行为不应当是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的。现代程序法与古代程序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可以通过法定时限、时序、原则和制度来制约权力行为,防止法官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4}
  3.程序的平等性
  古代程序法确认公开的程序特权,不同身份的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有别的。现代程序法坚持诉讼双方“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原则。程序的平等性主要指法官是中立者,与当事人或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冲突和纠纷的双方有平等陈述意见的机会;双方所举的证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程序的公开性
  程序公开是指审判过程和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程序公开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在于,公开审判可以发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以防止偏私的可能变为现实,促进当事人以及社会对审判结果的信赖。18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在专制社会的程序法中,秘密审讯是其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人把怕见天日的私人利益运进我们的法里,就必须赋予这种内容以相应的形式,即秘密的诉讼程序的形式。”{2}
  5.程序的科学性
夫妻本是同林鸟

  程序的科学性是指程序法中彻底废除了刑讯逼供、神明裁判等野蛮、落后的作风和习惯,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成果和要求在程序中得以体现。程序的设计应当符合法律行为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和服务于其设置和存在的目的。科学的程序在注重实效的同时,应当有足够的防错和纠错功能。
  (二)实体公正
  国家司法机关享有和行使审判权的目的,是在准确地查明社会主体间的冲突和纠纷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规范救治业已被侵害的法律权利,恢复被扭曲的社会秩序。因此,实体真实或公正,是审判公正的重要内容。不论刑事审判、民事审判抑或行政审判,都要以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公正处理为价值目标。从根本上说,离开实体公正,审判活动就没有实际意义。查明冲突和纠纷事实的实际发生过程,是审判活动的核心内容。如果审判活动不能揭示冲突和纠纷事实的真实状况,审判公正就失去了事实前提和基础,也就谈不上准确无误地适用法律。
  准确再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为法律适用确立必需的相应事实依据,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因为:首先,从社会冲突的产生来看,任何纠纷往往都缘自于社会主体对冲突事实的不同认识和主张,都是以自身的“理由”为基础的,且社会主体都能为这种“理由”提供或多或少的法律上或道德、舆论等方面的说明。其次,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是一个对历史性事实作回溯证明的过程,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实都难以完全恢复其原始面目。事实表明,这种回溯证明是相当困难的。再次,强烈的利己动机常常会使得社会冲突的主体在审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虚假的陈述来掩饰事实的真实过程,冲突主体所描绘出的事实图像往往是虚假的或彼此矛盾的,这给回复案件真实情况的审判活动增加了难度。
  然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知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案件的客观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回溯证明在过去的时空中发生的案件事实相当困难,但在司法权力的作用下,通过收集和审查事实过程在特定环境下所遗留的痕迹、物品和其它证据,回复案件真实,达成实体公正,是可以实现的。一般说来,实体公正的达成有赖于:第一,证明案件事实过程的证据确实可靠,且达到了一定的量,具有实在的证明力。第二,双方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所进行的陈述、辩解以及相互辩论是在法律允准的范围和环境中展开的,不受威胁、引诱、欺骗甚至刑讯的影响;而且,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中所享有的进攻和防御手段及机会是平等的。第三,审判者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对证据的审查与取舍,对双方当事人所主张内容的认可与否定以及其它一切判断正确。可以说,裁判书中所认定的事实,是审判者对证据审查后所形成的心证,是一种主观感觉,因而审判者的业务素质、道德修养、司法经验等对于案件真实的回复和实体公正的达成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审判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追求实体公正的手段,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从另一方面讲,程序公正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有实体公正,在正当程序下仍有出现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因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不可偏废的,两者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审判公正。
  二、审判公正的价值
  根据国家和法的原理,审判权是国家统治权的重要表现形态,是国家权力在解决纠纷领域的运用。国家职能发达的标志,是排斥纠纷的私力救助,而由权益争端的双方当事人或法定机关依法提请国家审判机关解决。法院行使审判权,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证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免受任何侵害;社会主体接受审判,是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公正审判,对于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审判公正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律秩序
  国家审判权是基于保护社会主体的权益不致受到侵害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5}如果社会主体的权益处于正常的法律状态,没有受到侵害,也就不存在“请求通过审判方式保护”的问题。国家审判保护手段的运用与社会主体保护实体权益的要求是相适应的。当社会主体的权益受到行政、民事或刑事侵害时,就会借助国家审判力量予以保护,制裁违法,恢复权益的正常状态。而社会主体权益的正常秩序,是国家机器赖以存续的重要基础,如果侵权行为泛滥,法律秩序混乱,国家统治就会动摇。因此,任何统治阶级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法律秩序;要建立法律秩序,就必须借助审判手段干预社会冲突和纠纷,制裁侵权,保护合法权益,实现审判公正。历史表明,不公正的审判,不仅不能维护和建立健康的法律秩序,而且会加重对法律秩序的扭曲和破坏。
  (二)审判公正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
  审判结果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无论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抑或刑事诉讼,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审判结果即判决、裁定是否符合自己的良知、信念、道德水准和法律理性。审判结果成为人们最直观地判定审判公正的标准。现实已经证明,公正的审判结果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反之,则会导致人们的愤慨和唾弃。在审判公正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从审判结果中判断和认识法律允准的行为范围,从而约束自身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对于具有违法动机的人来说,公正的裁决结果会使其感知到:如果实施违法行为,将会受到足够的惩罚。因此,公正的审判,会增加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审判公正的印象和现实会促使其诉诸法院,请求通过审判手段给予最有效、最彻底的保护。同时,公正审判,会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法院的良好形象和审判工作的尊严,这又会大大增加诉讼的感召力,使人们依赖诉讼,利用诉讼。实践还证明,在社会冲突或纠纷发生时,社会主体不知、不敢、不愿利用诉讼维护合法权益甚至对诉讼感到厌倦、“私了”倾向严重等,大都与审判不公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有密切关系。因此,审判公正的意义远不止体现在个案上,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普遍的。审判公正能够消除社会主体在冲突发生时对诉讼的不良预期,抑制寻衅滥讼现象的发生;同时,审判公正也可以减少被诉主体应诉的心理障碍,使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审判公正有利于抑制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一切制度都以其所具有的一定作用为其赖以存在的前提,作为社会法律制度的审判也不例外。审判是以侵权行为或社会冲突的存在为基础的,审判的任务是查清案件真实情况,运用法律惩治违法,恢复被破坏的法律权益秩序。因此,公正的审判便有下述三项重要作用:第一,对于违法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而言,通过法律责任的追究,可以抑制其再次进行违法侵权行为的心理和能力,起到个别预防作用。从违法、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律看,如果违法、侵权人在初次违法、侵权后没有受到一定控制,便有继续违法、侵权的可能。通过审判,给予违法、侵权人公正的惩罚和制裁,便可以抑制其再次违法、侵权的冲动和欲望。第二,对于潜在的违法、侵权人而言,公正的审判,也是社会对违法、侵权严厉谴责的体现。法律责任,尤其是刑罚,必然会给承受者造成一次权益的剥夺或限制,并使之遭受名誉、地位等非物质性损失,因此,公正的审判自然会使潜在的违法、侵权人明了自己的行为将在法律禁止之列,面对法律责任的存在,潜在的违法、侵权人可能会回避法律责任所带来的损失而放弃违法、侵权。第三,对于守法者而言,公正的审判可以加深其对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认识,对违法、侵权形成本能的厌恶感,从而长期地不实施违法、侵权行为。禁止性法律规范的目的,是使人们在个人欲求与社会欲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作出服从社会共同欲求与共同利益的选择。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法律的遵守意味着对自身行为和利益的控制。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也是自觉守法的价值所在。因此,可以说,公正审判的裁决结果,有助于社会成员建立恰当的行为预期,消除实施违法、犯罪而又能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从而正确地控制和选择自己的行为。
  (四)审判公正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审判公正对于当事人的意义是重大的。当事人是社会冲突或纠纷的直接实施者或损失的承担者,与争议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国家审判手段的运用与社会成员保护实体权益的要求是相适应的。直接利害关系的存在,表明当事人在实体上可能遭受了某种不利,或者是原有的合法权益不能实现,或者是因非法请求而承担了不应承担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国家运用审判权干预冲突和纠纷,用强制手段保护与争议法律关系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对于当事人而言,提起诉讼、介入诉讼和进行诉讼活动的心理基础,是其对相关实体权益的切实关注;相关实体权益是激发当事人开展诉讼、接受审判的动因。因此,审判活动是否公正,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息息相关。审判结果,是法院根据法律关系的客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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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注释】                                                                                                     
【参考文献】

{1}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6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78.

{3}龚祥瑞,等.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115.

{4}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与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70.

{6}转引自: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23.

{7}M·H·加里宁.论社会主义法制(俄文版)(M).1959.177.

{8}戈尔丁.法律哲学(中译书)(M).上海:三联书店,240.

{9}张文显.西方法律哲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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