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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
【作者】 劳东燕【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因果关系;客观归责;风险分配;风险社会;注意义务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6
【页码】 95
【摘要】

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本质上是归责的判断。风险社会中,归责判断与风险分配有紧密的关联,风险如何分配,实际上涉及的是注意义务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归责的首要前提便是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义务违反性。刑法中归责判断的复杂化源于规范问题的复杂化,由规范成为归责判断中的施力点而引起。为推进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重构,有必要认真处理好三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即归因与归责、客观与主观以及一般与个别。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而言,不可能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个案的一般化标准,但提供一个统一的处理框架是可能的,后者必须具备规范性、动态性与可操作性的特点。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335    
  
  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并非意在弄清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而最终是为了解决归责问题,这一点当没有疑问。因而,国内刑法界通常所谓的因果关系,其实指的是归责意义上的因果关联。晚近的德日刑法理论发展中,归因与归责出现分离的趋势,尤其是在客观归责理论的框架之下,归因问题与归责问题被区分开来;它们放在不同的阶段,并根据不同的规则来进行处理。归因层面意在解决,行为是否是造成结果的事实上或者具有条件关系的原因;归责层面则进一步探讨结果是否可以当作行为人的作品而让其负责的问题。对此,有学者这样认为,“从理论发展的进程来看,大陆法系经历了从条件说、原因说到相当因果关系,再到客观归责这样一个学说的演进过程。其基本进程是将归因与归责加以区隔,在归因的基础上再考虑归责。”{1}(P.81)
  客观归责能否放在因果关系理论之中来论述,并视之为后者的下位范畴,当然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德国当前的刑法理论中,它们一般被视为客观构成要件中两个相互独立的构成要素:因果关系以条件说作为判断准则,客观归责则另有一套处理规则,意在使结果犯摆脱因果律的限制。不过,考虑到客观归责理论本是自因果关系理论发展而来,而且,尽管在局部的发展中,它已跳出因果关系理论的范围,但整体而言,客观归责理论并没有摆脱因果律的限制;它其实是取代了诸多补充的因果理论的地位与功能,是针对由条件说所筛检留下的因果关联进行的二次筛检{2}(P.242)。基于此,将之纳入广义的因果关系范畴来理解,也不能算错。毕竟,“客观归责要素只在客观的构成要件中运作,……对它在客观构成要件中的具体功能有意义的,只有‘制造危险’和‘危险实现结果’这个部分(当然这是主要部分)。就这个部分而言,它们所描述的正是‘因果关系’,此外其他部分,毫无用处”;由此而论,客观归责理论“只是用‘客观归责判断’的名称取代‘因果判断’的名称,实际上进行的仍然是因果判断”{2}(P.210、243)。
  然而,令人费解的问题在于,既然客观归责本质上进行的仍然是因果判断,为什么晚近的刑法理论却要发展出全新的分析框架来解决因果判断的问题。莫不成它只是德国学者为锻炼自己思维而发明出来的智力游戏,或者代表的是后者一厢情愿的努力,而跟现实的生活世界与刑事实践毫无关联?这显然是个值得思量的问题。倘若事实真是如此,则客观归责理论对于我国刑法学体系的意义将极为有限;反之,如果客观归责理论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基础,它的出现代表理论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回应,则当然就有必要对之进行认真关注,尤其是倘若中国社会也存在此种需要的话。鉴于目前国内关于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本文无意于再为引介客观归责理论本身花费笔墨。与此同时,本文主旨也不在于单纯为其进行辩护(尽管行文中可能表现出对其的价值偏好),而是试图以此为切入口,去思考与探讨这样的问题:风险社会是否对刑法归责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这种变化又如何影响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走向。
  一、风险分配、注意义务与刑法归责
  不管是否赞成客观归责理论,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在当代社会,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正在日益地复杂化,而这种复杂化基本上是由归责的复杂化所引起的。归责的复杂化尤其出现在过失犯的情形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归责问题在当代的刑法语境中会突显出来,并日益成为关注焦点的原因所在。它甚至试图摆脱因果关系范畴的束缚而自立门户。那么,归责的复杂化,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与语境之下出现的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风险的日常化与风险时代的来临说起。
  作为理性化的产物,风险本身应当被视为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它“蕴含着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具有开辟更多选择自由可能性的效果”{3}(P.268);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与危险。因而,随着工业化风险(包括技术性风险与制度性风险)的日常化,如何分配风险所带来的危险成为包括刑法在内的现代法律制度必须直面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风险与危险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风险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危险则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欲的风险,烙上了主体的价值评价,呈现出消极的色彩。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法律的目标不可能是消灭风险,而只能是控制不可欲的风险(即危险),并设法将风险进行公平地分配。至于风险的具体分配方式,则既取决于客观情境,也取决于主体的主观认识与价值偏好:客观情境的变化或不同会影响对风险分配方式的选择;同时,由于评价主体的认识与价值取向会有差异,即使客观情况相同的社会,也不一定采用同样的风险分配方式。
  以交通为例。现代交通本身蕴含着危及他人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的危险,由于不可能通过取消现代交通来达到根除其间存在的危险的目的,人们只能选择借助对风险的合理分配来实现对危险的控制与管理。于是,交通法规与相应的民、刑事法律便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如何分配交通领域的风险才能最佳地控制交通领域的危险。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初,法律曾选择交通领域的风险完全让驾驶人来承担。但随着机动车的普遍化,这种风险分配方式很快被认为不合时宜,法律转而要求行人也需要分担风险。这意味着,驾驶人之间、驾驶人与行人之间具体如何分配危险,首先取决于交通的发达程度、法秩序的良好与否,以及公众对交通法规的信守程度等客观因素。此外,它也取决于立法者的公平观念,对客观情况的认识程度以及预防必要性的判断等。这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同质性很强的交通领域,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会选择不同的风险分配方式。
  风险如何分配,本质上涉及的是注意义务如何分配的问题。它往往与风险是否容许的判断联系在一起。承认某种风险是容许的,便意味着对一定范围内的侵害结果予以容忍。这是为享受工业化便利所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当立法者对风险的性质做出界定时,便已然对注意义务如何分配的问题给出了指示:如果风险被容许,则相应的行为人并未被科以具有刑法意义的注意义务;倘若风险不被容许,则行为人势必需要谨慎履行其注意义务,不然就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刑法后果。当然,风险是否容许的判断或界定本身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非纯然是客观的,它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决策。比如,德国高速公路上并无最高时速的限制,因而,高速驾驶所具有的风险在德国被认为是容许的。相应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驾车人自然也就并不承担不超速的注意义务。而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与地区,高速公路上高速驾驶(超过最高时速)的风险是不被容许的,由此,驾车人便须承担保持合理时速的义务。
  既然风险容许与否的判断其实说的就是注意义务,而行为是否违背注意义务又构成归责的前提,相应地,可容许风险的问题自然会影响刑法归责的认定,尤其是对过失犯的归责。许迺曼指出,传统过失概念经由可容许风险学说的改造之后,并不是只要具备可预见性,而且还必需在安全防护措施没有遵守的情况下,才需要对于引起危害的结果负起刑事责任。由此对刑事责任体系产生的影响是,在不法的时候就已经需要依照注意义务的违反来判断。经由将“不得引起危害结果”之原始禁止规范,限缩为“不得因为对于社会必要注意义务的漠视而引起危害结果”之现代禁止规范,将产生四种对行为与结果间因果关系加以限制的结论:其一,并非所有条件说意义上的行为因果性对于结果归责而言都足够,只有含纳与生活经验相符的因果关联性的相当因果关系,才具有归责性。其二,只有属于注意义务规范保护范围内所要防止的结果,才能当作是行为人活动的结果,因为只有这种结果才是遵守注意义务规范所预先规划要避免的。其三,在即使履行注意义务也无法避免结果发生的情形中,虽然结果由行为人未尽注意义务引起,也不一定归责于行为人。[1]其四,刑罚的课处对象并非任何过失行为,而只是针对特定程度以上的注意义务违反行为{4}(P.517-518)。
  通过影响注意义务的分配,既有的风险分配方式会从根本上影响客观层面的归责。它不仅表明由谁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而且表明谁需要对最终的危害结果负责。仍以交通为例。现代各国通常选择由驾驶人与行人共同分担危险的危险分配模式(当然,具体的分配比例各国可能会有所不同),相应地,交通法规除设定驾驶人安全行车的义务之外,也往往同时会规定行人的注意义务。如果驾驶人违反安全行车的义务,则由此产生的危害结果通常会归责于他。反之,如果行人单方面违反交通法规引发交通事故,便不仅可能需要承担“撞了白撞”的后果(当其自身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方时),而且由此产生的其他危害结果也会让他来负责。而在驾驶人遵守安全行车而行人也适当履行其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交通事故与相应的危害结果,则在刑法上,该结果既不归责于驾驶人也不归责于行人。相反,假定某一地区的交通法规选择交通领域的事故风险全部由驾驶人来承担,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因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危害结果都会被归责于驾驶人。由此可见,交通事故中出现的危害结果,是否需要在刑法上进行归责,具体归责给哪一方当事人,取决于交通法规在风险分配问题上如何选择,又如何设置注意规范。
  二、归责的复杂化与规范的复杂化
  由前述可知,事前的规范设定,往往会直接影响归责问题的认定与判断。此处所谓的规范,首先当然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规范,其次它也可能包含为社会经验或大众正义观所接纳或要求的一般规范。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弥补规范密度不足的现象。毕竟,立法者并非全知全能,在规范的设立问题上,立法上的不足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现实地存在。由于事前存在的注意规范将影响归责问题,而此种规范不仅限于法律规范,也包括一般的社会规范;此外,每个具体案件所牵涉的规范又可能各不相同,这就必然使归责的认定变得复杂化。因为它意味着,在每一次具体的归责判断过程中,都必须考虑与之相关的注意规范。倘若再遇到人们对规范的目的、内容或适用范围理解不一致的情况,归责认定更是会复杂得无以复加。问题在于,对规范的目的、内容或适用范围理解不一致的情况偏偏又经常发生。
  以德国著名的楼梯纵火案[2]为例。该案涉及对巴登符腾堡州建筑法第28条第1项规定,即楼梯、出入口和走廊必须可供良好通行和确保往来安全,如何理解的问题。检方认为被告人将装修垃圾打包堆放在狭窄的木制楼梯入口处的行为,违反第28条第1项规定。斯图加等高等法院则认为,被告人对装修垃圾的堆放,并未使入口处受堵;既然入口处仍可供通行,看不出往来安全受损的情形,其便已尽到防止堆放垃圾所产生的典型危险的往来安全义务,并未违反前述规定。对于第28条第1项,不仅实务部门之间理解不一,学者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尽管其在否定归责的结论上可能相一致。比如,德国学者Gossel倾向于对所争议规定的规范保护目的做较为狭义的理解,认为被告人已经违反建筑法注意义务,但由于后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排除纵火所制造的危险,因而,排除对被告人归责的根本理由在于风险并未实现(即欠缺保护目的的关联性)。许玉秀教授认为,不应象Gossel那样狭隘地理解往来安全义务,即它不仅限于让住户不摔倒的义务,也应当包括火灾时便于住户逃出的安全义务。基于此,许教授认为被告人违反第28条第1项,并且风险也已实现,之所以排除对被告人的归责,根本原因在于符合构成要件的放火行为系第三人所为,被告人的行为只是无过失的帮助,故可依非构成要件效力范围中第三人责任范围的事由排除归责{5}(P.412-433)。林钰雄教授则既不支持Gossel的观点,也反对许教授的见解。他提出,构成要件行为由第三人实施,并不是被告人归责与否的理由或标准,因为第三人实施的是纵火罪的构成要件,而对被告人的归责涉及的是过失致死伤的罪名,不会只因为纵火行为系第三人所为就否定被告人的实施行为。被告人因于楼梯间堆放装修垃圾而违反维护往来安全的注意规范,这一点足堪确认,如果逃生出路受阻而造成法益侵害是因堆放行为本身所致,将其理解为维护楼梯往来安全的注意规范之保护目的也还成立。但是,就本案而言,住户逃生不及并不是直接来自堆放行为,而是因为起火点就在楼梯口,火势蔓延阻断了住户从一楼楼梯逃生的可能性。应该说,维护楼梯间往来安全及良好通行的注意义务,以及据此而禁止楼梯间任意堆放垃圾的诫命,并没有“防止起火点落在楼梯口”的规范内涵在内,因而,该案中被告人所制造的风险与最后实现的死伤风险,因超出规范保护目的而不具同一性{6}(P.33-34)。
  应该说,如德国楼梯纵火案中的规范理解争论,在刑法实践中并不罕见(不同之处仅在于,其他案件中对规范的理解分歧很少有机会被表述得这么明确)。如此之多的变量引入进来,刑法归责的认定不可能变得不复杂。期望再继续依靠直觉或者单纯的条件公式来完成归责的判断,基本上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这不是说在风险社会来临之前,归责领域的疑难情形就完全不存在,而只是说,彼时影响归责的注意规范相对简单,因而较少发生涉及归责问题的争议案件。即使有这样的案件,也基本是作为可以忽视的例外而存在。
  综上可见,刑法中归责的复杂化其实源于规范问题的复杂化,更确切地说,是由规范成为归责判断中的施力点而引起。对此,有学者这样论述道,“法所容许风险及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归责标准,固然结合了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此指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性解释及合宪性解释等)而使其产生了实务上的可操作性,但也无可避免地使得‘法律’本身成为运作杠杆的施力点。”{6}(P.35)规范的这种复杂化,不仅表现为注意规范在立法密度上可能存在严重不足,即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因而可能需要援引保证人机制作为创设注意义务的基础,[3]也表现为即使确定了应当适用的具体规范,人们还可能对该规范的目的、内容与适用范围存在重大的认识分歧。至于规范为什么会日趋复杂化,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主流社会对风险分配与危险控制的态度与观念的转变,取决于风险社会背景之下刑法机能的调整:首先,在出现危害结果的场合,必须有主体来对之负责,不能如早先那样,偏重对于行为主体个人自由的保障,让遭受损害的人自认倒霉;其次,为有效地防止危险成为现实,有效地保护社会,刑法有必要在行为具有危险性时就进行介入与干预,惩罚不再是刑法的主要目的,预防或威慑才是。
  三、反思的起点:因果关系的规范性
  从前苏联引入的传统理论对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内因与外因等命题的探讨,已经被证明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根本无助于刑法中归责问题的解决。因而,我国正面临重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任务。抛开哲学观念的束缚而另起炉灶,看来已是大势所趋。无论如何,刑法上的“原因性”(Ursachlichkeit)概念,是一个法律—社会影响上的关系概念(rechtlich-sozialer Beziehungsbegriff),具有本体论和规范性的含义,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因果概念,也不同于哲学上的因果概念{7}(P.94)。
  然而,究竟是引入英美式的双层次因果关系(即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理论,或者以条件说为基础附加诸多的补充规则,还是套用大陆法国家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抑或是借鉴德国晚近以来勃兴的客观归责理论,国内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惟一的共识是,开始承认刑法因果关系具有规范评价的一面。比如,陈兴良教授指出,因果关系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判的统一,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只有经过价值评判才能转化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仅仅当作一个事实问题来把握难以完成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中所担当的使命{8}(P.72)。黎宏教授也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需要从刑法规范的角度加以判断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其有无和表现形式,不纯粹是从物理的、自然科学角度出发的事实判断,而应当是从“应当如何或不应当如何”的规范角度出发的法律判断,具有价值判断的特征{9}(P.156)。此外,张绍谦教授关于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法律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本质的表述,也是意在强调刑法因果关系的规范性的侧面{10}(P.116-136)。
  如果说风险分配上的观念变化与刑法机能的调整会导致规范的复杂化,那么,规范的复杂化必然引发刑事不法行为类型的日益多元化,从而使得其间包含的因果关系问题远远超出人类直觉与常识所能把握的范围,最终造成刑法归责的难题。刑法理论倘要满足风险时代的归责需要,在因果关系领域便面临如何调适的要求。有鉴于此,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既有的因果关系理论能否解决刑法的归责难题?客观归责理论乃是为呼应归责问题的复杂化而产生吗?它是否足以应付伴随规范复杂化而来的归责复杂化趋势?
  应该说,承认刑法因果关系的规范性的一面,是完成重构因果关系理论任务中重要的一步。只有正视这一点,才可能摆脱一直以来哲学思维与自然主义观念的桎梏而另辟蹊径,并为应对因果关系领域归责问题的复杂化趋势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承认刑法因果关系的规范性,则显而易见的推论是,一旦规范本身或者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比如对处罚必要性的认识或对风险分配的安排等进行调整,刑法因果关系的要求(或者说归责标准)自然也会相应有所改变。认识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推进对国内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重构。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人们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似乎也仅止于此,并没有进一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刑法因果关系的规范性的一面,对刑事领域归责标准的设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由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深受事前的与风险分配相关的规范的影响,而规范已经变得日益复杂,并对刑法归责的认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此种背景下,试图只通过对传统因果关系理论进行微调而实现重构的目的,明显低估了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及其重要意义。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规范性一面所具有的丰富意蕴,实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基于此,笔者认为,无论采取何种因果关系理论,在宏观层面至少需要认真处理好三对范畴的关系,即归因与归责之间的关系,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关系,以及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反思的起点,相信能够为重构我国因果关系理论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不然,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引介与论证将缺乏根基,不仅其正当性难以获得确证,而且更可能由于背离刑法归责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在实践层面缺乏生命力。
  四、范畴之一:归因与归责之间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归因与归责是否有必要分开且能够分开,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认为,条件公式的适用代表归因的判断,而归责的判断则需在此基础上借助其他标准进一步展开,后者是整个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重心所在。当然,归责的判断标准会因采取相异的理论框架而有所不同。以德国为例,主流的刑法理论倾向以条件说来判断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联,而以客观归责理论来处理归责问题。日本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同样以条件说作为归因的基础,尔后再以相当性标准来完成归责的判断。英美的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所遵循的逻辑也与此相似,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采纳but-for公式(即“若非一则不”公式),法律因果关系则进一步适用所谓的近因标准。就此而言,归因与归责之间的确具有可分性。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
  毕竟,归因阶段的标准相对统一与简单,是一种事实导向的、静态的逻辑判断。归责阶段则是规范导向的,其标准的设定具有动态性,也复杂得多,它不仅与规范本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社会现实经验的演进有关。比如,火灾发生后,因行为人违规占用狭窄通道致使消防车无法进入,从而导致危害结果(死伤人数与财产损失)扩大,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媒体也有广泛报道。司法实务中一般并不将危害结果归责于违规停车者。然而,如果此类事件不断发生,则不能说就不会出现将所扩大的死伤后果在刑法上归责于违规停车者的趋势。正如台湾地区学者在分析芦洲大火案时指出的,行政法规有无作为刑法注意规范的品质,与时俱进,而社会事件的演变与经验的累积,也直接影响刑法个人归责基础的判断。本来只是交通不法的违规停车,也有可能具有直接保护生命身体法益的规范作用,“在此,不是因为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因为这块土地上这所有相关事件的经验与发展,补充了刑法注意规范的规范目的内涵,让禁止窄巷停车的交通法规具有刑法注意规范的品质。”{6}(P.37-38)前些年国内屡屡发生的果冻噎死幼童事件也是同样。设若生产果冻的某厂家明知这一点而继续我行我素,未在果冻的外包装上印制警示标志,再次出现幼童食用后噎死的结果,则印制警示标志的规定很可能被认为构成刑法上的注意规范。即使之前的果冻生产厂家并未因此而在刑法上被归责,也不影响本案中将幼童的死亡归责于该生产果冻的厂家及相关责任人员的认定。
  归因与归责之间的划分,是基于一种必须对事实上的或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进行区分的固有信念而得出的结论。这样的出发点多少有些问题。实际上,刑法中归因与归责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因为刑法因果关系涉及的始终是归责问题,所谓事实上的或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组成部分,它“无时无刻不在为归责的目标服务,也需要运用一定程度的政策衡量。”{11}(P.97)因而,不应将归因视为纯事实或纯粹自然主义的原因性判断。诚如疫学上的因果关系与危险升高理论所表明的,由条件说所代表的归因(或者说事实因果关系),有时也可能受刑事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规范性的特征。此外,不作为被认为同样能够满足条件说的标准而构成条件,也具有规范构建的色彩,不是纯事实的经验判断。不作为并没有使因果规律发挥作用,它只是没有避免结果的发生。因而,说不作为是危害结果出现的条件,充其量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建构。人们之所以更愿意在归责层面上做文章,是因为这一层面的规范主导特征使其具有较大的弹性与可塑性。在特定情况下,如果归因层面的标准被认为太过严格,人们当然也可能选择对归因标准动手。由此可见,就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言,归因并无独立的意义,它从根本上服务于归责。换言之,归因是归责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归责相并列的独立因素。
  对于以区分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为特征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弊端,乃至因果关系领域的理论混乱,国内有学者认为,症结所在,就是归因与归责没有严格区分{1}(P.86)。应该说,这样的断言具有相当的洞见性。目前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上的混乱,的确与没有很好地正视归因与归责之间的关系相关。条件说的谬误之处也在于此,它涉及的其实只是整个归责过程的一个部分,却错将只是归因当作归责的全部。不过,就传统因果关系理论而言,其问题绝不仅仅在于没有区分归因与归责,抑或是将作为归责组成部分的归因本身等同于刑法上的整个归责,而根本上在于判断标准的设定本身即有误入歧途之嫌。无论是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还是内因与外因等命题,都既不适合充当归因的判断标准,也不适合作为归责的判断标准:并非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或内因才构成事实意义上的原因,也并非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或内因才构成刑法上可归责的原因。可见,所谓的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或内因与外因云云,甚至无法解决归因的问题,更不要说是完成对归责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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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高宣扬:《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德]许逎曼:“过失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捉襟见肘”,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逎曼教授六秩寿辰》,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5}许玉秀:《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载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6}林钰雄:《刑法与刑诉的交错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8}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11}韩强:《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4}白建军:《关系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新版第2版。

{17}黄荣坚:“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评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八二三号及台湾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重上更(三)字第一四三号判决”,《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5期。

{18}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9}陈兴良:“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法学》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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