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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马克思主义论法律解释*
【英文标题】 On Law explanation of Marxism【作者】 胡玉鸿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律解释;司法;法院;法官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2)02—0005—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2
【页码】 5
【摘要】

法律解释相关问题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司法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将法律解释作为法院和法官的重要职责,提出了为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解释规则,并就法律意义的澄明、法律意义的诠释以及宪法的解释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律解释理论本身的重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753    
  前言
  司法的过程也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法律解释也因之成为司法主体的基本职责与行为方式。在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法律解释权由某一机关或某一组织垄断的问题。“解释主体可以是一切想要弄清楚法律意义的人和机构。”{1}而在这一方面,法院或者法官因为实际执行法律的需要,有关法律解释的问题更加为人注重。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从解释学的意义而言,“解释植根于理解,是理解的发展和实现,而理解又是人的基本构件之一,是人的存在方式———有人的存在,就有人的理解和解释;有人的活动,就有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2}司法活动作为法律人的一种特定活动,也必然是以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为前提的,否则,控诉、法庭辩论、裁判都将成为一种非法律意义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边沁认为:“任何人要讨论法律,都必然会成为解释者或评论者。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到的法律实际上是什么。评论者的任务则是向我们评述法律应当是怎样的东西。”{3}第二,从政治学的意义而言,人民主权决定了人民是法律内容的最终决定者,“立宪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立法经过深思熟虑的政体。它是平民政体的一个特定类型,即通过法律运作的政体,而法律被适当地理解为必然以推理为基础。必要的推理不能仅仅是法院和法官的事”,{4}民众的参与实际上是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第三,从法律实践来说,律师与当事人对司法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案件的正确处理,也导致了法律解释问题的显现。更为明显的例子是法律专家、学者的解释,即学理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法律实践不承认学理解释的效力,但“在英美法系中,学理解释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法律解释,尤其是当学理解释方法为某一案件中的大多数法官所共同采用或承认时,它就成为一种有直接约束力的解释。”{5}马克思主义认为,司法本身就担负着适用法律、发展法律的社会职责。“法官对法律的发展是说明现代司法在法律改革中的作用的最好的例子。”{6}这不仅是因为立法缺陷难以避免,更主要的是,在实现司法公正的场合,本身即涉及到法院对不合时宜的法律的变更,或者提出适时变更法律的建议。董必武指出,司法机关“在法制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的规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或变通执行的办法。”{7}实际上,法律的缺陷也只有在执法、司法的过程中才可能呈现,因而司法机关的活动往往成为法律发展的契机。同样,一般而言,虽然法院是政治现状、社会现状的维护者,但有作为的法院绝对不会安于这种现状,而是要以其改造社会的勇气与责任来重塑法律的调整机制。“法院的职能并不是必然接受那些100年前或150年前被认定为政策规则的东西,而是要以一种为情况所许可的、最接近精确的方式来确定,什么是适合目前时代的政策规则。一旦这一规则得以确定,拒绝承认某个违背这一规则的、或者强制执行会给社区造成伤害的合同的效力就成了法院的义务。”{8}因此,革命导师将超越法律、创造法律作为法院的神圣职责。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律本身可分为“真正的法”与“非真正的法”的区别。如果国家的实在法不符合“真正的法”这一理念,那么,法院将作何选择呢?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将“立法高于司法”作为一成不变的铁则,而是号召法院要勇于承担起改造法律的责任。恩格斯明确指出:“当旧的法律和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应该挺身而出,对旧的法律作出新的解释,使它适合于新的情况。”{9}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的发言,对司法权更有着殷殷期望:“如果现行法律和社会发展刚刚达到的阶段发生显著的矛盾,那末,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分量的话。那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这是陪审法庭的最高尚的特权。诸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你们只是应当根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权利、我们的社会要求来解释它。”{10}这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完整阐述司法职责与司法性质的文字,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司法思想:(1)在法律与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或者说,当立法权的行使并不吻合社会的价值预期时,不是要使社会屈从于过时的法律,而是要使法律适应于发展的时代;(2)法庭“最高尚的特权”就在于改变落后的立法,使其满足社会的要求。从表面上看,这种“改变”只是针对个案而言,但它却同时影响着此后成千上万个类似的案件,发挥出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3)法庭对法律的解释既依存于文字又超越文字的形式本身,而是以时代特色、权利依据和社会需要来对之进行新的解释。自然,与严格的司法审查制相比,马克思并未赋予法院宣布立法无效的决定,但“超过法律”、“解释法律”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对过时立法效力的否定。以下我们即从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法律意义的澄明、法律意义的诠释以及宪法解释几个方面,阐述马克思有关法律解释的基本理论。
  一、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
  从行业规范或者说职业规范的角度而言,法律解释活动必须遵循职业规范。职业规范可以包含技术规范与职业伦理两个基本方面。“技术规范”是法律适用时的具体技术,如法律注释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利益衡量规则等,它既是以往审判过程中的经验归纳,也是法官在作出判断时必须遵循的技术规程。在法律解释时,通过什么方法来明确某一法律条款的意义,就必须采纳为法官群体所共同遵循的技术规则来予以确定。这正如涂尔干所言,包括法律在内的职业群体,都构成了“界限明确的实体,不仅具有自己的统一性,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而且专门机构也会遵照指令保证这些规定得到强化。”{11}否则,作为一个行业就可能会因离经叛道者的泛滥而有分化、解体的可能。当然,纯技术规则不具有更多的人文意义,我们在此可略而不论,关键是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应当遵循经历代法官所锤炼出的职业伦理规范,使法律在解决具体案件的同时,能提升民众的道德价值。马克思认为,法律是审判活动的唯一准绳,“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2}“上司”意味着法官对法律的服从,“认真”则代表着法官对法律的尊重。“解释”是打通法律与案件的通道,法律的适用以法律的解释为前提,然而,法律解释并非意味着法官可以“率性妄为”,“认真考察后的理解”因而成为法律解释的基本要求。在这里,立法者的意图通过司法活动的忠实贯彻,体现在对个案的处理结果之上。同样,法律的界定也成为司法活动的范围,“如果我被提交法庭受审,我的过失一定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而在法律受到违反的地方就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12}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存在违法的情形,法院就不能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法院追究法律责任的前提,是现行法律对责任要件及责任形式已有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在法的执行中,却存在着“私人利益”、“官方要求”干预法律正确执行的情形,“它们不把法当作独立的对象,而是离开法,把我们的注意力或者引到外部世界去,或者引到自己的头脑中去,从而在法的背后大耍花招。”{13}利益的冲突虽然无法避免,然而私人利益、官方要求也同样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因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如果法院或法官不是按公共利益的精神来执行法律,那就是对法律的背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包括法官在内的管理机构与被管理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14}只有具有公益精神并超出个人利益以及党派利益的法官,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尊重法律。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司法解释难免渗透着阶级利益的考量,因而使得所谓公正地解释法律成为泡影。恩格斯指出,在处理政治犯罪方面,英国的法律与普鲁士的刑法没有两样,特别是“鼓动不满”和“煽动性的言论”这两条的措词很不精确,使法官和陪审员大有回旋的余地。{15}所谓“不精确”、有“回旋的余地”,也就是今日我们常言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及其解释问题。虽然这种规定在法律中是必然的,但如果不辅之以相应实体内容的限制,就有可能造成司法权的滥用。特别是当法官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16}的时候,根据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所进行的法律解释,自然是立足于阶级专政和阶级镇压的。悉尼·胡克认为,对于这样一些具有“不确定的变量”的法律概念的具体意义,“是由支配着那些制定法律以及解释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的利益所决定的。在形式上,刑法是被规定来束缚一切阶级的成员的。但在实际上每当阶级冲突激起的时候,它的实施却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又会是什么呢?“在采用审判上的任意酌定权的任何地方,工人的遭遇就甚至会更坏,因为法官的训练和阶级根源———更不用说挑选法官的技巧———导致他们(就整体来说)把他们的维持秩序和安全的传统偏见和阶级激情误解为正义的首要原则。”{17}这也意味着,即使审判机关或法官的确是本着正义、公正的原则来解释法律、实施法律,然而其所拥有的正义观念本身就是被阶级利益所扭曲的正义。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恩格斯认为:“陪审法庭就其实质来说是一个政治机关,而不是法律机关;但是,既然一切法律设施本来都具有政治性质,那么陪审法庭也就体现了司法制度的真正本质。”这种“政治性”自然隔断了“司法”与“公正”的联系,甚至使司法成为粗暴践踏公正的工具,因而英国的陪审法庭,“在制造法律谎言和不道德行为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5}(P697)
  有鉴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利益的考量已经严重地影响着法律解释的合理性从而导致司法不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有利弱者”的解释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弱者无疑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普鲁士刑法中规定:“凡蛮横、无礼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和政府命令而激起不满情绪者,应处以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的徒刑或要塞监禁。”恩格斯就此指出,“无礼行为是一种过失,是不够细心,是匆忙的结果,最好的人也可能有这样的过失。”{18}立法的无理自不用说,关键的是法庭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而不能用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概念来致人于罪:“当我谴责某项立法规定时,我的意图自然是要以此煽起不满,不仅要在人民中间,甚至还要尽可能在政府内部煽起不满。怎么能够做到既要谴责某一事物,而又措辞温和,不想使别人相信被谴责的事务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不想以此煽动起别人的不满呢?我怎么能够又谴责又夸奖,我怎么能够同时既认为某一事物好又认为它坏呢?这根本办不到。”{18}(P330)如果法庭仅仅根据法律的字眼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解释,这就说明他们并不是根据理智、良心来判案,而是以“警察业务的变化为转移”。如果这样的话,司法失去了公正,法官也失却了独立,这些正如马克思所谴责的:“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19}
  二、法律意义的澄明
  在谈到如何分析新闻出版法和书报检查法时,马克思进行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概括:“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而不能让片面和庸俗的经验使我们陷入迷雾之中,否则任何经验、任何判断都没有意义了。”{12}(P166)在这里,理解法律的关键就在于分析其思想实质,而不是在表面规定上打转,从而得出错误的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从观念的角度看来,不言而喻,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据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实际的善;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假象的世界观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一种论战,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12}(P166)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正确指出了理解法律的方法论问题,即对任何法律规定、法律条文的理解,不仅要分析其表面所指示的意义、范围、界限、尺度,还应当深入法律规定、法律条文的内部,分析其立法精神和思想实质。董必武同志也指出:“没有法,做事情很不便。有了法,如果不去了解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又不去深入地研究案件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地搬用条文,也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20}
  法律的适用本身就是个判断的过程,并且是个复杂的判断过程。马克思指出:“有没有一种法律,由于本身具有必然性,在应用于每一个别情况时都必定符合立法者的旨意,同时又绝对排除一切任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只有极端无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课题。”{12}(P180)法律离不开判断,因而就不能缺乏判断的法官;而作为具有主观性的法官而言,如何将主观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就成为法律的目的和内容能否得以准确执行的标志。要排除理解法律中的“任性”,首先就必须有客观的立场,“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14}(P364)“客观”要求法官在裁判时应当根据法律条文本身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法律文本,而不得进行曲解或者无限度地扩张其本来意义。例如,普鲁士

  ······菊花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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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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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志铭.法律解释概念探微(J).法学研究,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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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C).上海:三联书店,1997.163—164.

{5}郭华成.法律解释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7.

{6}(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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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的发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4.

{11}(法)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

{12}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1.

{13}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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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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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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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A).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521.

{21}列宁.论工业法庭(A).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41.

{22}恩格斯.《刑法报》停刊(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1—322.

{23}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A).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1.

{24}列宁.怎样组织竞赛?(A).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9.

{25}(美)罗伯特·戈登.律师独立论———律师独立于当事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0.

{26}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3.

{27}恩格斯.普鲁士出版法批判(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3—324.

{28}曾繁康.比较宪法(M).台北:三民书局,1983.527—528.

{29}恩格斯.1877年的欧洲工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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