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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1年年会综述
【作者】 李忠诚【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1【页码】 17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55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1年年会于2001年11月24日至28日在西安市召开。本届年会主要对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和诉讼证据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有关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刑事诉讼部分
  一、关于刑事司法公正问题
  (一)中立与公正的关系
  有人引入中立理论探讨司法公正问题。认为中立不仅是指裁判过程中法官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从广义而言诉讼中的许多问题都涉及中立,而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影响中立,主张凡是诉讼过程中涉及到双方利益,需要第三者做出裁决和处理的地方都应强调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大多数人认为,中立的立场与公正密不可分,没有中立就没有公正,而且中立是对整个诉讼阶段的要求。并非特指某个诉讼阶段。也有人对检察机关的中立问题提出异议,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控诉权,从根本利益上看,公、检机关的利益是一致的,要求检察机关实现中立不大现实。
  (二)律师回避与司法公正
  有人认为规定律师回避有悖宪法规定,使宪法和程序法中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制度受到冲击,其次,此规定限制了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再次,此规定侵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有人认为,我国回避制度规定本身就存在缺陷,立法上应针对影响公正的因素扩大回避的范围,律师回避也应纳入其中。另有人认为,回避与公正只是一种外部关系,回避仅为公正提供了一个外部环境,因此,公正的关键是要强化法官自身素质、责任感及公正意识。
  (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
  有人认为,实体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不同国家,同一个案件处理结果不同,主要在于它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而在不同审级的法院,只要不超过法定的量刑幅度,量刑就是公正的。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应当是强调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绝对的,除了程序的工具价值外,还应当强调程序的独立性和依法办案及时限制度。就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有人提出:实体公正有确定性的标准,是刑事诉讼追求的核心价值,程序公正只是为实体公正提供了重要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
  二、关于诉讼效率问题
  (一)诉讼效率的含义及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诉讼效率通常是指司法资源在刑事诉讼中的合理配置及诉讼周期的长短。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效率具有双重含义:即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又要满足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这两方面结合就是刑事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也有人将诉讼效率的含义界定为三方面内容:一是司法活动的快慢;二是司法活动投入的资源(成本)多少;三是司法活动程序的繁简。在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上,与会者认为,在承认效率是刑事诉讼基本价值之一的前提下,应当明确“公正优先”,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兼顾效率,这是解决公正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当坚持的一个原则。有人认为,公正与效率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以效率为主,离开公正无法评判效率。
  有人提出,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二者间司法公正是“本”,诉讼效率是“标”,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低效率。针对目前信访任务重、申诉案件积压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理顺一事不再理原则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关系,不能因强调既判力就忽视案件的质量,不能以限制甚至牺牲公民诉权的方式来提高诉讼效率。诉讼效率的整体提高,可以从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着手,应当改革现行体制,实行警检一体化,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指挥权、撤案决定权、指令警察出庭作证权等。有人提出要提高诉讼效率,必须废止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具体案件的请示汇报做法;司法人员要精英化、专业化,应当在立法上确立和维护司法裁判被动性原则,即司法裁判应当受诉讼请求的制约。
  (二)关于普通程序的简化
  针对普通程序简易化问题,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在借鉴美国辩诉交易、英国的治安法院预审、法国的终止诉讼制度的基础上,论证了普通程序简易化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1)普通程序简易化于法无据,法律已明确规定了不同案件的适用程序,法院突破法律规定范围,把简化程序扩大到重罪案件缺乏法律依据;(2)一定程度上讲,普通程序简易化是破坏法制建设的做法,司法机关无权力突破法律,创制法律;(3)缺乏前提和基础,比如普通程序简化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这一点由谁来认定?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是出于自愿等,与会者提出了质疑;(4)普通程序简易化,省略了许多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程序,特别是一些案件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简易化,难以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5)我们不能与国外法院提高诉讼效率的做法做简单比较,国外在运用简易化程序处理案件时,许多保障程序公正的做法都已经消化在庭前程序中,而且在法官的素质、辩护律师的作用、程序规则的设计等方面都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
  三、关于刑事诉讼证据问题
  (一)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有人主张我国不应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忽视了诉讼结构加工信息的特有功能,证据具有的自在性、必然发现性以及公用性使得非法方法不能作为断送证据“前途”的合理理由,考虑到公民无权将隐私权和沉默权作为隐藏犯罪证据的手段,建议这种主张的基本精神是要将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获取的证据区别开来,对于违法取证的人员应当处理,而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则可以使用。也有人主张我国应当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认为我国法律不仅应当明确排除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效力,而且要把成熟的排除规则载入刑事程序法中。多数人主张对非法证据是否一律排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只有当取证行为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时,才可以自动排除证据的效力;而对于一般的违法取证行为,证据的使用应由法官自由裁量。还有人建议配套制度的建立,例如取证行为的固定程序和规则、非法取证行为的举证责任、有关讯问条件的程序规则以及羁押制度的完善等。
  (二)关于证明标准问题
  有人主张应当继续坚持将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认为这个标准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过去说得过于绝对化,也有人主张应当引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为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真理、分清是非,而是为了解决纠纷,因此不能将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标准。还有人主张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即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归结为客观真实标准,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归结为法律真实标准,然后分别情况对证明标准进行确定。
  (三)关于证人制度问题
  围绕证人制度如何完善,与会者提出了许多设想:(1)关于证人条件,有人主张对证人的条件不应限制过严,能够正确表达就可以成为证人,同案被告人之间也可以互为证人。(2)关于直接言词原则,有人主张原则上证人都应当出庭,但也有少数情况证人可以不出庭。另有人主张,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不要过分强调所有的证人都要出庭,对于影响重大、案件确实难以查清的,证人要出庭。(3)多数人主张应建立证人免证特权规则,但对于免证特权人员的范围应当审慎规定。(4)有人提出我国应当建立强制作证制度,认为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可以采取拘传措施;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也有人反对建立强制作证制度,认为这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5)与会者普遍认为证人保护问题非常重要,就目前情况看,主要应实行一般保护,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
  (四)关于证据开示问题
  (1)证据开示范围。有人认为,证据开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辩方的先悉权,因此,控方必须向辩方出示有利于辩方的证据,而辩方则只需要向控方出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另有人则认为,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审判过程中的突袭,因此控辩双方都应当全面开示证据。(2)开示时间。普遍同意在开庭前进行证据开示;也有人认为,开庭如果出现了新证据,还可以进行证据开示。(3)开示效力。有人主张凡是在证据开示过程中没有出示的证据一律不得在法庭中出示,有人反对这种绝对化的做法。
  (五)关于刑事鉴定问题
  (1)鉴定机构。从鉴定中立角度,与会者普遍认为应当取消法院的鉴定机构,对于检察、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是否保留则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也应当取消,完全实行鉴定机构的社会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检察、公安机关会碰到一些紧急情况,鉴定机构应当保留。(2)鉴定人资格。有人提出应当实行一元制的鉴定资格,即建立鉴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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