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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约束下的污染环境罪司法证明
【副标题】 以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的司法实践为切入【作者】 焦艳鹏
【作者单位】 重庆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司法证明;入罪标准;证明标准;司法解释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5)07-0014-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7
【页码】 14
【摘要】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证明是当前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之一。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与证明标准的掌握并没有因近年来环境刑事政策的调整而显著降低,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证明受到刑法所确定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证明标准的双重约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尚需在严格适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加强对污染环境罪证明路径的创新,适度调校证明机制,增强司法证明能力,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均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19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年15号)》(以下简称: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自2013年6月以来,外界普遍认为,该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比《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有了显著降低,污染环境行为的入罪数量将在我国大量增加。[1]然而,笔者初步研究后发现, 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各地进入法院审理的污染环境类案件数量并没有出现“井喷式”的快速增长,且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分布。本文将以此现象为切入,从个案刑事司法运行的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污染环境罪司法判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相关制约因素及其破除,以期对我国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司法解释施行以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证明仍然具有一定难度
  自1997年刑法第338条设置“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来,我国对环境污染领域采取入刑、入罪政策已近20年。然而有研究成果表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鲜有依据刑法第338条所做出的刑事判决。[2]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来,虽然确立了“污染环境罪”的罪名,但因判定标准不明,各地的刑事判决数量并没有显著上升。
  (一)司法解释施行以来污染环境行为入罪问题呈现出的基本特点
  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解决了司法实务中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的设置问题,对我国环境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司法解释发布以来,多地产生了依据刑法第338条所做出的刑事判决,[3]使得刑法第338条从传统意义上的“空置”逐渐转变为刑法典中的有效条款,运用刑法手段惩治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得到了积极发挥,在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利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行为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下列两个问题:第一,东中西部地区环境刑事司法的差异性较大。东部地区如江苏、浙江、山东等地,自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都有相当数量的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而进行的刑事判决,污染环境刑事审判数量与以前相比有较大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刑事判决数量并没有显著上升;[4]第二,污染环境行为进入法院审判阶段的比率持续偏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环境物质的行为在我国的大量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每年也据此做出大量行政处罚,然而相关资料表明,公安机关侦办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数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数量、法院审理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的数量呈现较为明显的逐级递减,[5]大量的污染环境行为并没有进入法院刑事审判阶段。
  (二)“证明难”在污染环境行为难以入罪方面依然是主要原因
  大量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最终并没有进入法院审判阶段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公安机关按照涉嫌污染环境罪进行刑事侦查的案件到最后却并不能被法院成功判决?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环境刑事司法过程的参与主体其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呢?利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行为的刑事政策到底能否有效实现?
  1.环保机关的“证明难”导致行政执法移送刑事侦查案件的数量有限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行为需将该案件移交侦查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还曾下发《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应该说相关的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但由于移送的前提是对涉嫌犯罪之“涉嫌”进行实质判定,具体而言,即为: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公私财产损失数额、人身伤亡和危害人体健康的后果、走私废物的数量、造成环境破坏的后果及其他违法情节等,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6]上述移送条件在现实中除了对后果性标准的掌握外,尚需对环境违法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联等进行整体性考量,而这对于基层环境行政管理机关而言,显然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2.公安机关的“证明难”导致刑事侦查终结移送公诉的案件数量有限
  公安机关对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或者群众举报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立案与侦查亦存在证明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侦查的实质性条件为“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而这使得侦查机关需在对犯罪事实进行调查的事实判断和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价值判断的双重判断之后,方能做出应否立案之决定。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作为具有技术特征的污染环境类案件中事实查证的难度较之其他案件更大,这种难度最终在形式上表现为证据形成上的困难,而这种“证明难”客观上导致公安机关能够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数量比较有限。
  3.检察机关的“证明难”导致刑事检察终结提起公诉的案件数量有限
  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是污染环境案件进入法院审判阶段的必经阶段,然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所掌握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公诉标准需转化为相应的证明标准。与传统案件相比,在污染环境这类具有较高技术性特征的案件中,基层检察机关能够做到上述公诉标准已经完全达到的“内心确认”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基于此,当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污染环境罪的案卷后,认为犯罪事实并没有“查清”,证据并不“确实、充分”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往往按照办理其他案件的证据标准,将案件退回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做出不起诉之决定,因此涉嫌犯罪的污染环境案件往往止步于检察机关,而无法进入法院审判阶段。
  二、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证明受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约束
  从以上分析可知,涉嫌犯罪的污染环境行为的查证及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证明难等因素,导致进入法院审判阶段的案件数量的比例较小。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此种状况,与污染环境罪在司法证明过程中实际上不仅受到作为实体法的刑法的约束,而且受到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尤其是其证明标准的制约具有直接关联。
  (一)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确立了污染环境罪的实质判定标准
  污染环境罪作为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典型罪名,是我国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采取入刑入罪刑事政策的核心法条。刑法第338条及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构成了我国污染环境罪司法判定的实体法依据,也设置了污染环境罪判定的实质标准。
  1.刑法第338条确定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标准
  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依据形式逻辑,上述法条可归纳为“实施污染行为,具有某种情形,是刑法当罚之行为”。上述法条内容表明刑法第338条规制的是“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的行为。从定性的角度而言,这里的“行为”需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二是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具有污染或污染危险的物质(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三是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上述三个行为特征缺一不可,且互为关联,共同构成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标准。关于上述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争议,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观点。
  第一,关于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是否与特定物质对应的问题。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并没有对“排放”与“倾倒”进行专门界定,因此对这两类行为可以以环境管理实践并结合大众认知进行确定。一般认为,“排放”的对象是液态或气态的污染物质,“倾倒”的对象是固态或者液态的污染物质。关于“处置”,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进行了明确,即“处置,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份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7]依据上述法律,“处置”的对象为“固体废物”[8],而“固体废物”又具体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三类。笔者认为,若上述“排放”、“倾倒”或“处置”的物质是或者包含有刑法第338条规制的“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则皆可纳入行为标准的考量。
  第二,关于“违反国家规定”是否为必备要件及其范围界定的问题。刑法第338条在罪状描述上以“违反国家规定”为起始,表明污染环境可能入罪的行为首先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是必备要件,或者逻辑学上的“必要条件”,不满足此项条件即不是刑法第338条规制的行为。这里的“违反国家规定”应指国家关于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文本,也就是在污染环境罪的判定上需引入行政法律文本。依现代法治精神,行政法上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是不存在犯罪评价的逻辑可能的,或者说行政法上不罚的行为刑法也不应处罚。从法网严密的角度而言,造成刑法上后果的行为不是行政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小的。[9]依上述论理,实践中若有满足上述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标准的其它所有特征,但惟独找不到“违反国家规定”的对照文本时,该个别行为应排除出犯罪评价,作为不符合“行为标准”之情形对待。
  2.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结果标准
  关于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在司法实践中做何理解,曾有过两年多的争论。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得到了明确。[10]有论者认为司法解释中设置的诸种情形既有结果犯又有行为犯,并进一步认为司法解释第一条确立的前五种情形为行为犯,[11]后八种情形为结果犯。[12]对此笔者认为是有欠深入考虑的,包括人身法益、财产法益损害标准在内的后八种情形,显然是结果情形,但对于前五种情形是否为行为犯,笔者认为还是值得再讨论的。
  污染环境罪之行为在本质上是“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特定的几类物质的行为。“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是刑法规制的行为,在特定区域(生态敏感区)从事上述行为,或者从事上述行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标准(危险废物三吨以上、浓度标准超标三倍以上的)是上述“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的具体形态之一,在这种形态之下,刑法认为达到了对环境具有污染危险的具体可能,是刑法可罚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认为,刑法中的结果不仅包括对法益的侵害也包括对法益侵害的危险,[13]经典刑法学教科书往往将“危险”作为结果犯中的特殊情形来讨论,[14]并认为“侵害法益的危险只要达到了抽象程度”之后即可规定为犯罪,其刑事立法逻辑是“将在社会一般观念上认为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类型化之后规定为犯罪”,[15]因此笔者认为,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第1条前五项所确立的情形的意义在于,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五种类型化的污染环境罪的抽象危险犯的具体形态,通过“三吨、三倍、三次”等数量作为抽象危险结果的标准,来指导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性结果的认定。
  (二)污染环境罪的证明受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相关标准的约束
  刑事司法是在程序法律制约下的法律实践活动,环境刑事司法也不例外。广义而言,刑事司法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等多元主体,但因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证明责任主要在检察机关,[16]因此检察机关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将直接影响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问题。
  1.移送标准的掌握对污染环境罪判定的约束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对公安机关将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的标准进行了基本界定,即“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案件移送标准自然也适用于涉嫌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案件的移送。虽然移送标准主要由公安机关掌握,但因案件若达不到移送标准而被移送,则有可能面临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要求补充侦查或作出不起诉决定而终结案件的情形,因此案件的移送标准事实上对污染环境罪的判定形成程序性约束。而对于污染环境犯罪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个案中应达到何种程度,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
  2.逮捕标准的掌握对污染环境罪判定的约束
  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亦涉及到是否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以及在何种情形下进行逮捕的判定问题。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有明确规定,[17]对污染环境罪而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具有法定的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应当予以逮捕。上述社会危险性在涉嫌污染环境行为中主要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等三类情形。由于上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判定涉及到对污染环境罪的实质判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对其的具体掌握也将构成对污染环境罪判定的约束。
  3.公诉标准的掌握对污染环境罪判定的约束
  由于刑事诉讼法将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设置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上述标准将会对污染环境罪的判定产生实质性约束,若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则不可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若向法院提起公诉,则可能引致法院未来在判决中作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无罪判决。因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往往存在考核制度,被法院认定为无罪的刑事指控于检察机关而言,则可能构成“错案”而对办案人员产生负面评价,因此检察机关往往会谨慎地对待公诉标准,公诉标准也转化为对污染环境罪判定产生重要影响的程序性标准。
  (三)污染环境罪司法判定应坚持的价值理念
  上文分析表明,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判定受到来自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方面的约束。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法及刑事司法所追求的价值,在污染环境罪司法判定中也应秉持上述价值,并对其进行适当协调。
  1.运用刑法手段打击污染环境行为的刑事政策需得到贯彻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基本环境质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也已成为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在环境行政管理效果不能得到有效提升的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刑法手段在惩治环境污染方面的功能与作用。从上述意义而言,刑法第338条所确定的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有一批典型案例且在一定区域内要有一定数量的既判案件,然后借助新闻媒体等力量,尽快建立起“污染环境需要承担责任,严重污染环境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污染环境不仅要罚票子,还要蹲号子”的社会舆论,逐步建立起污染环境行为人的“罪感”与“恶感”。因此,运用刑法手段打击污染环境行为的刑事政策在当前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得到体现,对污染环境行为的高压态势短期内不应改变。
  2.严格适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原则需在个案中得到坚守
  个案的司法是按照实体法与程序法所确立的标准而有序进行的活动。于法官而言,刑事政策是蕴含在法律文本之中的,对法律文本的坚守就是对刑事法治的坚守,因此在污染环境罪的个案判定中,应坚持严格适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刑法的严格适用就是要按照刑法第338条所确立的罪状形态考量个案与上述条文的匹配性。在对照路径上,应依据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入罪标准进行比对,明确个案案情与上述入罪标准相对应的部分。对刑事诉讼法的严格遵守就在于,对上述实体法所确立的入罪标准与个案的案情之间的匹配点,要做到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且“证据确实、充分”。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证明中如何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三、污染环境罪司法证明中的事实认定及其证据化
  上文已经表明,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需实现向证据标准的转化,且达到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后方能完成公诉审查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刑事诉讼法》第53条确立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并进一步解释“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上述证据标准又可区分为事实认定的证据化与对相关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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