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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探析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China’s Modern Legal Education
【作者】 宋方青【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教育【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5【页码】 17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0    
  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的法制建设及法学的传承具有密切的关系。法律教育史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律教育史很少受到中国法学界的关注。笔者较早注意到法律教育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法律教育问题,并曾发表过系列论文加以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法律教育史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出版了许多论著[1],使研究不断深入。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中国法律教育史上,清末民初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自从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法律教育之后,在20世纪初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特别是1905—1915年间,从古代东方型的法律教育转型为近代西方型的法律教育,十年之中近代法律教育臻于鼎盛,成为中国法律教育史上十分独特的一个时期。中国近代独立设置的法政学堂出现于1904年,自1905年以后,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各地。1907至1909年间,法科学堂数和学生数逐年攀升,法科学堂数从占学堂总数的35.5%增加到44.2%,法科学生数则从1907年的43.3%迅速增加到1909年的62.7%,直至1916年,法科学生数还占学生总数的55.7%。法科学生占了一半以上,这在中国法律教育史上是盛极一时的,这种专业结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具体情形如何?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什么经验教训?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分析,以为当今中国的法律教育提供参考借鉴。
  一
  中国古代社会提倡“德主刑辅”,对法律的理解往往是法即禁、法即刑。当时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学习和阐释当朝法令及其疏议,并用儒家经典学说和社会伦常理念来阐述法律条文的含义,传授法律施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中国古代司法不独立,地方上决断重要案件的往往是行政长官,19世纪以前来华的西方人士发现中国甚至没有律师这个职业。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专门从事法律教育的人数很少,而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以便入仕后能够拟判的士人却很多。19世纪中叶以后,欧风美雨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中国人先是学习西艺即机器枪炮等制造技术,继而认识到还必须学习西政和西学,也就是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于是近代法律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应运而生。
  最早引入西方法律教育的是京师同文馆。1862年同文馆初创时还只是一所专门语言学院,但自从1867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馆中教授他所翻译的《万国公法》之后,同文馆逐渐朝外交学院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肇端。而第一个近代法律教育专业,则是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中的头等学堂之“律例学”。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开始设有仕学院(仕学馆),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7科之首政治科中有“法律学”,培养法政专门人才;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更规定大学中可设有“政法科大学”,其中分政治门和法律门。这些专业的设置和规定的出现,皆是中国法律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步骤。然而,促使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大发展的关键还在于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创办。
  1904年9月建立的直隶臬署法政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独立的法律教育专门机构。1905年11月,直隶又将课吏馆改设直隶法政学堂,于是臬署法政学堂监督兼教习欧阳弁元奏请将该学堂改名为幕僚学堂,附属于直隶法政学堂[2]。更为重要的是1905年修律大臣伍廷芳和沈家本奏请设立京师法律学堂,并订定《法律学堂章程》。该学堂的“设学总义”为:“本学堂以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并养成裁判人才,期收实效。”学堂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出参考古今、贯通中外的思想,伍廷芳、沈家本认为:“为学之道,贵具本原,各国法律之得失,既当研厥精微、互相比较,而于本国法制沿革,以及风俗习惯,尤当融会贯通,心知其意。”[3]法律学堂学制为三年,除外国文、体操两门课是贯穿三年的必修课以外,其专业课安排如下:
  第一年科目: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经济通论、国法学、罗马学、民法、刑法
  第二年科目:宪法、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监狱学、诉讼实习。
  此外,还设有一年半毕业的速成科,主要学习刑律、诉论、裁判等法。后来沈家本自己还亲自担任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从该学堂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当时的法律教育已向近代法律教育转型,除了“大清律例”等当时行用的法令以外,许多课程名称与今天的法律教育课程基本相同。
  从1906年以后,清末法律教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1906年7月,学部通请各省都要建立法政学堂,于是各省纷纷次第设立。另外,清末法律教育得以大发展还有一重要因素,即从1910年6月起允许设立专门的私立法政学堂。原来,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有“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的条文,至此解除禁条,为私立法政学堂的创设开辟了道路。1910年学部更积极推广私立法政学堂,不再限定省会才能设立。因此在清廷垮台前夕,各地新办了许多私立法政学堂。
  法律教育自清末兴盛之后,越过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后还保持了发展的势头。民国初年,法律教育仍然沿着其强大的惯性在运行,不同的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1912至1913年间,各地公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较清末有增无减。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由于全国法政专门学校办得实在太多,且纷纷添设别科,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若不急行截止,流弊曷可胜言,”于是教育部于1913年10月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4]。次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政学堂酌量停办或改为法政讲习所。
  1914年9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咨行各省,声明有关法政教育的方针,强调教育部将严格考核公私立法政学校。此后,法政教育由盛转衰,逐渐降低比重。1916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1%,学生数降至55.7%,专业结构逐步调整,渐趋合理,中国法律教育教育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为什么近代独立的法律教育在清末一经出现便迅速发展并臻于繁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顺应时代发展,适应社会对新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勃兴于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当时立宪派力图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这就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寻找理论依据,制定新法。在订定近代法律的高潮中,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清末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特别急迫,因此当时称之为“审判需才之顷,人才绝续之交”[5]。而原先的封建官吏士绅无法适应或掌握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律新学,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培训。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清末法律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其次,废科举兴学堂的影响。废科举是本世纪初的一次影响重大的制度革命,当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去之后,许多原先以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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