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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
【副标题】 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
【英文标题】 Damages of Symbolic Legislation to Functions of Criminal Law
【作者】 刘艳红【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风险犯罪;安全;象征性立法;刑法功能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7)03-0035-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35
【摘要】 受全球化风险社会影响,我国二十年来刑事立法为了应对日益突发的各类风险,也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象征性立法。为了回应国民的“体感治安”,民众的安心感成为晚近以来恐怖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等新型风险犯罪的立法理由。象征性立法因过多地服务于安全目的而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因谦抑不足而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执行不足而损害了刑法的实用主义功能。在风险抗制与刑事治理的紧张关系之中,宜尽量恪守自由刑法的法治特质;刑法相对于其他法的关系应处于“被动式”地位,在站位问题上,属于最后序列。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761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至当下被称为“风险社会”的社会,社会结构的变革带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巨大影响和变化。法律作为人类控制社会矛盾的手段,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刑法作为所有法律手段的最后手段,其立法定位与性质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契约与自由为基础的传统刑法学地位尴尬,以风险与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刑法学全面攻城掠地。随着风险概念对刑法的不断冲击,刑法领域中的危险/风险的概念不断扩张,造成刑事立法日益凸显象征性的特征。回望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从1997年现行刑法的施行到九个刑法修正案的颁布,可以说,中国刑法在尚未完成自由刑法所赋予的法治国自由与人权保障任务的情况下,即已匆匆转换角色步入安全刑法与预防刑法的新境地。如何面对社会结构与法律变革对刑事立法所带来的影响,并评价我国刑事立法的得与失,总结二十年来刑事立法的经验,是当下我国刑事法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一、象征性立法:现代风险社会刑法的应对趋势
  象征性立法是现代社会各国刑事立法的共同趋势。自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的命题以来,风险社会便成为当代社会学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贝克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1]传统农业社会带给人们的安全感被工业化高科技发展席卷而去,网络的发展使世界日益全球化;风险社会也因此成为全球“风险网络体”,世界各国对风险与风险社会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几乎波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2]在自然科学之外的领域,催生了诸如风险政治学、风险社会学、风险心理学、风险法学等各交叉学科。风险法学企图通过设立各种法律规范抗制风险,阻止或预防风险的发生,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全目标。各国治理风险最重要的法律手段是公法,刑法作为公法体系中最严厉和最具惩罚性的法律,便率先披上了抗制风险的战袍,被各国立法者频繁使用,风险刑法概念由此产生。风险刑法的最重要方法是,将风险概念刑法化并纳入刑事立法轨道,通过象征性立法来抗制风险。
  “象征性立法(symbolishche Gesetzgebung)”概念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及瑞士学者关于立法理论的分析。立法的正当性何在?一部法律除了具备程序合法等形式正当性,还要求具备实质正当性。瑞士学者皮特·诺儿(Peter Noll)指出,立法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出一套解决纠纷的理性方法,[3]而不仅仅是立法过程的正当性。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金德曼(Harald Kindermann)指出,一部法律被赋予的意义在于,立法本身必须要以“目的为导向(zweckgerichtet)”,立法者总是试图让法规范发挥所预设的规制效果以及体现其背后的政策重点,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的,“符合此等条件的立法结果应具有积极影响特定社会活动事实的能力,而让社会导向正面的发展”。[4]德国学者克雷姆斯(Krems)指出,如果立法只是为了作一份“规范申明(Deklaration der Normen),其规范的目的只是国家期待在社会大众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法与不法意识,实质上并不想影响任何个人的行为取向”,那么这样的立法就是“象征立法(symbolishche Gesetzgebung)”。[5]可见,象征立法传递的是立法者在特定时空与社会背景下对于社会问题的情绪或者价值偏好,而并不发挥“实质的规制效果”;[6]在此,法只是形式意义的存在,而立法者只是“为了单纯满足社会期待,通过不断修改刑法宣示国家已经着手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来抗制风险,并逐步将公众所认为的风险纳入象征性立法的法规范体系之中”。[7]由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这决定了象征性立法都是建立在“此种立法或许可以消除或者抗制可能发生的风险”这一逻辑基础之上的,因此,象征性立法重视的是对犯罪的积极预防,通过刑事立法拦截风险以防范未然;是事先预防,而不是针对法益侵害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进行惩罚。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Claus Roxin)一针见血地指出,象征性刑事立法“不是服务于法益保护。对于保障和平的共同生活不是必要的,但为了谋求刑法之外的目的,就像安抚选民或者表达国家自我姿态的法律规定”。[8]
  可见,象征性立法最大的特点是,立法是一种对犯罪施以威胁的姿态或情绪。象征性立法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此种立法不追求刑罚规范的实际效果,而更多的只是为了表达立法者的某种姿态与情绪、态度与立场。
  如德国扩大修改《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煽动罪,规定对纳粹整体的国际刑法上的罪行公开地或者在集会上予以赞同、否认或者粉饰的,构成煽动罪,这被认为是象征性立法的典型例子。因为,纳粹行为已属历史,完全或者部分否认历史事实,不承认犯罪,并不损害当代活着的人们的共同生活。该条设立的意义在于,表达德国对于纳粹时代不隐瞒不回避的态度。[9]对于立法者而言,某项立法的颁布重要的不是实际有效地控制某种犯罪,而只是出于政治或政策层面的考虑,对国民所关切的某个领域的安全问题作出必要的应急反应;它们体现的是立法者对国民渴望安全心态的安抚,以及通过快速反应体现出国家与民众同在的姿态,这种姿态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取得国民认同的心理效果,并为国民营造出安全感。另外,修改强奸罪的立法举措则是德国象征性立法新近的典型例证。2015年12月31日,以大教堂闻名的德国西部重镇科隆爆发了一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性侵案。上千名醉醺醺的男子在科隆火车站对女性进行调戏、性侵和抢劫,事件发生后,多名妇女在科隆大教堂前集会示威,抗议新年夜妇女遭受的巨大伤害,愤怒的声音瞬间在全国蔓延,民众对政府难民安置、社会安保及法律现状等各方面谴责严厉。《德国刑法典》第177条原规定为:“以下列方式,强迫他人忍受行为人或第三人的性行为,或让其与行为人或第三人为性行为,处1年以上自由刑:1.暴力,2.以对他人的身体或生命立即予以加害或威胁,3.利用被害人由行为人任意摆布的无助处境。”据此,“任意摆布”这一实质要件成为德国刑法中强奸行为入罪的关键。德国联邦法院(BGH)2012年的一起强奸案判决显示,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没有被德国最高院认定为“表现出强烈的‘不’的意识”,比如没有哭喊、逃避、反击等,是无法被认定为达到“任意摆布”程度的。[10]在刑事诉讼阶段,被害人必须就控告构成强奸的罪行做出自我辩护,仅仅说“不行”是不能给被控强奸者定罪的。可见,德国刑事司法对强奸罪认定标准非常之高。在科隆性侵案后,民众的愤怒也转向对强奸罪严格规定的不满,德国政府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决定修改相关规定。2016年7月7日,德国议院通过了刑法修改案,扩大了强奸罪定义,在刑法第177条中增加“不就是不”条款(NeinHeisstNein),亦即,根据受害方行为和语言,“说‘不’意味着没有自愿,也就可以判为强奸”。[11]这意味着,今后德国认定强奸罪,无须要求被害人行动上的自卫性反击,哪怕只是言语上的不愿意,也可以给被控强奸者定罪;这包括那些类似于科隆性侵事件中突袭式的“团体性侵犯”,因为这类性侵中被害人无法预料来不及判断也因恐惧未能说“不”,此时也应理解为被害人有“不”的意识。然而,由于此次修改,对于强奸罪之前即已存在的老问题,例如如何认定究竟是“不”还是“自愿”,并无多大帮助,同时对于修改之后引发的新问题诸如什么是“团体性侵犯”等又未能解决。因此,虽然德国法律已经做出了对于科隆性侵案的回应,“然而法律专家估计新法通过后,情形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为受害者不愿重温性侵事件,更不愿将事情公开化,再加上很少能找到目击证人,因此取证难度大,导致法庭上经常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难以定夺。这也显示了法律功能的有限与无奈”。[12]德国此次修法充分体现了象征性立法的特点:安抚国民、回应社会以表明政府确保国民安全的姿态,但无论是否修改和如何修改,往往都无实效。
  日本刑法也是如此。一直以来,日本刑法只处罚法益侵害行为是其基本原则,“但是,近年来刑事立法的一个特征是,将国民存在不安的行为,广泛地作为刑罚处罚的对象,存在给予国民安心感的倾向”,[13]从而也开始向象征性立法的方向发展。2013年12月13日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即为适例。2013年1月阿尔及利亚人质事件中有10名日本公民死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涉及人质被困及解救的“情报错综复杂,而且没有可靠的情报”。事件结束后日本自民党认为,“由于日本没有足够充分的法律保护重大机密信息,存在别国政府拒绝提供情报给日本政府的情况”,所以才导致未能成功解救人质。日本政府认为“其他国家觉得我们嘴不紧,所以不愿意把情报告诉我们”,[14]既然这样,不如通过国内法管紧自己的嘴巴;同时,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机密信息都给予了特别的法律保护,这也是对国家安全与本国国民负责的体现。为此,日本政府颁布了《特定秘密保护法》。该法规定,国家公务员泄密将被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合谋者和教唆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内阁允许后,特定秘密的保密期限可长达60年。该法的颁布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打击非法泄露本国信息以确保国家与国民安全的姿态,并对泄密行为体现出强烈的不满与谴责情绪,以及对国民受伤心理的精神安慰。事实上,此类事件发生概率极低,阿尔及利亚事件也已过去,该法的颁布对此已于事无补,它的实际目的只是绥靖有权者的感情、粉饰国家的形象等。因此,这一立法被日本学者认为是象征性立法。
  日本最近出现的象征性立法则是针对熊本大地震中的盗抢行为而修改盗窃罪的例子。2016年4月,日本熊本发生7.3级大地震,共有47人遇难,1000多人受伤。在大地震中,熊本县灾区已经发生了多起盗窃事件,一些受灾者的家庭和公司遭到盗抢。2016年5月10日,“针对日本熊本大地震中,出现了针对商店、超市的抢夺、盗窃和抢劫犯罪,立法者认为,针对没有任何防备的受灾者实施盗窃行为,要比一般的盗窃更加恶劣,犯罪性更高,可以说是非难性更强的行为。因此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这种行为和一般的盗窃行为进行对比,进而类型化为‘灾害时盗窃罪’,设定更加严厉的刑罚”。[15]这一立法,就是为了安抚在自然灾害中受盗抢行为二次伤害的日本国民的无助与痛苦的心理,同时也是日本政府急于表明国家对此类行为的立场与姿态。此外,日本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2000年的《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与《骚扰规制法》等法的规定也都存在着象征性立法的问题。
  象征性立法对国民精神创伤的安抚性功效,在功利主义社会之中日益被立法与民众双方喜好,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象征性立法的活跃。对此种现象,德国学者温弗里德·哈塞默尔(Winfried Hassemer)指出,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在每一种令人愤慨的状态中,都把刑法作为解决生活问题的神奇武器,并且完全无限地信赖这种神奇武器的功效”。[16]每当社会中产生风险,立法者即快速动用立法资源,跟进风险推动立法制造新罪名,立法者的惩恶扬善情绪得以表达,捍卫国民安全之态度得以传递;通过这样的立法,国民获得的印象是“采取一些今天能满足公民控制需要的措施就是进行了控制,而不是只有控制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状况导致“把刑法和警察法进行的犯罪控制作为纯粹的安慰剂来接受,完全不取决于控制的有效性”。[17]通过立法,国家和民众似乎在此寻找到了实现安全感的共同途径。
  象征性立法之所以被频繁使用,原因在于风险社会下公众对于风险的心理态度。类似于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美国“9·11”、英国的疯牛病等巨大社会风险,给全世界人们心理造成了极大恐慌。互联网使世界全球化、事件可视化、传播及时化,“很容易将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传播至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许多人因此认识到风险的存在并因无法预测和控制风险而倾向于向风险制造者“采取严厉的措施,藉以回避风险,因而亦可称为风险嫌恶社会”。[18]同时,由于风险的不确定和难以预测,尤其是诸如恐怖犯罪这样杀伤力大、计划隐秘、行动迅速的风险,更会令人们生活在一种不安全与不确定感之中,从而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慌心理。民众舒缓这种恐慌心理常常会通过相互议论、媒体上暴露或者发泄自己的情绪、相互猜测或者敌意他人等等方式表达出来,这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这种恐慌被美国学者戴维·丹尼(David Denny)称之为“道德恐慌”,这种恐慌“经由媒体不断传播,造成一些明显不相当或夸大的社会反应,因而形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不安全感下的道德恐慌,它包含疑虑、敌意、舆论、不对称与反复无常”。[19]社会层面的道德恐慌直接动摇了国民对国家的信赖,国家无法视而不见。为此,较之于打击恐怖犯罪等投入与成效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的措施而言,动用国家机器行使风险控制的系列立法,无疑容易得多,此举因此成为各国应对风险的最快捷手段。民众的“安心感”或者说“国民生活的平稳”成为立法理由,这种“为了回应国民‘体感治安’的降低,试图保护其‘安心感’,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色彩要更浓一些”。[20]作为回应民众不安全的恐慌和不安,象征性立法所起到了公众情绪安抚作用,国家风险控制的表态作用,由此象征性立法似乎寻找到了立法的正当性。
  二、象征性立法: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之趋势
  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自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大规模的城镇化和飞速的工业化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也步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也许,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还不能说是也可能的确不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风险社会,但中国所面临的诸如太湖污染等环境问题、三鹿奶粉等食品问题、大规模疾病如SARS等疫情问题、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等恐怖犯罪问题逐渐增多,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些威胁社会安全的风险,我国也选择了与同德日等国极为相似的做法,即试图通过立法实现对风险的管控以摆脱风险;其中,刑事立法走在各项立法之前列,并进行了一些象征性刑事立法。纵览1997年至2017年间我国刑事立法的历程,一共颁布了九个刑法修正案,新增了59个罪名,[21]其中有些新罪名或其他修改的罪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象征性立法的特点。
  如前述,象征性立法是立法者在特定时空与社会背景下对于社会问题的情绪或者价值偏好,并无实证成效;这种立法以犯罪化为主,而不服务于法益保护并“招致保护法益的稀薄化”;[22]它以预防犯罪为倾向,是“风险预防在法律上的制度化”,[23]是风险预防措施的立法构建。对照分析,我国九个刑法修正案中这种象征性立法内容也有所体现。
  象征性立法之一:恐怖犯罪。近二十年来,我国最为典型的象征性刑事立法当属恐怖犯罪无疑。“从严治恐”始于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三)》),至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时达到顶峰。《刑法修正案(三)》提高了《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九)》又增加了该罪的财产刑;《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第120条之一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为其新罪状,使该罪罪名变更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三)》新增了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刑法》第66条规定,扩大恐怖犯罪构成特殊累犯的宽松条件;《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5个恐怖犯罪罪名。至此,恐怖犯罪罪名由1997年的1个增加到目前的9个。这些恐怖犯罪立法的特点是,入罪门槛降低,处罚范围扩大,刑罚惩处严厉。
  恐怖犯罪立法最突出地反映了我国立法者严厉打击恐怖犯罪的姿态,最充分地发挥了象征性立法的安抚功能。象征性即“刑事立法者为了避免因怠慢国内外要求实施刑事政策而遭受批评,而且,为了表明今后迅速果断的解决问题而将要采取积极的刑事政策的姿态”。[24]我国恐怖犯罪立法正是如此。现行刑法颁布之前,我国恐怖犯罪时有发生。1992年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系列汽车爆炸案,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这是9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发生的第一起暴力恐怖事件,此后至2001年,“东突”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两百多起暴力恐怖案件。2001年“9·11”事件发生,恐怖犯罪成为全球新威胁。联合国发布了安理会第1373(2001)号决议,“呼吁各国紧急合作,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包括通过加强合作和充分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确认各国为补充国际合作,有必要在其领土内通过一切合法手段,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和筹备任何恐怖主义行为”。在国内外恐怖犯罪日趋严峻的形势之下,我国1997年刑法中仅有的恐怖犯罪罪名——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已无法胜任打击恐怖犯罪之现实需求,为此我国立法者指出,“恐怖主义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我国刑法对惩治恐怖犯罪已有一些规定,针对最近出现的恐怖活动的一些新情况,如何适用刑法需要进一步明确,为了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25]在“9·11”事件之后不久,即2001年12月我国迅速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犯罪进行了修改,这一立法思路也为后来的《刑法修正案(八)》所延续。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世界各国恐怖犯罪甚嚣尘上,2011年挪威奥斯陆爆炸枪击案、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等暴恐事件陆续发生,这些恐怖活动不但造成人员伤亡惨重,而且世界民众心理创伤严重。我国国内也陆续发生暴恐案件,仅以2014年为例,就发生了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5·22乌鲁木齐爆炸事件、4·30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事件、10·28天安门金水桥事件、7·28新疆喀什地区暴恐案等重大暴恐案件。在此国内外形势下,社会民众谈恐色变,人们充满不安全感并强烈呼吁国家严厉打击暴恐犯罪,以彰显民众心中需要的安全保卫者角色。为此,在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指出:“一些地方近年来多次发生严重暴力恐怖案件,为此有必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筹考虑刑法与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法律草案的衔接配套,修改、补充刑法的有关规定。”[26]可见,我国恐怖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建立于回应国际国内恐怖犯罪打击需求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国内外反恐呼声高涨的回应;它们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定的反恐立场和态度,对于国内民众则有效传达了我国政府反恐的信心和决心。而这正是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最大特点,即“尽管一方面无法期待立法能够有效地解决犯罪问题,另一方面甚至也无法通过刑罚的威吓、再社会化等实现抑制犯罪的目的,但是立法者真诚地接受国内外急迫要求解决问题的压力,只不过是一种为了表明立法者要迅速而且果断地应对该种犯罪问题的姿态的刑事立法而已”。[27]在当下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恐怖犯罪态势下,象征性立法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它对于凝聚人心聚力反恐无疑有正面促进作用;至少,它们可以起到类似于“安定”药的作用,让民众的心理创伤得以安抚、不安感得到缓解。总之,恐怖犯罪立法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的反恐姿态。
  恐怖犯罪刑事立法虽然活跃,但是实质效果欠佳。恐怖犯罪的9个罪名,在实践中司法适用率极低。北大法宝案例库显示,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为止,《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5个恐怖犯罪均为0个案例;其他4个恐怖犯罪罪名的案例数量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为3个,帮助恐怖活动罪为0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3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为23个。这表明,恐怖犯罪的罪名虽然较之1997年现行刑法典刚颁布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是,其司法适用率非常之低,实际效果似乎有限。恐怖犯罪具有准战争的性质,它们多采用武装袭击或者自杀式爆炸袭击,事先布置周密,事后恐怖分子或死亡或逃亡而极难抓获,对之绳之以法的概率很低。这决定了各国打击恐怖犯罪刑事立法的效果也非常有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联合国即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开始制定有关惩治恐怖犯罪的国际公约,至今为止可谓不计其数;但是,伴随着几十年国际社会反恐立法的是频发甚至是愈演愈烈的恐怖犯罪袭击,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刑事法治手段反恐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实质效果。
  象征性立法之二:网络犯罪。随着网络空间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二空间”,网络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网络犯罪立法的修改和完善,成为我国二十年来最为活跃的领域。二十年来,经过刑法修正案的反复修改完善,网络犯罪由原来的3个增加为10个。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后,增加了第285条第2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第285条第3款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刑法修正案(九)》对网络犯罪修改最大:一是在《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外,新增《刑法》第286条之1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二是增加单位为《刑法》第285条3个罪名与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主体;三是在《刑法》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有关犯罪的规定之外,新增第287条之1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2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四是修改《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将原“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定罪条件改为“情节严重的”;五是新增《刑法》第291条之1第2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此外,《刑法修正案(三)》新增的第291条之1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既属于恐怖犯罪范围之内,也属于网络犯罪之列。经过反复修改,我国刑法中的网络犯罪入罪门槛更低,处罚范围更广泛。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习惯于将上述犯罪称为计算机犯罪,但是,这一概念不如网络犯罪更有涵摄性和时代性。网络犯罪本身属于高科技犯罪,它意味着既要使用作为硬件的计算机,又要使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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