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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关于对我国捐助型单位法律调整的立法思考
【作者】 张淳【分类】 其他
【期刊年份】 1992年【期号】 3
【页码】 4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351    
  对捐助型单位的法律调整,是指对捐助型单位内部的各种组织与管理关系,以及这类单位与捐助人或者国家主管机关的关系,通过适用法律来加以规范、控制与约束,以使之符合国家意志。关于此项调整在我国应当如何进行,笔者认为目前尚需从相应法律制度之建设这一角度出发来进行研讨,故特地写作本文。
  一
  捐助型单位,是指以公益为目的并以捐助财产为基础而设立的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实体,捐助型单位与国家机关、国家创办的企业与事业单位、股份公司、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最初财产纯系由社会上人们捐助而成,而非由国家行政拨款,或其管理机构组成人员集资入股而成。当然,作为这类单位之设立基础的财产,既可由自然人捐助,也可由法人捐助,甚至还可由国家捐助。
  捐助型单位在我国目前已为数不少,其中较为常见的有:
  (一)基金会这种单位以他人捐助的财产为基金,其职责是按照捐助人的意志以该项基金所生收益直接从事某种社会公益活动,如教育、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活动等等。在我国,各种名目的基金会,已存在于国内许多地方,其中有的还具有全国性影响,例如宋庆龄基金会、茅盾文学基金会、基督教中国爱德基金会等等。
  (二)由私人捐资设立的学校我国民间一向有捐资办教育的历史传统,因而由民众集体或个人捐助财产所开办的小学与中学,已出现在国内某些地区,特别是某些边远或偏僻地区。此外,国内已有了一些由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或外籍华人捐资创办的学校,其中有的还是高等院校。例如宁波大学便系由香港著名实业家包玉刚捐资兴办,汕头大学由香港著名实业家***诚捐资设立。
  (三)寺庙 作为供奉神祇以供人们从事宗教活动的专门场所,寺庙普遍存在于我国各地。当然,它们都建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中有的历史还相当久远。但这些寺庙不仅最初一般都是由教徒捐资兴建,并且在建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教徒或其他人捐资以维持。
  (四)其他通过民间捐助财产方式而建立的公益性社会服务单位这主要是指由海内外人士捐资开办的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及医院等等。这些单位亦已开始在我国出现。例如由著名作家巴金发起并由国内一批作家共同捐资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著名画家黄青联络一批海内外画家共同捐资设立的中国炎黄艺术馆等。
  我国目前已进入依法治国的时代。国家理应将捐助型单位的组织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而且,鉴于捐助人捐助财产以举办公益事业为目的完全是为了造福于社会,因而国家还应当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其意志在捐助型单位的业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调整捐助型单位的法律规范最低限度必须具备下述功能:第一,形成一种国家强制,以使捐助型单位的管理机构不得不按照法律与捐助人的要求,并在法律与捐助人意志的约束之下处理该单位的各种内外事务与开展该单位的业务活动,从而避免其在这一方面的随心所欲,第二,提供一种国家授权,以使国家主管机关能够对捐助型单位进行监督,并能够对其所实施的背离法律或捐助人意志的行为进行纠正。然而,目前我国尚不存在这样一套法律制度,这从完备法制的角度来看确属极不正常。
  确立一套可供直接运用以规范捐助型单位行为并调整其各种内外部关系的法律制度,不仅为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公益事业所必须,而且已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一项当务之急。
  二
  我国的捐助型单位与西方国家中的同类单位在基本点上并无二致,西方国家在对其施以法律调整方面已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因此,在确立我国的被用以规范捐助型单位行为并调整其各种内外部关系的法律制度之时,可以西方国家的法例为参照物。
  捐助型单位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依法均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但在对其进行法律调整方面这两类国家所适用的法律制度却并不相同:
  英美法系国家将捐助型单位的组织与活动纳入信托制度的适用范围。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信任而将其财产移交给受托人管理、使用或处分,或者将其权利移交给后者行使,以使其本人或第三人获得利益的行为。依据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社会上人们捐资设立捐助型单位,以及在后来捐资于这类单位,并使之通过运用捐助财产来从事社会公益活动,这属于信托的一种,即公益信托,因而这些国家自然会要求捐助型单位必须按照信托制度的规定行事。
  大陆法系国家则确立起财团法人制度来对捐助型单位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财团法人制度是指规定财团法人及其成立条件、组织机构,以及该法人的变更、终止与开展业务活动的准则等事宜的法律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均从捐助型单位系先有财产然后才有组织机构这一点出发,而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法人即财团法人,并在此基础上专门确立起财团法人制度,以作为这类单位的行为依据,并使之接受该制度的约束。
  应当指出,信托制度与财团法人制度,两者均具备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那两项功能,并且各国实践早已证明,在将捐助型单位的组织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确保捐助人意志实现及确保对这类单位的国家监督方面,它们均属行之有效。
  从理论上讲,信托制度与财团法人制度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但仅就对捐助型单位的法律调整而言,该国却只需要,或者说只能够适用其中之一。因而在确立我国的有关制度之时,最简单的办法,便是从这两者中选择其一而仿效之。
  对捐助型单位的法律调整,英美法系国家适用信托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适用财团法人制度,这纯系因这两类国家的法律传统不同所使然。但稍加审视便可以发现:第一,财团法人制度的可操作性要强于信托制度。因为前者毕竟是仅为规范捐助型单位的组织与活动而确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这一制度所包含.的全一部法律条文均只能对这类单位适用,其效力不能及于其他。后者则并不仅限于对捐助型单位适用,尽管这类单位是公益信托的产物,但除了公益信托之外,诸如财产管理信托、遗产继承信托、人寿保险信托。监护信托、交易信托、投资信托、担保信托以及股东表决权信托等等,均属于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而这便致使该制度所包含的法律条文,其中的绝大部分均不能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针对性不强,从而对捐助型单位的特殊方面难以完全顾及。第二,确立财团法人制度在立法技术上的难度比确立信托制度要小得多。因为财团法人制度为特殊制度,信托制度则为一般制度。前者的适用范围比后者要狭窄得多,因而其内容较后者也自然要简单得多。
  对法律制度的选择,不仅应当择优,还应当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社会上人们捐资设立捐助型单位,以及在后来捐资于这类单位,并使之通过运用捐助财产来从事公益活动,这在我国固然也可以视为一种信托;但除此而外,前述其他各种信托现象,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或者极其少见,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因此,确立统一完整的信托制度,这在我国显然尚非其时,且也不完全具备客观条件。当然,有关部门亦可以仅针对捐助型单位的存在,而先确立公益信托制度以作为应急措施,但如果没有法律关于信托的一般规定相配套,这一作为特殊制度的公益信托制度便根本无法推行。而倘若将捐助型单位视为财团法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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