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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法学的入径与法律意义的创生
【副标题】 论哲学诠释学对中国法学与法治的可能贡献
【英文标题】 The Threshold of Jurisprud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Legal Meaning
【作者】 齐延平【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解释观 法学入径 二元理性 法律意义的创生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5
【页码】 3
【摘要】

哲学诠释学的诞生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科学理性与规则理性的洗礼后重拾人文价值的产物,它对传统解释学中的技术与规则崇拜、主客体截然对立、解释结论唯一正确性等命题提出的反思意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法意识形态和法解释观,它为内涵着建构科学理性与重铸人文价值双重使命的中国法学开辟了思想的入径,也为法律由抽象而具体、由静止而行动、由符号而意义化构建了开放性的平台。中国法治唯有在主客一体传统中植入规则之质料方能达致主客二元理性,方能拥获自己的理念根据、制度实体和生存质感。

【英文摘要】

The birth of the science of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an outcome of the western societv re picking up the humanistic value after the rational baptism of scientific rules,has advanced reflective views to the subjects in the traditional legal interpretation such as worship of techniques and rules,complete antithesis be 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sole correction of interpretative conclusions.And these reflective views have provided us an open legal ideology and outlook of legal interpretation,have ushered in thinking threshold for China Jurisprudence which is constructing connotatively double missions of scientific reason and re—casting of humanistic value,and also have built up possible bridges for law developing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rest to motion,symbol to meaning.Only in the way that the elements of rules is plan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an rule of law in China reach dualistic reason,gain its own rational basis,entity of institutions and corporeal sense of existe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8    
  在本文中,笔者将“哲学诠释理论的被关注”作为中国法学史和法制史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将其置放于中国学术传统的现代化转换和中国法制传统的法治化变迁这一当下背景中,分析其已经彰显和未来可能的学科建构意义和制度建设价值。
  一、超越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诠释学
  真理与方法是一切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一切学科最终的归宿。而现代哲学的发展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别具一格的入径。哲学诠释学就将人类思维的触角延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明而精微的境地。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转变,一是从古典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的转变,二是从一般诠释学到本体诠释学的转变。当代法国著名诠释学家保罗·利科曾指出:如果说从古典诠释学向一般诠释学的转变是文献考据问题从属于基本方法论,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从一般诠释学到本体诠释学的转向是方法论问题从属于基本本体论问题,则是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1]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罗马法大全、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作为古典文化的载体得以复活。这些文本被视为绝对真理,借助于以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2]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重现异彩。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辩证方法的导人导致了法条释义的深化和拓展,这也意味着法解释的方法和技术已为人们所自觉认识并开始独立于被解释的对象。但是,这一时期的法解释学在相当程度上还属于法律解释经验的范畴,有关法律解释的理论虽初露端倪,然“并不表现为一种纯粹世俗和自主的知识系统”[3],它是被合融于神学和人文解释传统与实践之中的。
  西方文明史推至近代,由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的研究重点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本体论问题转向认识论问题,主客体关系作为基本的认识范式为人们所把握和运用。在这种拓展了的人类理性知识背景上,理解与解释的问题凸显了出来。最终由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成就了普遍诠释学大统。施莱尔马赫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诠释学理论,狄尔泰则试图在普遍诠释学理论基础上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奠定诠释学基础。在这种解释学传统中,法解释学作为普遍诠释学的具体运用,日益从神学和人文解释传统中独立出来,成为以世俗的法律尤其是成文法为对象、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维范式、以完成对法律规范含义的阐明为宗旨的独立学科。特别是在工业化革命的突飞猛进过程中,欧陆各国法典日益完备,出现了独尊国家制定法的现象,与对自然科学的规律与技术规则的崇拜相呼应,形成了对法律逻辑自足性的崇拜,法律解释的形式逻辑技术(主要是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获得了全面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自德国潘德克吞法学的概念法学终于占据了世界法学帝国的中心地带。
  哲学史进入20世纪又发生了一重大转向,即由近代注重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转向对主体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以及认识与语言表达之间具体关系的探讨。就哲学的主导观念而言,如果说在近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质性和确定性,那么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相对性、或然性、特殊性、具体性、现象性、概率性和模糊性。[4]在这种哲学话语变迁背景中,侧重方法论和认识论研究的传统诠释学也转变为侧重本体论研究的哲学诠释学(或日本体论诠释学)[5]。此学术流向由海德格尔发动,由伽达默尔展开。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的时间性分析,把人的理解与诠释活动放到此在世界的大框架中,将理解视为人的整个生存活动的一部分,人的理解就是人的生存活动的历史性展开。理解只有在“此在”的时间性结构中才能获得“本真”的解释。这样,海德格尔就将诠释学的历史性质、人文性质、精神性质融汇到了一起,由此而迥异于近代的所谓科学的、实证的诠释路向。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学脉,进一步将诠释学由精神科学的方法论提升到了哲学诠释学层面。他指出:“我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6]哲学诠释学不是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技艺学,其主旨也不在于编制描绘一套指导精神科学研究的规则程序,而是将思维触角伸向了人类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即“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的有限历史性的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7]可见哲学诠释学要解释的是先于主体理解行为的问题,是哲学本体论层面上的问题。
  自近代始西方社会逐渐进入了技术理性与规则理性霸权化的时代,泛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充斥了一切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的精神性情与人文关怀日渐枯萎、衰竭。正是针对这种情形,哲学诠释学发起了总批判。海德格尔认为一切诠释活动奠基于先在结构之中,诠释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掌握而起作用的。[8]在伽达默尔看来,不但被理解被解释的对象是历史形成的,而且理解主体、解释主体本身也是被历史所限定着的。因此,理解不能仅被认为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行为,而须将理解主体本身放置于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过程中才能实现被理解对象的意义。理解本身是开放性的逻辑结构,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问题性是精神科学的本质属性。
  从狭隘的传统主义、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中拯救人类是哲学诠释学的终极关怀。在此意义上的法解释学就具有了法学或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由一般诠释学到哲学诠释学是人类思维经过技术与规则理性洗礼后由外向内的自我认识回归。被提升到哲学诠释学层面的法解释学与方法论解释学明显不同。就研究对象来说,方法论解释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具体的法律规范,是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则、方法与技艺;而哲学解释学关注的重点则是如何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为理解与解释设置的界限。自近代始,人类文明突飞猛进,但与之相伴而生的工业化的消极后果也纷至沓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人类理性之下的更具本能性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与思索。社会的种种病变与变态行为,迫使哲学重新反思“人的存在意义、人的价值与尊严、人的责任感与自由、人受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摧残”[9]等由主客体二元截然对立及主客体关系倒置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在西方近代,追求方法扬弃本体是文化的主流但也是其危机。一个科学理性的西方社会将消除人文而只有科技,将失落道德而只有法律,将忘怀理解而只有知识。”[10]从哲学诠释学对当下世界的隐忧中我们分明能够感应到其对我们日渐仰赖的科技与法制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深度思考,它并不是要一般地否定科学理性与规则理性,而是要通过沟通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情性、知识与价值、真理与方法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与生存环境的改善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和可能的导引。所以笔者认为,在哲学诠释学表面解构性的背后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建构性。
  二、沟通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法学入径爬数据可耻
  哲学诠释学的凸显在西方标志了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的纠偏与入驻,或曰标志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但当下中国学术的任务却内涵了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追求。西方学术的问题是面对强大的知识理性与科学方法如何重铸人文精神;中国学术的问题是面对知识理性、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匮乏如何解决“理性与情性、知识与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平衡问题”[11]。在这一背景下,哲学诠释学应在何限度内被中国学术界所关涉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对中国法学学者意识形态的形成、对中国法学学术精神传统的改造与开新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虽然乏知识理性与科学方法,但却不乏主客体融通与本体追问精神。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国学术自公元1000年始至公元1600年间是“道学”统治的时期,道学的主旨就是将儒家思想建立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孔子所开的儒家思想传统本来是远“性与天道”而近实践精神的,但由于佛法的挑战,儒家传人出于自卫的需要,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玄学改造,一路向着明心见性走去。“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11]成为当时学人人生意境的真实写照。明亡清兴之际,学者深感道学伪妄之弊,有济世情怀的儒家弟子开始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12]学术呈现了“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及“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的潮流。[13]梁启超先生梦想中国学术史藉此两点扩充蜕变,在其身后“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来。他的梦想显然是受了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学术界异彩纷呈局面的鼓舞。但他的梦想并未成真。西方列强的入侵及连年不断的内战打乱了中国社会独具自身特质的演进路线。在内忧外患、经济凋蔽、政治黑暗的背景上,学术意欲独辟蹊径而前行是根本不可能的。建国后,战争思维未能及时向建设思维转换,国家集权日益严重,学术最终于文革中魂飞魄散了。
  中国法学理论研究长期定位于为国家重大事件提供奉迎服务上,呈现着无根性、鄙弃实践及独断主义倾向。这或许是“其在知识上殊少贡献,其在智力上殊少挑战”[14]的原因所在。
  无根性倾向是指法学界的学术原点迷失问题。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门学术能够成其为学术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一个智识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原点。该门学术日后的发展可能与该原点相去甚远,甚而至于发生了理念的突变、流向的逆转,但它们仍然会借助于文化的延续规律、学术的传承理路及知识谱系的血缘切近感与文化原点紧密相连。即使它已不再直接从此文化原点获取成长的养料了,它也必须不断地从此文化原点获取归宿感和生存感。法学就其学科本体来看,显然是从西方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科目,是西学东渐的科目,因而法学界与传统文化绝决的态度在当下的中国也就较其它人文科学强烈得多。[16]中国的法学学术必须在批判旧的学统的基础上来建构,但彻底背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学学术努力能成功吗?[17]承载着中华文明荡游了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真的变成了“无枝可依的游魂”[18]了吗?我们鄙弃一种文化的迂腐与我们能否摆脱它的规制是两回事。乡土中国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已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主要是社会自身演进的结果呢还是法学界学者理论启蒙与推动的结果呢?[19]
  鄙弃实践倾向意指中国法学学术在中国一发萌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浓重的道学学统习气。“法学是一应用性的学科”这一共识本身就标明它应有较其它人文学科更强烈、更自觉的实践关怀。我们这里所指的实践并不仅指法律实务,而是指整个社会实践,即整个行动着的社会。我们这里所主张的实践关怀,是主张一种学术态度,一种学术立场,一种学术视野,而非一种学术成果模式。这种态度即梁启超先生所倡导的少冥想多考察之意。[20]学术鄙弃实践考察,是一种缺乏学术良知和学术责任的表现。关怀社会实践的学术态度并不是要以“形而下”的“器”取代“形而上”的“道”,而是指不论是“器”的制作还是“道”的筹划都要有实践关怀,对二者不能简单地妄断轻重。在践履的意义上,前者的直接价值大些;在文化的积累与人文的养成方面,后者的直接价值大些。
  独断主义指向法学界的一元化学术的专制与形而上学知识的傲慢。学术独断主义从对“真理一元论”的迷狂和“真理独占”的霸权心理出发,自视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是最正统的观点,是具备“君临天下”资格的观点。学术独断主义在哲学上连接着对真理的绝对崇拜。奠基于对自然科学定律深信不疑基础上的近代哲学一直致力于寻找世界万物的绝对基础、绝对真理。黑格尔就意图用绝对观念构造一个绝对真理的思辩体系。法学研究中的独断主义断掉的不仅是独断者的学术品格与学术良知,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彻底窒息法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学术不追求权威,但学术界一定会产生权威。不过真正的权威一定不是独断主义者,真正的权威也一定不能取代学者的自我判断与自我反思能力。“如果权威的威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21]
  一种鄙弃自存于其中的文化传统、鄙弃活生生的人类实践、奉行独断主义的学术注定是无“学”之术。此种学术由于是以“否认及取消以理解为主体、以融合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的丰富真理性”[22]为前提的,因而是与当今学术流向背道而驰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拥获真正理性的知识与科学的方法的。哲学诠释学为中国法学传统学术精神的变革与开新提供了新的入径。
  哲学诠释学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解与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为我们矫正法学学术的发展与承继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恰当的分析工具。在启蒙的时代,传统往往是被作为启蒙思想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启蒙者也往往将思想的突破性进展寄望于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上。而伽达默尔却认为应该给予传统要素以权利,传统和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我们其实是经常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绝不是什么对象化的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和融化。”[23]20世纪各种各样的革命已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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