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网约车监管制度的反思理性法设计
【英文标题】 Reflexive Law Design of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Supervision System
【作者】 丁延龄【作者单位】 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法哲学【中文关键词】 网约车监管;互联网经济;反思理性法
【英文关键词】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internet economy; reflexive law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9)03-0064-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64
【摘要】

我国网约车监管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存在下列问题:首先,网约车监管的巨大信息量和工作量使政府部门不堪重负;其次,对于预防性监管,政府部门往往缺乏热情;再次,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变大;最后,政府和网约车企业之间缺乏缓冲,政府将与网约车企业共同分担风险。针对上述问题,程序导向的反思理性法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制度设计思路。反思理性法追求的是受规制的自治,即主张通过对被监管者的内部决策和外部协调机制的矫正,实现社会公共责任的内化,社会主体内部管理体系的重塑才是元层面的监管策略。重新设计网约车监管制度对于公共安全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监管体系的核心则是以安全为目的的网约车企业管理体系。

【英文摘要】

There is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gulation of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in China, these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the existence of subordinate problems: firstly, the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workload of the supervision make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verwhelmed;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ten lack the motivation for preventive supervision; thirdly, the possibility of power rent– seeking would increase; finally, the government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supervision, which means the lack of buff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etwork car-hailing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share the risks with the companies. The reflexive law theory, because of its procedure-orientation strategy and the pursuit of controlling self-regulation, offers a meaningful way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The theory advocate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public responsibility by correcting the internal decision -making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supervised.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reflexive rational law, the remodeling of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social subject is the meta-level supervision strateg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esig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The core of this regulatory system is the security-oriented network car-hailing management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611    
  

黑格尔曾指出,“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1]上述论断同样适用于网络时代,网络经营者亦往往侧重于强调“技术手段的经济意义,而忽视技术手段的道德意义”。[2]因此,网络技术归化至关重要,“技术归化实际上是对技术应用所进行的社会选择过程,表现在网络发展进程中则是对网络工具的社会选择与引领作用”。[3]网络技术归化的基础是价值共识,在法治社会中,这些共识体现为一系列基本法律价值(理性、秩序、自由、平等、安全、公平、正义、尊严等)的平衡(在社会效益的层面上,最终表现为创新与公益的平衡),上述平衡的实现需要倚重法律的介入,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应当如何介入和引导,这涉及法律规制技术的选择。任何监管形式的基本目的都是特殊性与伦理性的统一,即迫使被监管者在追逐内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关注自身的公共责任。传统的政府监管策略是垄断监管权力,运用国家强制力和法律制裁的威胁,迫使被监管者关注私益和公益的平衡,但纯粹外部的强压也会遏制社会主体的创新能力。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其目的就在于释放社会的创新潜能。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则专门针对“互联网+”所产生的新业态,提出了包容监管的思路以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并推动传统产业重塑。网络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所产生的诸多新业态要求政府创新监管思路并建立能够有效融合自律、他律、互律的协同治理机制。[4]唯有如此,方能在降低政府治理成本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网络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创新和公益的平衡。

一、网约车法律监管的几种思路

网络预约出租车是“互联网+出租车”所产生的共享经济新业态。共享经济的基本模式是通过P2P平台为供需各方提供信息服务进而打破供需信息壁垒,从而在服务或商品供给者与有需要的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因此,网络共享经济的优势是能够节省供需双方彼此搜寻的成本,提供更为快捷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消费体验。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供需双方是面对面的在场模式,消费者可以获得关于商品、服务以及供给商的直观信息,并可以据此做出更理性的判断。而在网络共享经济模式下,双方都是线上信息互动,交易只能依靠信任机制,信任的来源主要包括:对网络平台公司及其提供信息正确性的信任;基于以往的消费评价和记录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对这些商品或服务提供者产生的信任。问题在于,共享经济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必须允许“大量非专业人员进入以建立一个庞大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蓄水池’”,[5]而对于这些非专业人士的审核和监管,则成为关系消费者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基础性任务。作为一种重要的网络共享经济形式,网约车同样存在安全隐患。除此之外,网约车的发展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例如与传统出租车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对城市交通拥堵的负面影响、网约车平台公司谋求市场垄断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网约车司机的人身和权益保护等问题。[6]鉴于网约车经营所存在的一系列隐患,各国于2014年左右开始对其进行治理。

网约车是在传统出租车服务质量和服务形式难以满足乘客需求的情况下,由私家车普及和互联网发展相结合的新经济形式。上世纪中后期,在“Uber”“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公司出现之前,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和油价上涨带来的出行成本增加问题,美国就曾出现过车辆分享出行的经济现象,例如40年代的汽车分享俱乐部和70年代的私家汽车节油运动。[7]因此,对于此类汽车共享行为,美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监管经验。

2014年之前,面对网约车这一网络经济时代新生事物的迅猛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基本没有介入和管制。在我国,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之前,我国网约车也处于一种无管制的野蛮生长的状态。与此相适应的是,网约车的合法性问题也始终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并在一些城市遭遇了传统出租车经营者的激烈抵制。

随着网约车的负外部性影响逐渐显现,政府监管在所难免。但是,政府监管的形式有所差异,其中一种监管思路是网络预约出租车与传统巡游出租车应当接受同等规制。例如在“Illinois Transportation Trade Association v. City of Chicago”案的一审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就认为,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并无显著差异,芝加哥市政府未能对网约车公司与出租车公司适用同样的法律规制,有违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8]在我国,随着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8年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文件的出台,整体上也是采用同等规制的思路,政府将对传统出租车经营者的监管模式直接套用到网约车经营的监管上,并完全承揽了网约车经营的行政许可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对于网约车经营还存在另一种监管思路,即对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实施分类管制。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新的交往形式往往意味着新生业态进入市场,此时也往往是产业升级的良好契机。针对新旧业态分别制定不同的管理规则,往往有助于新业态的发展和旧业态的重塑。如前文所述,随着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我国网约车经营在市场准入、司机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与传统出租车经营一样需要接受政府的全面监管。但两者还是有一些局部性差异,例如传统出租车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网约车运价则实行市场调节价,但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10]这种差异性规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持网约车经营的价格优势,保持其市场竞争力。根据210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开展“互联网+”行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推动传统产业的重塑。也就是说,传统出租车公司要么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方向发展,要么就要接受可拥有的市场份额日益萎缩的事实,甚至承担完全被市场淘汰的风险。目前已经出现这种趋势,部分出租车司机开始在使用滴滴软件,传统出租车公司也在建立自己的网络预约平台,只是受限于优惠力度和宣传力度,尚无法与“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公司竞争。

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二、我国网约车法律监管的特点与问题

按照前文所述,网约车法律规制的发展轨迹高度还原了现代法律发展的一般进程,也经历了形式理性法的谦抑立场到实质理性法的干预立场的发展过程。形式理性法强调法律系统的中立,宽容市场主体的自治和创新能力,其内在合理性体现为法律的形式化和独立性。而实质理性法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和政府对市场的宏观干预而出现的,在这一阶段,法律的关注由自治走向干预,其功能定位是通过法律规制克服市场主体追逐内部利益最大化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以图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11]但是过度干预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社会主体的积极性。

(一)我国网约车法律监管的特点

从我国网约车监管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网约车的负外部性(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稳定、乘客安全、司机安全、城市交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需要来自法律的外部压力方能够克服;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网约车经营者继续保有价格优势,带动传统出租车行业的重塑,同时提升乘客的消费体验。如前文所述,根据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基本上是将对传统出租车的监管模式直接套用到对网约车的监管,两者之间有意义的差异仅仅在于传统出租车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而网约车则主要实行市场调节价。根据目前的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对网约车的监管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一个是事前监督,即对网约车经营的行政许可;一个是事后监督,即对已经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已开展网约车经营业务的经营者及其司机的服务质量和信誉进行周期性考核。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全面而直接地承担了网约车的监管和考核工作,这种监管体制属于比较典型的实质理性法的制度设计。《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指标主要包括企业管理指标、信息数据指标、安全运营指标、运营服务指标、社会责任指标和加分项目。与传统出租车企业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指标相比,网约车平台公司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指标多了一项信息数据指标,而企业管理指标则缺少了对驾驶员聘用、培训教育等方面情况的考核要求。也就是说,企业管理体系的考核并未受到重视。但事实上,在所有考核指标中,其他指标所涉及的问题都与企业管理直接相关,只有企业管理体系完善了,其他的指标才能实现。因此,最核心的恰恰应当是管理体系考核,而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考核则涉及法律监管的反思理性法形式。

整体而言,我国网约车监管具有如下特点:政府全面承担网约车监管和服务质量考核工作;在网约车的监管和服务质量考核标准体系中,网约车企业管理体系的考评并未受到重视;网约车企业和司机的服务质量考核标准中有一些政策性标准,如社会责任指标(维护行业稳定情况、政府及部门表彰奖励、社会公益、新能源车辆使用等情况);由于缺乏管理体系的考核,网约车的监管和服务质量考核不可避免地具有片段化和条块化的特征,网约车企业的自我监管机制难以启动。

(二)我国网约车法律监管的问题

我国网约车监管的上述特点,相应地决定了我国网约车监管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网约车监管所需要的巨大信息量会使政府部门不堪重负。不同于传统出租车,网约车经营需要降低门槛允许大量专业和非专业的、全职或兼职的司机进入。对于政府而言,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许可以及后续每年一次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都需要巨大的信息量和工作量,因此政府监管将主要依靠网约车企业自己提交的信息,而难题在于如何确保其提交信息的准确性。其次,难以确保政府在如此繁杂的监管工作中保持积极性。事情很容易走向老路子,即只有发生了社会关注的重大网约车案件(如乘客或司机被杀害),政府监管才会积极介入,而预防性的监管热情则往往很难被调动。再次,政府独立承担网约车监管的任务,导致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增大。最后,政府直接负责监管也意味着政府将与网约车经营者共同分担风险。由于在政府和网约车经营者之间缺乏缓冲,万一出现安全问题,政府也将首当其冲地成为舆论指摘的对象。

如前文所述,法律监管的目的在于警示被监管者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形式理性法基本无能为力,实质理性法虽然主张通过强力将政治系统设定的固化的社会目标或标准强行输入市场以迫使监管行为符合政治预期,但国家强力的威慑在面对经济诱惑时经常不堪一击。马克思曾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变得胆壮起来,甚至可能会不顾一切法律和刑罚。图依布纳认为,一种新的法律理性形式即反思理性法可能有能力为我们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监管思路。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种法律理性不同的是,反思理性法是程序导向的,其追求的是程序规制之下的自治。按照图依布纳的思路,反思理性法试图通过社会系统的内在决策程序以及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结构的设计达到对社会进行抽象和间接规制的目标,即试图通过对社会主体的内部管理体系和外部协调结构的重置来实现社会主体的自我规制,以确保它们的决策和经营过程能够持续和积极地考虑社会公共责任。[12]也就是说,程序导向的反思理性法谋求的是一种元层面的管理和组织结构的规制,致力于社会主体的自我反思和学习能力的提升。之所以被称之为反思理性法,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因:首先,它体现了法律系统在复杂社会中对自我功能的反思和定位;其次,它指明了法律对其他社会系统的自我反思机制的支持作用;最后,它体现了一种更为抽象的社会控制手段,即通过为不同社会系统的内部决策和外部协调提供制度性指导,实现社会主体对公共责任的可持续性和创造性的自我反思。

三、反思理性法的理论逻辑和制度实践

(一)反思理性法的理论逻辑

图依布纳反思理性法的理论溯源可见于韦伯、哈贝马斯、卢曼、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其中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对其影响尤甚。在卢曼看来,在充分复杂和日益分化的社会中,不同层次社会系统的自创生性将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事实。社会次级系统的基本构成元素不是个人、权力或资本,而是沟通。对于社会次级系统而言,其他的社会系统构成了外部环境,来自环境的压力和信息只能作为启动系统内部沟通循环的诱因,每一个社会系统包括法律系统,都是在自我沟通循环的基础上理解和建构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即通过自身内部之互动而再生产自身的构成要素,从而实现自创生性。在此意义上,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秩序,而是其他社会系统自身理解界定了法律的规范预期。这意味着,面对多重社会次级系统的自治和规范闭合,任何一种系统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将法律系统的理性强加于其他领域,将构成对其他理性的破坏。盖当系统发展出高度的自主性可以排他性地回应自身时,系统彼此之间无法直接影响彼此,而只能相互地启动自我规制过程。[13]面对这一现状,卢曼认为,增加法律的抽象性将是一种可能。换句话说,只有尊重其他社会次级系统的自创生性的界限,法律监管才能称之为成功:一方面,要避免社会过度法律化;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法律过度社会化。来自法律的规制一方面必须不致破坏其他社会系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系统很难发展出足够的外部性,必须有法律规制以避免其完全回退到自我封闭的危险。在此基础上,图依布纳提出了反思理性法的可能,不同于实质理性法,反思理性法不再致力于对其他社会系统直接强加实质性目标,反思理性法的策略是间接地对其他社会次级系统的自我规制过程(内部管理结构与外部协调机构)进行控制,以确保社会系统的内部决策和外部交往行为能够对自身决策或行为的社会影响保持理性、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8761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