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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
【作者】 林彦【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分类】 行政法学【中文关键词】 执法检查;政策功能;功能变迁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51
【摘要】

执法检查的原本及主要的功能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然而在实践中,执法检查在承担其主要功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执政党形成、宣传、推行、检校其政策的一种有力的制度工具。执法检查政策功能不适当地强化将会对作为国家正式决策体系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诸多挑战。因此,回归宪法和法律对于执法检查监督的定位是必要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351    
  一、引言
  执法检查的主要功能在于确保“维护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贯彻执行”。[1]更具体而言,其主要目的在于“检查监督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2]。然而在实践中,执法检查则承载着更为多元的功能。例如,笔者在前期研究中曾发现,作为监督程序的执法检查已经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思自身立法缺陷的一种重要平台,成为了立法程序外完善法律的制度途径。[3]本文将尝试揭示其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即宣传执政党的政策、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向执政党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执法检查政策功能生成与加强的过程
  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的执法检查并非从一开始就被赋予政策功能。事实上,执法检查实践与执政党政策的对接经过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认知过程,其间也曾经历过一些思路和策略上的反复和调整。在此过程中,政策的重要性则逐渐被强调和强化。
  (一)1993年之前:以立法与工作监督服务大局、法律监督旨在纠正违法行为
  执法检查的功能定位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其所承担的监督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功能定位以及战略部署息息相关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且受到后者定位的影响和牵制。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履职过程不可能不反映整个国家的工作大局和执政党的重大战略。自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就已经非常直接地体现了国家发展的重点及紧迫性命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主要的立法议题是为百废待兴的共和国提供一套政权组织建设和改革开放所急需的法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对其立法策略所做的总结部分地印证了这一判断。[4]为了实现“把保证和促进改革开放作为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目标,[5]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提出要在履行立法与工作监督职能中突出重点。此后,这一思路又被反复强调。[6]
  与上述思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对于开展法律监督的功能定位和实践思路颇为纯粹。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提出,“要进一步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及下级国家权力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7]直到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要求执法检查要有所侧重(“有选择地”、“重要”),但侧重点的选择并未像其对工作监督的定位那样被要求参照“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加以确定。[8]
  (二)1993年至1998年:政策功能初次定位—以国家大局确定执法检查重点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对其任期内的工作规划似乎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乔石委员长在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法律监督仍然被定位于旨在“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至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9]
  三个月之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简称“《要点》”)正式通过。在法律监督方面,除了重申乔石委员长的讲话精神之外,《要点》再次强调工作监督的开展要“围绕改革和建设的重大问题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10]
  然而,萧规曹随仅仅是短暂的现象。是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作为执法检查“制度化初步尝试”[11]的《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对执法检查定位的一个重要调整就是借鉴工作监督“突出重点”、“服务大局”的思路:
  应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确定一个时期执法检查的重点。特别要加强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2]
  尽管《若干规定》仍然坚持将执法检查的主要功能定位于“检查监督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13]但围绕重大问题确定检查重点的策略已经为政策因素的渗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尽管此时对执法检查与执政党政策关系的描绘和强调仍然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状态,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无疑是执政党最为关注且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也必然会被排在执政党政策列表的首要位置。从以上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执法检查选题的确定应当能够直接地反映执政党的政策导向。因此,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当时执政党的首要政策重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其执法检查的首要主题。
  1993年底,乔石委员长不仅重申了执法检查选题的政策偏好,而且进一步要求各级人大要贯彻落实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促进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监督已经依法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及时主动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14]
  这一新要求一方面突破了《若干规定》对执法检查政策功能的狭隘定位,要求包括执法检查在内的监督实践将检查执政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作为必要的内容,尽管此时的政策被限定在“依法出台的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其也要求监督实践应当发挥能动性—即不仅仅要监督政策的实施情况,而且要适时地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这一新思路实际上比较完整地勾勒和规划了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
  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之内,上述思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15]田纪云副委员长在总结任期内执法检查活动的经验时也指出,常委会“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反复检查、跟踪检查……坚持把农业、教育、环保等方面法律的实施情况作为检查的重点,锲而不舍,常抓不懈。”[16]
  (三)1998年至2003年:政策功能调整—执政党的工作大局成为执法检查的服务对象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执法检查的功能定位出现了几次反复。李鹏委员长对常委会工作与国家工作大局之间的关系定位似乎更接近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思路。一方面,他主张立法与工作监督要突出重点、服务大局:“立法要同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相结合”、“要围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工作监督”。[17]另一方面,他似乎尚未关注到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执法检查所做的功能调整,仅仅提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执法检查,切实改进和完善执法检查工作,使执法检查更富有成效”。[18]
  1998年底,李鹏委员长在总结《农业法》执法检查活动时将实施法律与贯彻政策联系起来,他说: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全面部署。委员们结合三中全会精神,就进一步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农业法制建设,进一步贯彻实施好《农业法》。[19]
  上述讲话可被视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执法检查活动向执政党政策靠拢的一种表现。常委会试图借助执政党政策的东风推动相关法律的实施。
  次年,在制定工作计划时,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实现了监督思路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战略的回归,而且回归之余还实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即从强调服务于国家的工作大局到强调首先服务于执政党的工作大局。常委会明确提出了以下思路:
  把监督工作放在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开展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保障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20]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明确地要求首先将执政党的“工作大局”,而非国家的工作大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可以首先被理解为国家的大局)作为包括执法检查在内的监督工作的重点。几天之后,他再次指出,只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监督”,“才能得到党委的支持、政府的重视、群众的欢迎,也才能有针对性”。[21]
  2002年底,李鹏委员长在总结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时强调监督主题的确定,“要围绕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22]并认为这是“五年来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最基本的经验”。[23]
  (四)2003年至今:监督工作的重点在于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延续和进一步强化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监督工作的定位。
  仆一上任,吴邦国委员长就表示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紧紧围绕国家工作大局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24]次日,在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他用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25]对于监督工作,他认为,无论是法律监督还是工作监督,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切实执行”;监督的内容主要是检查被监督对象“是否违宪、违法,是否全面、准确地执行了国家的方针政策。”[26]为了增强监督实效,“要把主要精力花在抓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为此,他要求新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更多的考虑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长远的问题”,而不是忙碌于琐碎的日常工作。[27]谁敢欺负我的人
  2004年4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围绕“三农”问题的执法检查会议上专门做了一个长篇的统一认识的讲话,并提出了以增强监督实效为核心的监督工作新思路:
  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这涉及今年人大工作的思路问题。我们一再强调,要增强人大工作的实效,这当中关键的一条,就是人大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紧紧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抓出党和政府满意、群众满意的效果。[28]
  同年8月,吴邦国同志在总结对《监督法》草案审议意见时专门阐述了监督工作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要提高人大监督工作的质量,关键是监督的内容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紧紧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做好人大的监督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使人大的监督工作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9]
  2005年颁布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又称“中央9号文件”)有关监督工作的表述也基本上重申了上述新思路。[30]
  出人意料的是,上述有关监督新思路的表述并未被反映在此后颁布的《监督法》中。该法在有关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定位部分依然延续了李鹏委员长的表述,即要“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31]
  然而,执政党重大政策对2004年之后所开展的监督活动的影响则更加显性化。例如,2004年之所以要围绕“三农”问题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调研,部分原因在于检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实处”。[32] 2004年底,常委会对于2005年工作的安排直接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05年工作要点的影响,并且决定将对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作为增强监督工作实效的重心和重点。[33]同样,2006年的监督工作的重心则在于着力“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及创新型国家等重要目标。”[34] 2006年,常委会又将“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推动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和有关法律政策的贯彻落实”作为其监督工作的重点。是年,对《专利法》的执法检查则是这一监督重点的体现。[35]
  2008年3月,连任的吴邦国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以增强监督实效为核心,继续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36]与此同时,有关监督工作的新理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在新的监督理念之下,人大监督工作与具体政策之间将会实现更为及时地无缝对接。同年8月,李建国副委员长在一份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检查坚持把监督法律的实施与督促有关政策的落实结合起来,把对面上情况的了解与对重点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努力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37]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2009年监督工作计划时首次明确提出要“把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38]这一新表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直接导致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简称“《工作报告》”)的体例,使其从传统的以职权为中心的表述改为以职权服务对象—执政党政策为中心的表述。[39]当然,它也将会毫无疑问地对监督工作的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此,包括执法检查在内的监督工作的主要功能从确保法律的执行转移到了确保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这一新的表述和功能定位被不断重复。[40]
  (五)小结
  显而易见,从笼统地要求“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确定执法检查的重点到将“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从要求监督工作为国家服务到要求其为落实执政党的具体政策服务,包括执法检查在内的人大监督实践越来越成为执政党宣传、推行、检校政策的一种制度工具。在此过程中,法律与政策之间、人大与执政党之间必要的制度距离越来越被缩短,甚至被完全消解。
  三、执法检查承载政策功能的主要原因
  在执法检查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执政党各种政策的痕迹。执法检查的诸多环节都凸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执政党政策的执行和宣传功能。那么,原本旨在确保立法权威的执法检查为何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地演变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执行和宣传执政党政策的平台呢?笔者认为,功能演变是由一系列制度原因所决定的。
  (一)这一功能转变正是我国的政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实践和体现
  宪法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然而,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41]在事实上接受同样由宪法确认其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领导则是由政党执政运作规律所决定的政治现实。执政党通过组织系统动员其党员在客观上有能力主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的决策议程和结果。在这一层面上,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领域享有最高决策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被要求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贯彻执行执政党的重大政策。[42]在执政党的领导体制下,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门在形式上和法律制度层面的分工有时会被融合和打破。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方面,各个机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它们必须共同确保执政党政策的实施和落实,从而出现以“分权不分工”、互相合作和帮衬为表征的大政府格局。[43]诚如李鹏同志所言,“在我国,人大和‘一府两院’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职责有所不同。这种关系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有助于国家机器高效运转。”[44]
  因此,掌握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大政府格局中的一个环节,其不仅要在立法中贯彻执政党的政策,[45]而且也要在监督工作中宣传和执行政策。总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其对执政党政策的拥护和贯彻。吴邦国委员长曾经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强调人大系统这一不容推卸的政治责任: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也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落实中央部署,从人大工作自身特点出发,全力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46]
  (二)在立法和监督过程中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的积极程度将直接影响执政党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对人大的支持程度
  执政党政策的有效实施的确需要调动各个权力分支的力量通过投入资源、深入基层加以推进和巩固。但另一方面,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当然也离不开执政党的支持和配合。因此,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宣传和执行执政党的政策并非一种额外负担,而是水到渠成的工作。执法检查的过程与政策调研存在类似之处,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能够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实现一举两得的结果—既确保法律的实施,又宣传执政党的政策。此外,对于人大系统而言,执法检查的频度和可见度都比立法工作高,因而也更像日常工作。通过执法检查经常性地督促执政党政策的执行比起通过立法将执政党政策一次性地加以消化吸收,前者的效果当然更胜一筹。
  (三)法律实施效果的进一步提升需要依赖和调动执政党的组织资源
  一方面,从规范权力运作、引导人民守法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守法在我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功用。这一特殊的法律实施模式的重要性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执法检查组不厌其烦地强调。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8年《水土保持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贯彻《水土保持法》的关键在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水土保持法》,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把水土流失问题解决了,生态环境改善了,农业生产才能搞上去,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后劲、有保障、可持续。”[47]
  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惯例,人大系统能够借助党委系统进一步推动法律的实施。因此,在借助执法检查显示其对执政党政策的贯彻力度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借助执政党具有广泛动员和统摄能力的政策平台为自身所制定法律的顺利实施寻找重要的支撑和契机。同时,执政党的绝大多数政策所涵盖诸如环境保护、民生保障、廉政建设等主题也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被上升为法律,政策与法律的交集并不罕见。从这些意义上说,“乘着政策的东风”未尝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此外,从内部公文传递的流程及其所反映的政治礼仪的角度而言,当某些执法检查报告必须呈送、分发给各级党委时,报告的内容也应当适当地提及、甚至强调执政党的政策。因此,多年来执法检查实践还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在检查结束之后检查组一般还会与省一级的党委领导交换意见或者向他们反馈检查的情况。[48]
  (四)某些法律的实施必须依赖于执政党分支及外围组织的支持和推动
  在我国,一些法律的实施既离不开执政党的分支以及外围组织的支持,更必须依赖它们破解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否则,提高这些法律的实施状况是难以想象的。那些以特定人群为对象的法律是最典型的例子。例如,《公务员法》的实施离不开组织部以及编办的支持;《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的执行在目前条件下离不开各级政法委的支持;撇开妇联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是比较天真的想法;团系统是《未成年保护法》实施过程必须依赖的组织资源;《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实施也必须依靠侨联的力量加以推动……
  上述现象是由我国独特的政治现实所决定的。一方面,这些组织直接参与甚至主导了立法过程,[49]因此它们更加了解立法的背景、也更有能力评判法律实施情况与立法初衷之间的现实差距究竟有多大。同时,这些组织凭借其对执政党政策的敏感度和领悟力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执法工作的侧重点以提高法律实施的效果。
  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替代的职责。例如,中共中央于2006年专门针对《公务员法》的实施颁布通知。通知首先强调“贯彻实施公务员法,推进公务员制度建设……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其次,通知明确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要求,如“严禁扩大实施范围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不得滥设职位,不得超编和扩大范围进行登记,不得超职数配备人员。对违反规定的,要及时、坚决予以纠正,并依法追究有关领导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最后,通知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公务员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认真妥善处理,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中央。”[50]
  总而言之,为了确保法律得到更好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必须依靠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种党群组织,而调动后者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其所习惯的动员模式—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
  (五)某些法律实施效果的提升的确需要更宽阔的政策视野
  法律不能被置放在真空中。法律的实施不可能脱离其所依托的客观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生态。因此,有时仅围绕微观的法律规则谈执法可能无法实质性地推动法律的进一步实施。在这一意义上说,法律与政策的对接似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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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仅深知政策的重要性,而且善于运用政策思维提出解决执法困境的方案。例如,在谈到如何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实施水平时,陈斯喜委员就提出要培养积极老年化意识、坚持居家养老的模式以及提倡孝道,[51]尽管这些建议与既有的法律规则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再如,徐显明委员认为,只有当把食品安全看做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加以管理、用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时,我们才能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水平。[52]
  四、执法检查政策功能的主要表现
  就实践而言,执法检查所承载的宣传、执行以及形成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根据执政党的政策偏好确定执法检查的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常根据执政党的各种重大政策确定执法检查的主题。自1993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便要求“应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确定一个时期执法检查的重点。”[53]这一方针被历年的执法检查实践所贯彻,并且最终被进一步吸纳《监督法》中。[54]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强调“要把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55]
  具体而言,执法检查主题的选择分别反映了执政党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政策导向和重点。在宏观层面,有关市场经济秩序、资源环境方面的法律成为了执法检查实践中最主要的主题。这两大主题相应地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和谐社会这两类宏大的、成为执政党政策焦点的问题群。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3年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法律也自然成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主题。[56]对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高密度的检查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言无疑是重要的。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执法检查则被要求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大执政主题紧密对接。[57]
  在中观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经常围绕执政党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政策展开与该政策相关的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例如,2006年为贯彻“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政策而展开的《专利法》执法检查。[58]又如,吴邦国委员长明确指出,作为2008年执法检查主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分别涉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两个“都很重要”的政策。[59] 1994年至1998年连续五年开展的《农业法》执法检查则与当时占据执政党政策优先选项前列的“三农”问题息息相关。
  在微观层面,有些执法检查则是为了配合执政党某一特定的专项政策而展开。例如,1995年有关《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为迎接作为当时执政党外交工作重头戏的世界妇女大会而开展的。再如,2006年开展的一系列执法检查活动都与中共中央在一些最新会议上所确定的重大政策密切相关:跟踪检查《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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