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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中国律师业的“格局”之辨
【副标题】 以辩护领域的定性研究为基点
【英文标题】 Distinguishing the Patterns of China’s Legal Profession
【英文副标题】 On the Ba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the Criminal Defense Arena
【作者】 李奋飞【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律师
【中文关键词】 中国律师业;统制型格局;内生型格局;调控型格局
【英文关键词】 China’s Legal Profession; Controlling Pattern; Endogenous Pattern; Regulating Pattern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125
【摘要】 通过对来自数省份的50名法律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其对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格局大致有三种认知倾向,可以概括为“统制型格局”、“内生型格局”以及“调控型格局”。近期虽出现了某些回溯“统制型格局”的迹象,但中国律师业已回不到从前,当前这种问题丛生的“内生型格局”亦难成为历史大势。而能够在国家干预与行业自治之间划分出最佳边界的“调控型格局”,或将成为中国律师业最为现实的路径选择。中国律师业的格局之辨,并不仅仅关乎律师行业自身,更关乎法治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前景,甚至还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英文摘要】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of 50 legal practitioners from several provinc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cognitive tendencies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China’s legal profession, namely, the controlling pattern, the endogenous pattern and the regulating patter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igns of returning to the controlling pattern recently, China’s legal profession won’t go back to the past anymore, and the current problematic endogenous pattern isn’t the historical trend either. By contrast, the regulating pattern, which is the balance betwee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industry autonomy, may be the most realistic path of China’s legal profession. Distinguishing the patterns of China’s legal profess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tself, but also relates to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ese society, and even affect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1268    
  引言: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律师业
  对于中国的律师业发展而言,2015年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这一年伴随着争议与困惑,或许会成为律师行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基于该年内系列标志性事件所造成的持续影响,而使人们不得不对中国律师业的未来走向加以关注。首先,自2015年初起,最高检察机关就高调推进“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并将其内涵界定为“新型、健康、良性互动”。[1]在现行的刑事诉讼关系架构中,检察机关与律师其实是一对微妙的共生体。一方面,检察机关行使诉讼职能不免要面对来自律师的诘难,形成互为矛盾的对抗关系;另一方面,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又天然构成了保障律师行使权利的救济性力量。而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已通过第115条的设置予以制度体现[2]。最高检察机关此举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律师在与公权力的接触、碰撞中依然处在绝对劣势的地位,其合法权利的行使面临种种窘困;二是司法机关试图通过对自身行为的约束,给予律师更多的诉讼活动空间。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积极而善意的信号,尽管在实现手段上似乎沿用了至少在以往都未见明显成效的方式。其次,公安机关对于个别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律师从业者实施了相对集中的刑事追诉,并借助宣传媒介对该群体的组织行为模式予以持续揭批。[3]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连续发表多篇评论,不仅高调论述了律师队伍的操守问题,更直言不讳地对近年来渐成气候的所谓“死磕派”做出否定性评价。[4]显然,这代表了官方的基本态度,更把严格管控律师队伍的上层信号展露无遗。再次,刑法修正案(九)中涉及律师行为的若干罪名,在草案讨论阶段引起了律师界甚至法学界的巨大争议。特别是关于刑法309条扰乱法庭罪的修改,被不少人解读为将律师的法庭言行入罪,极容易衍生针对律师的更为恶劣的职业报复。[5]可以说,刑法的这次修改动向引发了业界更大范围的恐慌和忧虑,折射出了中国律师在当前法治生态下的心理敏感度。最后,“两高两部”2015年8月20日联合召开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使各界对此领域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格层面,这次会议都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6]而会后下发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则多少带有律师行动指南的意味,既重申了律师的诉讼权利空间(其中17处提到“权利”,12处强调执业权利),也隐晦地划定了其行为尺度。
  总之,2015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客观呈现了中国律师业发展正处于关键历史节点的基本事实。如果该行业的现状完全符合国家与社会的心理期望值,上述情形断无诱发的可能。事物的演进自然离不开人力的主观推动,却也难以游离于其内在逻辑所反映出的规律性特质。毫无疑问,中国律师业正在步入变革的门槛,犹如徘徊于十字路口之间。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究竟会向何处去?是否能完全如人所愿?这在每个法律职业者的心目中恐怕会有迥异的答案,故而也是值得深入解析的重大命题。而刑事辩护领域无疑是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也是窥探律师行业走向的“风向标”。一直以来,刑事辩护都被视为律师通向社会的开路先锋{1}(P.16)。对此,我们通过梳理前述事件就不难有所认知。因而,以辩护领域作为研究切入点,必然能更加直观且清晰地辨析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动力形态及相应趋向。
  鉴于刑事辩护领域牵涉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诉讼行为主体,如果能结合各自不同的视角探究命题本源,无疑有助于增强论点的说服力。因而,较之冰冷的数据统计,以访谈为轴心的定性研究凸显了方法论选择的优先性。[7]事实上,鉴于目前的法律系统在数据抽样等技术问题上,无法满足复杂统计分析的要求,有时依赖人与人的深度沟通反倒更容易达到科学结论。[8]为此,我们商请4位对律师制度较为熟悉的法学研究生作为访谈人员,根据预先拟定的提纲,就辩护律师行业的现状及未来,分别对来自北京、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湖北、广东等地的50名法律从业者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其中,富于办案经验的刑事法官15名、与律师接触较多的公诉人15名,较为资深的辩护律师20名。[9]这是一种近乎于“双盲实验”的方法论设计,[10]即访谈人员并不了解研究者的最终意图,可保障其以“价值无涉”的态度向研究对象收集素材。在4位访谈人员完成访谈后,我们又与之进行了个别谈话,综合前期定性材料得出更臻于客观实际的实证论断。从最终的定性成果看,受访法律从业者对于中国律师业的未来发展格局大致形成了三种认知倾向,可以分别概括为“统制型”、“内生型”以及“调控型”。
  一、统制型格局:需要警惕的历史回车
  所谓“统制型”格局,代表了一种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基调,即通过全能政府的强力干预,形成符合公权力预期的律师管理模式及组织运转体系。这种格局类型带有典型的国家主义倾向,而后者作为一种认识论概念,并不为国人所陌生,尤其对辩护律师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司法局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律师与公检法人员一样是“国家法律工作者”{2}(P.79),具有体制内的身份认同。伴随着脱钩改制的市场化转型,“国办所”摇身变为“合作所”或者“合伙所”,律师业也逐渐同国家的直接管控拉开了距离{3}(P.7)。律师的职业身份越来越走向民间化、社会化以至商业化。尽管“两结合”的管理体制适度保留了国家干预的通道,[11]却根本无法阻挡20多年来律师行业的市场化进程。“21世纪以来,中国律师则成了徘徊在国家体制之外的散兵游勇,在业内外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自顾不暇。”{4}然而,随着近期律师业在社会舆论中的受关注度不断升高,某些回溯统制型格局的迹象似乎有所流露,我们的定性研究对此亦有所呈现。
  (一)政府力量的强势挺进
  在访谈中,部分法官、检察官表达了对律师业管理现状的强烈不满,而政府的强势干预似乎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选项,甚至还出现了某些反市场化的声音。[12]而在一些司法人员看来,国情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监管的排他性特质。[13]当然,也有人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建议,譬如律师的大幅度“公有化”改造。[14]据访谈人员的信息反馈,持这些论调的法官、检察官普遍年龄偏大,且基本都经历过律师行业市场化之前的过渡时期。新旧时代的纵向对比结果,催生出了辩护活动今不如昔的无奈慨叹,进而一定程度激发了回到从前的主观意愿。当然,也有少数“中生代”司法人员虽未明言得如此具体,却也在话语间暗示了对国家干预的期待情绪。
  大部分受访律师对国家干预并不持积极而热烈的欢迎态度,却也对本行业的市场化前景抱有忧虑。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刑事辩护在价格形成机制、税收保障体系、广告发布渠道等方面,本就与市场规律多有背离。而在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很难不让人怀疑未来的腾挪空间将持续收窄。[15]在悲观氛围的笼罩下,律师群体纵然不情愿,却也对国家意志的干预升级无可奈何。
  其实,受访人员的上述心理感知并非空穴来风,而存在某些相契合的客观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律师群体被重新界定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5}。而这与1995年前的角色称谓高度接近:“和西方国家的专业性人员不同,中国的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16]直到律师法制定出台,“国家法律工作者”才被“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说法所取代,并沿用至今。故而,这种类似于旧事重提的表述方式,再结合时下的语境氛围,难免令人对其干预意图有所猜测。而在一些受访律师看来,公检法机关的积极参会,除显示保障辩护权利的基本态度外,也蕴含了其他司法权力介入规范律师行为的强势动向。[17]不管这种推测是否为真,国家主义的统制倾向在司法人员及律师群体心目中已然形成了作用力,而现象的产生又源于辩护活动在诉讼空间中呈现出的种种排异反应。
  (二)混乱场域下的逆向思潮
  西方社会对于律师行业曾有十分经典的定义:“博学多才的绅士,从您对手那里夺回财产并据为己有。”{6}(P.7)而在律师的道德品质中,最为社会公众所诟病的就是贪婪,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恐龙吃掉敛财律师的形象,就颇耐人寻味{7}(P.159)。同样,部分辩护律师的过分逐利倾向也为司法机关乃至国家权力所鄙夷。某种程度上,这种“法律商业主义”倾向导致了律师市场的紊乱,货币多寡取代了个案公正,成为开展执业活动的最终归宿{8}。对此,受访司法人员所表达的观点,即便带有些许偏见,却也反映了公权力对于法律商业主义的反感。[18]基于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特有的政治架构体系,自然不能容忍“正义不再被视为立基于需要而供给的一种权利,而是被视为在有利可图的市场活动中供给的一种商品。”{9}(P.143)因此,法律服务市场越是展现出疲态和失灵,国家权力干预律师业管理的内在基因就越会趋向于扩张。
  不可否认的是,“死磕”律师现象的极端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干预的急迫性。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律师“死磕”现象是中国司法制度转型时期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及法治建设现实碰撞交织的一种综合反应{10}。而“死磕”现象对于中国法治造成的实质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恐怕都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客观显现,并最终由历史做出结论。然而,目前的现实境况足以证明,国家统制在律师业发展进程中的强化,与部分从业者超越法律限度的“死磕”不无联系。事实上,围绕法律问题的较真并不为司法人员所排斥,甚至能够得到控诉方的肯定与尊重。[19]但是,当“死磕”异化为行为艺术、侮辱威胁等扰乱正常诉讼秩序的荒唐举动时,正面评价自然就不具有可期待性了。随着法律商业主义动机与“死磕”极端化形成叠加效应,司法机关对于辩护律师群体的标签印象便初具雏形。通过与访谈人员的交流,我们亦可判断出司法人员对辩护律师群体的态度,基本是贬大于褒的。而这种情绪流露恰恰是在作答“死磕”问题之后频繁呈现的,多少能够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当部分律师的辩护行为建立于自我炒作的心理初衷之时,所呈现的“对抗性表演”不但无助于预期效果的实现,更会将自身置于司法诉求的对立面上{11}。这绝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职业风险问题,而极易使整个行业蒙受专业性质疑,陷入破窗效应的窠臼。过度“死磕”的扩大化认知往往构成了国家决策的考量基础,刑法修正案(九)的针对性调整正是立法层面的应激反应。可以预见的是,这仅仅是约束律师辩护行为的开始,国家主义的干预欲望不会就此终止。如果业已成型的否定性印象不能逆转,且“死磕”的极端倾向愈演愈烈,怕也不能彻底排除中国律师业陷入历史轮回的可能。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条件反射,过激的“对抗性表演”制造了诉讼场域的混乱局面,而进一步诱发了司法权的逆反心理,随之催生出对国家权能的依赖与期许。与此同时,中国律师业的自洽能力丧失了舆论支持,偏重于国家统制的严控思路似乎成为治愈刑事辩护“表演化”乃至“恶俗化”症状的“灵丹妙药”。
  (三)严控思路的“致命自负”
  从抽象视角看,尽管中国自古就具备政府领导社会的国家主义传统{12}(P.237),却不见得能给现代律师制度的价值实现提供有益帮助。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意义在于加强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1}(P.98),而全能国家一旦实现了对该行业的系统性配置,市场竞争环境中的“瓦尔拉斯均衡”便付诸阙如,受控方的权利基石随之岌岌可危。[20]换言之,律师辩护的基本功能就会受制于政治导向,呈现出工具主义趋势。这显然是法律人尤其是律师不愿看到的。国家主义的干预逻辑实质上代表了一种“致命自负”的贸然心态,并不会对司法权的健康运行有所裨益。从更深层次来看,国家意志对于律师职业的主导能力,强化了“政治嵌入性”的逻辑范式。[21]这样一来,不仅过度“死磕”的现象会销声匿迹,正常的诉讼对抗亦难免式微。这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模式,就好比消灭虫害的同时也毁掉了庄稼。
  律师被体制所吸纳或者认可,当然会有利于其摆脱各种职业歧视尤其是职业风险,进而真正获得同其他司法权力主体平起平坐的诉讼地位。但是,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属性也随之丧失,而卷入科层制则弱化了辩护权的存在初衷,导致二者之间难以规避的张力或者冲突{13}(P.44)。辩护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行使辩护权利时,或会完全服从于所谓的“政治正确”,与司法机关形成利益合流,并积极配合后者的程序推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配合性表演”更容易发生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11}。从积极的角度说,这当然有助于诉讼秩序的稳定以及司法效率的提升,大部分辩护行为都不构成影响诉讼和谐的因素;然而,其消极后果却异常严重,促成了法庭之上的“万马齐喑”。从对立统一的认识论出发,负责任辩护律师的存在有助于降低司法偏见的诱发盖然性。而这种作用机制的形成,有赖其自由职业者的独立身份。作为体制内原子成分的辩护人,往往与司法人员更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与之形成观念意识上的趋同化。“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职业人员实际追求的是客户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13}(P.42)国家统制模型的聚合能力,造成辩护律师的真正客户由被追诉人转化为政府,发掘并纠正冤错案件的主观能动性必然相应降低。这也难怪许多接受访谈的司法人员都对目前的公办律师现状表达了失望之情,并做出“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等负面评价。因此,国家的强力干预或许能够改观刑事诉讼场域中的诸多乱象,却不免令个案公正的诉求也堕入深渊。如果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无从保证,国家在该领域的公信力维系怕也难以独善其身。
  与其说“统制型”的发展路径不值得怀念,倒不如说这种思潮是亟待警惕的历史回流。如果对过往加以系统梳理,就不难发现其衍生原因。当初,国家统制从律师行业的逐步退出,更多是源自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外部压力,而非自身弊端持续暴露的结果。其中,外国投资者的信任危机便是典型一例{4}(P.7)。如果律师业的“民进国退”基于诉讼公正的危机,时下似也不大可能营造出国家统制的强大舆论。只是由于我们缺失这个层面的历史教训,对国家干预的迷恋和依赖才又在部分人的头脑中复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也间接体现了司法场域在中国的过分闭合性特征,尚未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14}(P.452)但改革的齿轮一旦启动,或许会经历若干曲折而艰难的运转,却绝不能容许前功尽弃式的历史倒退。正如当下颇受热议的诉讼制度改革,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设定为基础性指标,而在落实进程中也断无可能排除独立律师的效用。[22] 可见,“统制型”方略并非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可取路径,而在操作层面也大有商榷之处。
  二、内生型格局:命途多舛的乌托邦愿景
  内生型格局代表了一种与国家统制思路截然对立的模式,是排斥权力介入的自发形态。在这种格局下,律师行业的发展决定权基本由自身把握,并形成有效的内在机制进行管理、维权活动。换言之,在这样的格局体系下,无形的“市场之手”引领了律师业前进的自然轨迹,往往塑造出国家权力难以操控的独立群体。事实上,自1995年律师法施行以来,律师行业的发展就始终处在这一轨迹之中。在不少人看来,内生型格局的形成是未来不遑多让的发展大势。然而,不甚理想的现实状况却又难免使人心生气馁,平添了乌托邦式的悲情色彩。
  (一)域外范本的激励效应
  大部分受访律师都是内生型格局坚定的支持者,并将当下辩护权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归咎于自治程度不足。[23]而对于国家干预的力度问题,律师群体则讲出了同司法人员相悖的观点,即政府并非缺少介入,而是不得要领。[24]关于中国律师业的自治,这些人都抱有乐观的憧憬,甚至还向访谈人员描绘了未来构建律师公会的宏图。[25]律师群体之所以对行业自治如此钟爱,很大程度源于西方国家成型经验的鼓舞。据几位访谈人员反映,持上述论点的律师往往是“言必称英美”。[26]如果说国家统制的支持者受到了纵向比较的启示,那么行业格局内生则是横向比对后的结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国人的视域已日臻拓宽。而在这方面,较之体制内的法官、检察官,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基于物质、自由度等先天条件而具备了一定优势。事实上,欧美律师业的运行模式的确带有鲜明的多元主义特质,也就难怪中国的律师群体大都为其拥趸。“私人执业律师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协会组织,但是因为私人执业律师的规模庞大,以及所有法律职业都向其汇拢的事业结构,私人执业律师在绝大多数协会中占有主导地位。”{15}(P.60)可见,域外律师已然完全融入自我衍生的社会结构当中,且成为各自行会中的“火头军”。同时,各类律师自治组织的“网格化”体系均基本定型,成为社会多元权力的重要一极{16}(P.148) 。而这样的规模构筑于坚实的职业体系基础之上,是经过漫长的自然演进历程才得以成型的(见下表)。因此,大部分受访律师都相信,尽管目前律师的行业自治遭遇了诸多困难,却只是事物发展进程中的正常曲折。随着时间的洗礼,中国的律师职业化进程也势必会走入稳定的西方式逻辑。
  美、德法律职业的规模及主要分支{15}(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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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美国(1960年)/人        │德国(1961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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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毕业生   │330000—340000        │93600             │
├────────┼───────────────┼───────────────┤
│律师      │252385            │57000—59000         │
├────────┼───────┬───────┼───────┬───────┤
│        │       │所占百分比  │       │所占百分比  │
├────────┼───────┼───────┼───────┼───────┤
│私人执业律师  │192353    │76%      │13000     │22%—23%   │
├────────┼───────┼───────┼───────┼───────┤
│司法职位律师  │8180     │3%      │12000     │20%—21%   │
├────────┼───────┼───────┼───────┼───────┤
│政府机构律师  │25621     │10%      │18000—19000 │30%—33%   │
├────────┼───────┼───────┼───────┼───────┤
│私人雇佣律师  │25.198    │10%      │13000—18000 │22%—30%   │
└────────┴───────┴───────┴───────┴───────┘

  (二)左掣右肘的窘迫现实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中国律师业当下的境况确实很难让人乐观起来,连高层也不否认律师权利保障的现状难言理想。[27]如果我们对《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详加审视,就会发觉其条款多是对刑事诉讼法内容的重述。接受访谈的律师对于新刑诉法实施后自身的执业处境更是颇多微词,个别人甚至表达了较为激烈的情绪。[28] 其中或许有言过其实之处,却未尝不是其心境的客观反映。实际上,对于律师执业权利的维护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无论是律师法的两番履新,还是刑事诉讼法的两次大修,都将其视作重头戏。但不无遗憾的是,每每在律师界为新法的突破欢呼雀跃后,等来的似乎都是一成不变的结局:刑辩活动依然难脱“刀尖上起舞”的命运{17}。在与公权力的接触碰撞中,作为辩护方的律师不仅总是难以占得先机,且屡屡由于法检机关的权力伸展而陷入困顿。由此,立法中的慷慨授权常常只是处于“休眠”状态,无法成为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真实力量。
  总之,辩护权利的行使困局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有权难使、有权限使及有权惧使。对于会见权、阅卷权等基本权利,三令五申之下固然有所好转,却依然需要在司法机关的脸色下转圜。譬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会见批准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的争论与担忧如今似已成真,甚至连操作手段都与学界当初的预测分毫不差。[29]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普通的律师阅卷行为,也常常要在司法机关的刁难下艰辛完成。作为强势方的公安司法机关,似乎很难根绝针对律师的提防心理,也无法向律师提供稳定的权利服务渠道。尽管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为律师创设了权利救济途径{18},但救济方与侵权方要么存在同一关系,要么二者具有先天的亲近感。尤其是,这种主要靠检察机关“自觉”遵守的制度设计,不可能有效保障律师获得救济的权利。假如检察机关怠于提供救济,律师又为之奈何?这是典型的“有权难使”。而所谓“有权限使”,更多体现在官方提出的“新三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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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熊秋红:《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李奋飞:《失灵——中国刑事程序的当代命运》,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3}刘思达:《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刘思达:“法律职业的政治命运”,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
  {5}孟建柱:“依法保障执业权利规范执业行为,充分发挥律师队伍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载《长安》2015年第9期。
  {6}[美]德博拉·L·罗德:《为了司法/正义:法律职业改革》,张群、温珍奎、丁见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李学尧、余军:“法律职业的危机与出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
  {9}[英]杰拉尔德·汉隆:《律师、国家与市场:职业主义再探》,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冀祥德:“律师缘何‘死磕’?”,载《中国司法》2013年第9期。
  {11}李奋飞:“论‘表演性辩护’——中国律师法庭辩护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12}钱穆:《晚学盲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3}[美]理查德·L·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15}[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律师与社会:美德两国法律职业化比较研究》,于霄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16}谢佑平:《社会秩序与律师职业》,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7}杨欣:“新刑诉法实施中的‘辩审冲突’——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对新刑诉法实施状况的调研研讨”,载《法律与生活》2014年9月(上)。
  {18}陈卫东、杜磊:“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立法评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9}叶竹盛:“死磕派律师”,载《南风窗》2013年第18期。
  {20}熊秋红:“刑事辩护的规范体系及其运行环境”,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21}[美]戴维·鲁本:《律师与正义——一个伦理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3}陈卫东、李奋飞:“论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2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序言),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5}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2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7}汪贻飞:“量刑辩护及辩护律师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载《刑事法评论》2012年第2期。
  {28}宋清华、黄耀丽:“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辨”,载《学术界》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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