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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华海洋法学评论》
论海南渔民的口传“更路经”
【作者】 阎根齐【作者单位】 海南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研究员}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中文关键词】 海南渔民;口传;“更路经”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30
【摘要】 专家研究海南渔民口传的“更路经”时,常常将其与《更路簿》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宋元时期,海南渔民在西沙群岛生产作业时,口传“更路经”就已经产生;而纸质版《更路簿》则晚至明代才出现。口传“更路经”里的地名有些被代代流传至今,有些被写进《更路簿》里,成为《更路簿》中地名的重要来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669    
  “南海航道更路经”,简称为“更路经”或“更路传”,其最主要的特征是由海南渔民以口述的形式世代相传,与纸质版《更路簿》在概念、传播形式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区别。[1]笔者通过对海南渔民口传“更路经”的研究发现,“更路经”不仅可以证明海南渔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南海诸岛,丰富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命名的文化内涵,还为《更路簿》中的地名来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更路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与《更路簿》的异同
  在研究南海更路时,有些学者经常将口传“更路经”与纸质版《更路簿》混为一谈,甚至用口传“更路经”形成的年代作为纸质版《更路簿》产生的证据,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二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更路经”产生的时代背景
  口传“更路经”产生的年代明显早于纸质版《更路簿》,前者更是《更路簿》内容的重要来源。海南渔民开始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后不久,为了下一次或后人的航海,就需要记住相关的航线、里程、针位和岛礁面貌,并给岛礁命名。经过反复验证(据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卢家炳说,渔民发现一条航线一般需要五六次验证),渔民便将相关信息熟记下来,并告诉别人或后人,以口头的形式传播至今。对于口传的岛礁名称,有的被写入《更路簿》,有的被记入地图和其他各种文献,也有的失传后被改作他名。早在40多年前,海南地名专家郭振乾先生就曾说:“从先有口头流传,后有文字记载的规律看,渔民俗名的出现要比《更路簿》和其他文字记载来得早。”[2]
  在纸质版《更路簿》产生以前,口传“更路经”就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3]在古代,渔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多数人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通过口传“更路经”,给自己和后人提供航海的捷径和知识,是渔民自发的必然选择。《更路簿》产生以后,只有少数人(如船长和火表)能拥有,多数人驾舟前往南海诸岛还是只能依靠自己探索的航线和地名知识,或靠口头相传的“更路经”内容。
  关于口传“更路经”的产生,海南渔民中流传着许多传说。比如,琼海市潭门镇渔民间就有这么一个传说:“本地渔民最早到南沙群岛捕鱼的是符再德,他在1286年(元代至元二十三年)到南沙群岛,但他没有后代,是当地渔民一代一代往下这么传的。”[4]潭门镇渔民间的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尚无法考证。渔民去南沙群岛捕鱼并非一定有《更路簿》,但如果经常前往南沙群岛,那他很可能有自己的“更路经”了。
  此外,文昌市东郊镇良田村渔民王安庆有一个有关“红嘴公”的传说:“西、南沙岛名来源于明朝‘红嘴公’(神名)。‘红嘴公’告诉铺前先辈渔民如何开船到西、南沙,以及各岛岛名,于是就有西沙群岛的干豆、猫注和南沙群岛的黄山马、鸟子峙、五百二等名称。”[5]
  蒙全洲陈述的传说与王安庆的相似,但他说的神名叫“洪嘴躬”,应是同一神名的不同写法。传说文昌市林伍墟市北山村有一位老渔民会跳神,其神名叫‘洪嘴躬’。当时,神被认为是万能的。船开到哪里,几更船到什么地方,何地何名都按照跳神的吩咐。这些先辈们传下来的更路和地名之后被记入《更路簿》。[6]
  此外,还有一个源自明代的传说。明朝时,海口港、铺前港和清澜港等地的渔民每年都前往西、南沙进行渔业生产。文昌市林伍墟市北山村有一个被称为“老舵工”(或“洪嘴弹”)的人,首先把渔民前辈对南沙群岛各岛礁的命名记载下来。[7]这也证明了海口港、铺前港和清澜港等地的渔民是先有了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各岛礁的口头命名,再用文字记录,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这有可能是最初的《更路簿》版本,也有可能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的某种版本。
  纸质版《更路簿》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随着渔民驾船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次数逐渐增多,他们发现和验证的航线及岛礁的名称也多了起来,仅凭记忆和口头相传,已不能满足渔民不断增加内容和经常性修改、更正的需要,于是渔民们迫切需要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以便将长期的实践经验传给子孙后代。在这种情况下,纸质版《更路簿》应运而生。
  (二)口传“更路经”与纸质版《更路簿》的异同
  无论是口传“更路经”,还是纸质版《更路簿》,都是海南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的实践经验和航海知识的总结,都是南海海道针经的独特形式,也都是海南渔民异常珍贵的文化遗产。2008年6月,口传“更路经”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其内容主要是海南渔民以口头相传的南海航道、更路、线路、地名,以及相关的造船、驾驶等技术。而《更路簿》则是海南渔民用海南方言,以文字形式,使用毛笔或其他文具抄写或记载在纸质版文本上的航海指南。如文昌市铺前镇后港村老渔民齐见德并没有《更路簿》,却在2010年6月被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公布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代表性传承人”。
  可见,“更路经”受保护的是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而纸质版《更路簿》如同甲骨文一样,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记忆文化遗产”。在帆船航海时代,每个船长或火表都有一本《更路簿》。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机船、海图的使用和普及,海南渔民不再使用《更路簿》导航,其版本也日渐稀少。1974年4月至5月间,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在西沙群岛进行田野调查时,首次发现了海南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苏德柳的《水路簿》,并写成《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9]一书及调查报告《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10](后者发表在《文物》期刊上),引起世人的关注。后来,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通过调查又发现了现存42种《更路簿》版本。然而,纸质版《更路簿》至今仍未被列入各级政府的保护名单,这可能是因为多数人将“更路经”与《更路簿》混为一谈,认为“更路经”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此无需再将《更路簿》列入保护名录。
  口传“更路经”是世代渔民依靠自身顽强的记忆力和在南海诸岛的长期航海实践总结,并以口头形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是《更路簿》产生以前主要的传承方式,“更路经”中的有些地名和路径因此得以流传至今。“更路经”的传播范围非常广泛,不仅限于船长、船主和火表,只要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捕鱼和生产作业的渔民,甚至是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的人,都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相关知识。
  许多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甚至是东南亚国家的渔民并没有《更路簿》,他们靠的是对南海航线、岛礁位置、航速、里程的熟记和自身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如老渔民齐见德本人所述:
  本人在几十年的航海和捕捞生涯中,深得老海员和老渔民的言传身教,认真总结了前辈们的经验和自身的体会,深刻认识到“南海更路经”的形成,是千百年来世世代代航海人的丰富经验集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11]
  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海南许多渔民既没有当过船长或火表,也没有《更路簿》,却可以长期驾舟航海,靠的就是口传“更路经”。琼海市长城镇青葛村渔民陈泽明说,他家的《更路簿》是父亲1930年从新加坡带回来的,父亲在世时一直不让他看,在此期间,即使没有看过《更路簿》,他也能驾着自家的帆船多次往返于越南、新加坡和我国之间。
  又如,文昌市龙楼镇红梅村老渔民符用杏(生于1886年),祖辈以渔业为生。父亲符世祥、伯父符世丰都从清同治年间(1862—1874)就开始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捕鱼。符用杏表示:
  22岁到40岁(1908—1926)年年都去西、南沙,每年十一二月去,在南沙捕海参、公螺,次年清明谷雨(约4月份)就运往新加坡出售,卖完后渔船沿越南海岸北返海南……我虽没有《更路簿》,但我记得各地航程:从南沙到新加坡需要50—60更,从母猪头到昆仑31—32更,从昆仑到罗汉头18更,从罗汉头到大佛(华列拉岬)6更,从大佛到外罗12更,从外罗到大洲18更,从大洲到清澜6更。[12]
  纸质版《更路簿》是船长和火表必备的航海手册,可以称为用文字记录在纸上的“更路经”,多是由识字的人,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综合口头流传下来的内容写成的文本。《更路簿》一般只有身为船长、船主和火表的渔民才有,又是这些人的祖传秘本,不轻易示人,也不外传。拥有《更路簿》的渔民死后,或将《更路簿》传给儿子,或将其随葬焚烧。
  《更路簿》的核心字是“更”字,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起讫点、航线、航程和针位这4个要素,很可能是海南渔民的重要发明创造(目前正在探讨之中)。早期《更路簿》记载的条目和内容应该是简单的。由于西沙群岛距离海南岛较近,《更路簿》最早记载的应该是去西沙群岛的“更路”。
  有专家认为:
  早在海南渔民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的初期,《更路簿》已在孕育酝酿之中。后来逐渐有了更路条文,并经世世代代的渔民口耳相传,存在于老渔民们各自的记忆中。后来,先辈海南渔民中识字之人,将其记忆中的更路条文、地名、风力、海浪等信息,用文字表达出来,日积月累,内容逐渐丰富,形成《更路簿》的初稿。历代海南渔民再根据各自航海实践经验,不断对《更路簿》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反复验证、辗转传抄,逐渐完善,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更路簿》。[13]
  口传“更路经”的成果被写入《更路簿》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的《更路簿》。蒙全洲为文昌市铺前镇七峰村渔民,虽未曾当过船长或火表,但他的祖辈从他的曾祖父起(约在清嘉庆年间,即1796—1820年间)就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捕鱼。他家也有《更路簿》,但调查人员访问他时,《更路簿》已被有关部门拿去,他就口述,由麦穗整理了一本《更路簿》。[14]这本蒙全洲口述的《更路簿》,实际上就是口传“更路经”的文字总结,记录了从文昌市清澜港出发前往西沙群岛海域及各岛礁之间的13条航线、12个地名,以及从西沙群岛的三圈(浪花礁)到南沙群岛海域及各岛礁之间的74条航线、56个地名。[15]这些都是靠渔民熟记硬背流传下来的,与纸质版《更路簿》里的记载没有什么差异。
  从口传“更路经”到纸质版《更路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内容方面,就目前所知,早期“更路经”的内容大多为地名,《更路簿》则记载了起讫点、航线、针向、航程(以“更”来表示);二是在《更路簿》中,条文式的表述规范统一,这是口传“更路经”无法比拟的,这种条文式的表达可以说是海南渔民独有的表达和记载方式。
  在海南渔民的认识中,“更路经”和《更路簿》也是有区别的,如文昌市清澜港、铺前港的渔民中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有了更路经,出海赛神仙”;“学会更路簿,能当海师傅”。[16]前者说只要掌握了“更路经”就可以出海了;后者说学会了《更路簿》,才能当船上的师傅(“师傅”与“火表”同义)。这两个要求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后者比前者的要求更高。
  二、口传“更路经”中的地名
  口传“更路经”中的许多内容,因缺少文字记载而容易失传,现在已难以知晓,但从相关文献和地图可知,“更路经”里的地名,有的在口传中消失,有的被译成英文,还有的流传至今。
  (一)沿用我国古代地名并被写入《更路簿》的地名
  “石塘”是我国南海诸岛中最古老、史载最多的地名之一,无论是在《更路簿》里,还是在海南渔民的口述中,都是最常被提及的地名。渔民口传“更路经”中的“石塘”应是沿用了我国古代的地名。根据史书记载,“石塘”作为永乐群岛的旧称,最早出自唐代徐坚的《初学记》,该书中有关于“石塘”“石床”的记载。[17]宋代的文献中也有多处相关记载,如北宋《宋会要辑稿》“占城国”条曰:“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至石塘,则累岁不达矣。”[18]同书又在“真里富国”条里记载:“欲至中国者……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滩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钦、廉州。”[19]南宋时期的赵汝适将南沙群岛称为“长沙”:“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20]之后出现的名称,如“千里石塘”“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千里长沙”,均形容这一带海域的广阔。“石塘”“长沙”等称谓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至于指今何处,学者们争论不休,这里暂且不论。但这些文献说明上述地名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地名。
  几乎每一个涉及西沙群岛海域的《更路簿》版本都有关于“石塘”的条文,而且都把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称为“石塘”,如郁玉清的抄藏本《定罗经针位》第3条就写道:“自三峙,下石塘,用艮坤寅申,三更远,向西南驶。”[21]
  海南渔民将南沙群岛称作“万里长沙”的条文较少,目前仅见苏德柳抄本《更路簿·南洋群岛更路》第2段有记载:“外罗与大佛,子午对,十二更。外罗与万里长(沙),卯酉甲庚对,十四更。”[22]
  在宋元时期,《更路簿》尚未形成,“石塘”“长沙”等称谓应是中国的传统地名,或者说是通过口传“更路经”流传下来的,后来又被写入《更路簿》中。
  海南渔民称南沙群岛为“北海”,也应是沿用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地名。韩振华先生认为:“南沙群岛被称曰北海,可以追溯到南宋时代,才有可能把南中国海称为北海,即中国海。”[23]清代人谢清高的《海录·小吕宋》记载:“掘井西沙,亦可得水。沙之正南,是为石塘,避风于此者,慎不可妄动也[原注:(石塘)以上属南海,以下属北海]。”[24]“以上属南海”中的“南海”即指今西沙群岛,而“北海”则指今南沙群岛。由此可见,南沙群岛至晚在清代就已被称为“北海”。
  (二)未出现在《更路簿》里的地名
  有些“更路经”中的地名在后来就失传了,有些则在编入《更路簿》时改用了其他名称,但通过海南渔民的口述与回忆,至今仍能确定它们所在的位置。
  1. 螺岛(中建岛)
  螺岛位于西沙群岛的最南端,是海南渔民从西沙群岛前往南沙群岛的始发岛。该岛盛产公螺——公螺也叫“马蹄螺”,是海南渔民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主要捕获的珍贵海产,故渔民口头称该岛为“螺岛”,海南方音为“Lo Dao”。然而,在经历多次航海实践之后,渔民发现这里的海流是逆向流水,即该海域的海水流向与行船方向相反,而且水流湍急。行船到了此地无法用肉眼判断方向,于是便返回原处,结果几个小时就回到了起航点。经验丰富的船长知道船并没有偏离方向,而是逆向水流在作怪。再次航行到此时,渔民便称此岛为“半路”,以提醒自己和后人:这里只是半路,不要认为是偏离了航向而掉头返航。[25]因此,在后来的《更路簿》里,螺岛被称作“半路”或“半路峙”。显然,“螺岛”最初只是口头命名,在编入《更路簿》时又被换成了其他名称。
  2. 鬼喊线(鬼喊礁)
  “鬼喊线”也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地名,但不见《更路簿》里有相关记载。这一地名源自我国古代地名“鬼哭滩”。早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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