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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的赔偿责任
【副标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载“德力西案”评释
【英文标题】 On the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when the Company Reduces Capital in Violation of the Notification Obligation
【英文副标题】 Commentary on the “Delixi Case” in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Gazette
【作者】 薛波【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法学院{助教,法学博士}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公司减资;通知义务;请求权基础;补充赔偿责任
【英文关键词】 reduction of company capital; notification obligations; basis of claims; complementary liability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9)03-0041-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41
【摘要】

《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未规定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的赔偿责任。实践中,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类型包括未履行通知义务和通知形式不适当。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一是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被阻却,二是债权人获得对股东的求偿权。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司法理据系资本维持原则,请求权基础系《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而非第13条第2款或《民法通则》侵权责任之规定。股东赔偿责任的性质为法定责任、有限责任、补充责任、内部连带责任;股东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减资决议有效、公司违反通知义务、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使债权无法实现以及股东主观存在过错。股东赔偿责任的确定基准为减资数额,赔偿范围包括减资额和利息。

【英文摘要】

Article 177(2) of the Company Law doesn’t stipulate th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when the company’s reduction of capital violates the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In practice, the types of violation of notification obligation include non-performance of notification obligation and inappropriate form of notification.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breaching the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are that the creditors’ legal relief right is blocked and the creditors get the right of claim to the shareholders. The legal basis for shareholders to bear compensation liability is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maintenance, and the right of claim based on article 14(2)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pany Law (III) rather than article 13(2) or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The nature of shareholders’ compensation liability is statutory liability, limited liability,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and internal joint liability; while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shareholders’ compensation liability include the flowing: the resolution on reduction of capital is valid, the company violates the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the company cannot pay off debts thus makes the creditors’ rights impossible to realize, and the subjective fault of shareholders.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compensation is the amount of capital reduction, and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includes the amount of capital reduction and interes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607    
  

一、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1期刊登的“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诉江苏博恩世通高科有限公司、冯军、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下文简称“德力西案”),[1]系“公司减资纠纷”的典型案例。该案原告德力西公司与被告江苏博恩公司2011年3月签订《电器电工产品买卖合同》,约定江苏博恩公司向德力西公司购买若干电器设备,合同总金额为111万元;合同同时载明质量标准要求、卖方对质量负责条件及期限、保质期、支付货款期限及方式等。合同签订后,德力西公司依约交付了设备,江苏博恩公司向德力西公司支付货款33.3万元,尚欠77.7万元待付。此后,江苏博恩公司在未通知德力西公司的情况下,于2012年8月和9月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减少注册资本1.9亿元(控股股东冯军的认缴额2700万元,实缴额1.63亿元)。[2]减资后公司累计注册资本额为1000万元,冯军不再具备股东资格,上海博恩公司出资700万元,陈芹燕出资300万元。江苏博恩公司随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在报纸上发布减资公告,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由于江苏博恩公司减资前尚结欠德力西公司77.7万元货款,未清偿亦未提供担保,德力西公司遂以江苏博恩公司、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为共同被告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江苏博恩公司向德力西公司支付货款77.7万元,判令上海博恩公司、冯军在减资1.9亿元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的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除要求上海博恩公司在减资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的欠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以外的诉讼请求。德力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支持了德力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上海博恩公司亦在减资1.9亿元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结欠德力西公司的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江苏博恩公司的股东上海博恩公司、冯军是否应在减资范围内共同对江苏博恩公司结欠德力西公司的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从两审判决结果观之,要求冯军对江苏博恩公司结欠德力西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存争议;有争议者,乃上海博恩公司是否应对德力西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改弦易辙,明令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共同对江苏博恩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2012年减资完成后,冯军实际已退出江苏博恩公司,德力西公司依然要求其对江苏博恩公司的负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何在?二审改判上海博恩公司、冯军在1.9亿元的减资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又是为何?详查一、二审判决书,一审对不支持上海博恩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理由语焉不详,二审对支持冯军、上海博恩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理据亦含糊其辞。此外,另与本案争点密切关联的三项问题亦需释明:(1)江苏博恩公司仅在报纸上公告了减资结果,而未通知已知债权人德力西公司,“在报纸上公告”能否代替“通知”义务?《公司法》177条第2款“通知债权人”和“在报纸上公告”究竟系何关系?(2)冯军和上海博恩公司共同在减资1.9亿元范围内对德力西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责任的性质为何?(3)德力西公司未诉请利息赔偿,其能否诉请减资额的利息赔偿?在完全认缴制背景之下,各地法院受理减资纠纷案件呈剧增态势。[3]无论在解释论和立法论上,研究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当前公司法解释学(教义学)尚欠发达的情况下,“德力西案”亦深具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

二、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类型及后果

(一)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类型

1.未履行通知义务。根据《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实践中,有公司减资时既不直接通知(已知或应知的)债权人,亦不以报纸形式公告,公然违背减资的程序规定。在“浙江海特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与吴宣丹、蒲文勤保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的股东虽然出具了《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声称公司已将减资情况按程序通知了所有债权人,且无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债务担保,但公司并未依法将减资情况专门通知债权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4]在“江西远洋运输公司与DAC中国特别机遇(巴巴多斯)有限公司、福建宁化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福建宁化蛟龙水泥有限公司债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减资既未通知原债权人,也未通知转让后的任何债权人,违反了公司减资的程序规定,致使债权人丧失依照《公司法》规定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5]在“耿放诉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未依法定程序减资,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的唯一股东为公司违法减资未通知债权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应就系争债务向债权人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

2.通知形式不适当。这种情形系指虽有履行通知义务之事实,但通知形式不符合要求。主要表现为:(1)以公告代替通知。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最集中的表现即为以“公告”代替“直接通知”。[7]《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之内在报纸上进行公告。此处“通知”和“公告”用“并”字连接,表明二者非择一关系。此处“通知”和“公告”系针对不同类型债权人,“通知”针对的是已知且能取得联络方式的债权人,“公告”针对的是无法联络上的债权人和不特定潜在债权人。公告作为一种拟制通知方式,是对直接通知的补充和完善,只有在无法直接通知时,公告才被作为一种替代方式使用。[8]如果能够通知而未采用直接通知方式,事后以公告为由进行抗辩,不仅有违债权人利益之保护,亦不符合《公司法》第177条之本义。在“钟丹东诉上海杰之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减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到330万元,在作出减资决议时对债权人向其主张债权已明知,公司仅在报纸上进行公告,对已知债权人,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告知,致使债权人丧失了在公司减资前要求其偿还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9]在“董秀珍、江文中、夏春成诉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博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成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仅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不构成对已知债权人的通知;公司主张曾口头通知债权人减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债权人对此不予认可,应认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没有履行通知债权人的法定程序。[10](2)公告但未起到通知效果。《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仅要求在减资决议作出之日起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对于报纸的级别、影响力均未置明文。实践中有公司虽采用了报纸方式公告但却未起到通知的效果。在“辽宁恒利通拍卖有限公司与济南亨通制笔有限公司、济南制笔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及公司的股东未将减资事项直接通知债权人,所发公告媒介系地方发行的《济南日报》,使相关意思表示客观上无法到达区域外的债权人(债权人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起不到广而告之的效果。[11]在“圣鹰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对拖欠债权人的欠款是明知的,但其仅在南京市本埠报纸《南京晨报》刊登了减资公告,而债权人的住所地不在江苏境内,债权人无法知晓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事宜,实为未依法采取及时、合理、有效的方式告知。[12]

(二)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无论未履行通知义务抑或通知形式不适当,均构成对《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违反。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有二:

1.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被阻却。根据《公司法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第177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在接到通知书或未接到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的法定期间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德力西案”二审法院认为,江苏博恩公司仅在《江苏经济报》上发布了减资公告,未就减资事项直接通知德力西公司,使德力西公司丧失了要求江苏博恩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13]笔者认为这一认定值得商榷。公司减资通知债权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债权人能及时行使救济权,如因公司违反通知义务而丧失救济权,与《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相悖。无论公司减资是否违反通知义务,债权人的救济权都始终存在,只是违反通知义务时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被临时阻却,不能及时行使。此处的“提前清偿”即加速到期的意思,只要公司减资完成,无论债务是否届期均一概视为届期。若公司不提前清偿即构成违约,债权人可诉请强制履行或损害赔偿。债权人有权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亦非学者所理解的立法赋予给债权人的异议权,异议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其根本特点是可以阻止减资行为的履行,但是《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无此法律效果。[14]

2.债权人获得对股东的追偿权。虽然公司违反通知义务时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仅被临时阻却,债权人依然能够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但是,公司减资纠纷往往因减资导致公司责任财产严重减损并危及债权人利益。在公司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时,司法裁判一般会基于保护债权人的立场,要求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债权人获得了对股东的追偿权。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系由公司减资的特点所决定。公司减资乃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因何减资、何时减资、如何减资取决于股东意志。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作为减资决议的实际参与者,对公司减资的时间、地点、原因、表决过程、通知债权人等事项不可谓不清楚。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主观上存在疏忽或过错,债权人可诉请股东在减资数额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司法理据

“德力西案”二审缘何判决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共同在减资1.9亿元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结欠德力西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次减资实际减掉了控股股东冯军的出资额,上海博恩公司减资前后出资额不变,此次减资与其无直接关联,支撑二审的正当性基础为何?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要求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存在着充足的正当性基础——资本维持原则。

维持(maintenance)在汉语中的意思为“保持使继续存在”。《牛津英语字典》中解释为“保持、维护、持续地处于强有力的、有效的或免受损失或减损的状态”。[15]资本维持意味着公司保有其资本,免受损失和减损。所谓资本维持(充实/拘束)原则,系指公司从设立至解散期间,应经常保持至少相当于公司资本额的财产,以具体财产充实抽象资本之原则。[16]此一原则旨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17]无论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国家,资本维持原则一向被公司法学者奉为公司资本制度设计的圭臬,[18]对公司资金的筹措、累积和运用均具有深远影响。[19]

在德国,资本维持原则主要体现在《德国股份法》第57条“禁止退回资产”、第71条“限制股份回购”、《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0—33条“禁止资本返还及限制回购股份”等规定。[20]德国学者认为,资本维持作为一种预防保护措施,旨在保护原始资本金额范围内的股东财产,以免公司将其分配给股东。[21]法律保护公司资产在原始资金范围内免遭股东的侵害,这一分配阻却机制被称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支柱和核心。[22]英国的资本维持原则在19世纪末以判例法形式确立了资本使用的两个限制:(1)资本只能由公司来追求交易目的;(2)未经法院同意,资本不得返还给股东。股东缴纳的资本只能用于公司交易目的,除公司所有债权人都获得清偿后的公司清算外,在未对债权人提供特殊保护的情况下,资本不得(非法)返还给股东。[23]大多数欧盟国家亦采纳了相似原则。[24]日本学者认为,资本维持原则指法律对资本金额的维护,防止资本非法分配或抽回。[25]《日本公司法》第445条第1款规定,股份公司的资本金额,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指设立或发行股份成为股东者,向该股份公司已缴纳或者交付的财产额。资本维持为法律对于公司中股东权益抽回的管控。[26]《日本公司法》第447条规定,资本金额减少原则上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第449条规定股份公司减少资本金或公积金时(将减少的全部或者部分公积金转为资本金的除外),该股份公司的债权人可对该股份公司就资本金等的减少陈述异议。[27]韩国公司法理论和立法亦存在资本维持原则。按照韩国公司法学者李哲松的解释,资本维持原则并不禁止公司经营中的损失资本,只是禁止通过资本交易,使公司财产不当流出,如依资本交易流出,主要是流到股东处。因此,该原则又被形象地称为防止资本流向股东的“防水墙”。[28]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资本维持的理解基本一致,即要求公司维持相当于资本额之财产。[29]有学者将资本维持分为形成中和形成后两个阶段。[30]形成中的维持主要是公司资金进入公司的安排;形成后的维持系资金运用限制之制度安排,旨在限制公司取得的资金不得外流,如禁止任意返还给股东,不得实施承担无限责任的转投资行为、禁止贷予资金给他人等,以及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时,优先保护债权人,如股份回购禁止、法定盈余公积金的留存和无盈余不得分配原则等。[31]

综上,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为:该原则虽不禁止公司经营中的损失资本,但公司不得向股东非法返还/回资本;股东出资一旦完成,即成为公司的财产;在未给债权人提供特殊保护的情况下,原则上禁止/限制资本的返还。有学者曾精辟地指出,资本维持原则之本质是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免受股东有限责任引发的外部风险的回应机制。[32]长期以来,我国《公司法》严格恪守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立法借助一系列否定性规则群建立起严密的债权人保护体系,如抽逃出资禁止规范、公司转投资和对外担保限制规则、利润分配限制规则、股(权)份回购和减资程序限制规则。可以说,我国整个公司资本制度体系立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基础之上。公司减资规则作为资本维持原则下的子规则之一,在贯彻资本维持原则要求上自不待言。我国《公司法》第177条明确当减资违背法定程序并危及债权人利益之时,就需要严格限制并保证公司减资前后的责任能力相当,以使债权人免受减资之害。

“德力西案”中江苏博恩公司经2012年8月和9月两次减资,在未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德力西公司亦未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直接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亿元减少到1000万元,减少了公司95%的责任财产。控股股东冯军减少1.9亿元的认缴资本,经此次减资后冯军退出了公司。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在明知江苏博恩公司有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一致同意减资并以向工商登记机关出具与事实情况不符的说明方式骗取变更登记,致使江苏博恩公司减资得以完成。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在减资过程中主观上存在明显的故意,并造成了公司资产非法返还给股东的事实,严重违背了资本维持原则。

四、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

“德力西案”二审指出,我国法律虽未规定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时股东的责任,但是可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文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加以认定。之所以类推适用,系由《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逻辑结构缺陷所致。《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仅以“命令式”语句形式要求公司减资后通知债权人并且公告,未明确违反通知义务之法律后果,导致司法实践中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呈现相当混乱的状态。

(一)既有的三条裁判进路

1.《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之规定。绝大多数案件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均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抽逃出资”之规定。在“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与如东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上海恒德置地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减资行为虽不属于抽逃出资,但因公司资产减少弱化了公司的责任能力,影响到公司债权人利益,故股东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减资程序,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性质,减资股东应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3]在“湖北银行南湖支行与吴某、郭某等人公司减资案”中,法院认为,公司不当减资实质是股东不适当收回出资,若公司的减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可以比照公司法股东抽逃出资相关规定处理,公司股东应当在减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4]在“曹军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公司减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曹氏公司股东曹军在明知公司对外所负巨额债务未清偿的情形下,仍通过股东会决议减少注册资本,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本质上造成了同抽逃出资相同的后果。在立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应比照抽逃出资责任,来认定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债权人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5]

2.《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之规定。亦有部分法院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之规定裁判。在“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诉张静公司减资纠纷案”中,原审法院认为,公司通过减资免除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减少了公司对外偿债能力,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之利益,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瑕疵减资的股东责任,法律未明确规定;减资分实缴出资减资和认缴的未出资部分减资,前者减资后股东可以取回出资,后者股东可以免除认缴的未出资义务,如果减资程序有瑕疵,前者可比照股东抽逃出资,后者可比照股东未出资的法律后果。[36]在“焦克亮与陆世权、张雪光等公司减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公司减资时,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正处于法院强制执行期间,然而公司既未清偿债务亦未通过发送书面通知等形式通知债权人,仅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应认定其未依法向债权人履行告知义务,且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受到了减资行为的侵害,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之规定,公司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7]

3.《民法通则》侵权责任之规定。还有个别案件要求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未言明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或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34条第1款第(七)项要求股东承担侵权责任。在“滨州市资产管理经营公司与韩洪亮、崔旗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的减资行为虽经股东会作出决议并进行了公告,此后也进行了减资登记,但未严格按照《公司法》第178条(现第177条)减资程序之规定通知债权人,致使债权人无法行使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故该减资程序不合法。但在诉讼中相关六名股东分别退回了其所收回的资金,使公司承担民事责任财产恢复到了减资前的状态,并未实际影响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故不再支持债权人要求该六股东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38]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二)请求权基础之确定

上述三条裁判进路均采用了类推适用方法,究竟何者才是“德力西案”及类似案件的请求权基础?所谓类推适用,乃是在特定案件缺乏法律规定之时,法官比照援引与该案件类似之规定,以为适用。[39]系将法律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似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与法律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似的构成要件(B),转用基础在于二者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类似,因此应当对二者作相同的评价。[40]作为一种法律漏洞填补方法,类推适用以类比推理的逻辑方法为基础。[41]在这一推论过程中,还要将系争案型的事实要件与将要援引的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价值上类似性的评判,以确认二者立法目的具有一致性。[42]因此,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类推属于或然性推理,介于“同一”和“差异”之间。[43]类推适用绝非简单之逻辑推论,而系“比较”之结果。[44]

1.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的妥当性。具体就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股东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而言,类推适用时就要详考《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13条第2款及《民法通则》侵权责任之规定与减资违反通知义务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在“构成要素”上的“类似性程度”之高低,程度越高者就越适合作为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比较而言,《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在责任基础、责任主体、法律后果、案件类型方面的“类似性程度”要明显高于《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之规定,宜作为股东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

第一,责任基础的统一性。股东抽逃出资被认为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对债权人的威胁较大,当股东抽逃出资使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越过”公司诉请股东及利害关系人承担赔偿责任。[45]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之所以可以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规范,由股东及利害关系人在减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亦因公司减资导致公司资本(产)非法(不当)的返还给了股东,客观上减损了公司的责任财产和责任能力,违背了资本维持原则这一公司资本制度体系的“支柱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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