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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传统契约唐宋跃变初论:形式定型与精神转换
【作者】 王旭【作者单位】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敦煌;契约;样文;变革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8
【页码】 136
【摘要】

敦煌文书是世界的宝藏,文书中有样文是敦煌文书重要的特征。样文中的契约样文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契约书写的新变化,即书写的样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契约样文化不仅有着不同于以往的书写特征,还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研究表明,敦煌契约样文化书写一方面从形式上推动了中国传统契约书写的定型化或标准化;另一方面,契约样文化也突破了个案书写,取得了立契的一般性,因此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立契时代缔约人的一般性制度遵从及其心理,即蕴含着唐五代时期契约自治精神的沦丧。据此,敦煌契约样文化应为“跃变”而非一般意义的渐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4259    
  
  

从20世纪初以来的100余年中,在我国西北地区,沿丝绸古道陆续发现与发掘出大批的汉晋简牍与唐宋故纸。它们的传世,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汉晋迄唐宋时期史料的不足。这其中就包括很多我国传统契约及其相关的材料。尽管这一时期契约中的很多问题还有待细节厘清,但是学者们在文献记载的辅助下,利用发掘和发现的契约材料已基本可以理清其发展脉络。[1]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发现的纸质文书中,契约的数量不菲,品相完整者不乏,种类也较为丰富,具备了深入分析的基础。[2]客观地讲,敦煌发现的纸质契约(下称契纸)较直观地展现了中唐至北宋初250余年契纸发展的流变,[3]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把握细节的机会。除此之外,如将该批契纸与吐鲁番契纸(断代为前凉以降至唐初)[4]和徽州契纸(断代为南宋以降至民国)[5]进行材料通读,我们还可以有契约通史意义上的另一重发现,即唐宋之交,我国传统契约的制作中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影响及于后世的变化。有鉴于该变化的深刻程度,本文谓之为跃变。这一跃变具体包括了形式的定型与契约精神的转换两个方面。一、唐宋之交中国传统契约制作中的样文化变革沙知先生在论及吐鲁番契约与敦煌契约之间的关系时,曾说:“敦煌契与吐鲁番契比观,在形式上有承袭,有发展,更趋定型。样文的出现可视作一种标志。”[6]作为敦煌契约研究的杰出学者,沙知先生的上述判断令人回味。纵观吐鲁番文书与敦煌文书,一个鲜明的差别就是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许多供人参考使用的范文册子或卷子。这种预先写订的范文,学界称之为“样文”,或称“文样”。从种类上看,敦煌样文十分丰富,比如书仪样文、立社样文、契约样文,以及公验等官文书样文等。我们通过样文与实用文书的比对,可以确认敦煌的先民们参照样文进行书写是常见的现象。反之,敦煌文书以前的传世文书中既没有发现样文,也没有发现依样文进行的现象。由此可见,敦煌文书所反映的时代,即中唐至北宋初,文书制作依样文进行既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7]也是该时期文书制作不同于以往的明显变化。限于主题,本文仅讨论契约样文,其样文化程度展现了令人惊讶的应用广泛性与制作完善性。(一)契约样文应用的广泛性通过研读敦煌契约材料,我们发现,契约样文不仅种类丰富、数量可观,且均记录于抄录样文的册子或者卷子之上。我们以种类、数量和记载情况为要素对契约样文进行了统计,并制作了如下列表。[8]

┌───┬─────┬────┬────┬────┬────┬────┬────┬────┐

│种类 │卖地(舍)契│便贷契 │雇工契 │养男  │分书  │放妻书 │放良书 │遗书析产│

│   │     │    │    │(女)契 │    │    │    │    │

├───┼─────┼────┼────┼────┼────┼────┼────┼────┤

│数量 │2     │3    │4    │5    │4    │8    │7    │5    │

├───┼─────┼────┼────┼────┼────┼────┼────┼────┤

│记载情│载于样文册│载于书仪│载于样文│载于样文│载于样文│载于样文│载于样文│载于样文│

│况  │子    │册子  │册子  │册子  │卷子  │卷子  │卷子  │卷子  │

└───┴─────┴────┴────┴────┴────┴────┴────┴────┘

从列表信息看,已经发现的契约样文包括8个种类,38份。从种类上看,契约样文基本包括了传统社会常用的各类契约。从数量上看,契约样文占已发现敦煌契约的十分之一强以上。[9]综合种类和数量表现,可以说契约样文有着广泛的应用性。此外,上述样文均记录于样文册子或者卷子之上。这一现象表明契约样文已经被人有意识地汇编成册(卷),应用已经摆脱了偶然性,有着明确的目的性。除了上述一般认知的契约样文之外,敦煌遗书中还有很多结社文书样文。在已有的敦煌学研究分工中,结社文书一般被单列为一类进行专门研究,并没有被纳入契约研究领域中。但是,从本质上看,结社文书属于契约文书,结社文书样文当然也就属于契约样文。如材料1所示。材料1[10]上祖条:至城(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志)。危则相扶,难则相久(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如兄,少者若苐(弟),让议(义)先燈(登)。其社稷坏,乾坤至在,不许散败。立条与件,山何(河)罚誓,中(终)不相违。一、社内有当家凶祸,追胷(凶)逐吉,便事亲痛之名。傅亲外喜,一於社格,人各赠例麦粟等。若本身死者,仰众社盖白躭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侍厚薄,不谏(揀)轻重,亦无罚青(责)。若三驮,傅亲外喜迴一赠。若两驮者,各出餬餠卅败(枚),酒一瓮,仰众社破用。一、凡有七月十五日造于蘭盤兼及春秋二局,各纳油面,仰缘(録)事於时出帖纳物。若主人不於时限日出者,一切罚麦三斗,更无容免者。一、社内不谏(揀)大小,无格席上宣拳,不听上下,众社各决丈(杖)卅棒,更罚浓(醲)膩一筵,众社破用。其身宾(摈)出社外,更无容始(免)者。一、社有严条,官有政格。立此条流,如水如鱼,不得道东说西。后更不於愿者,山何(河)为誓,日月证知,三世莫见佛面,用为后验。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曾经盛行从事经济和社会生活互助的私社。上引“上祖社条”样文就是结社时缔结社约的参考样本。对当时“私社”的性质,研究者们判断为契约性组织,即“这种民间结社,是有限度的民间自治团体,他们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而组织的原则是通过集体签订契约的方式实现的。”[11]“社条又称‘条’‘条件’‘条流’‘约’‘凭’等,是社邑组织和活动的规约。”[12]对于这种契约性组织缔结的“社条”,现代合同法理论上属于“合同”契约,即“当事人的目的相同,意思表示的方向也一致的共同行为。”[13]应该说,该类契约文书的存在使我们可以超越一般的对手交易,去观察敦煌人缔结群体契约的情况。根据宁可、郝春文两位先生所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我们发现在敦煌结社活动中,敦煌人同样存在着依据各类结社样文制作社条、社司转帖等契约文书的行为。由此可见,敦煌契约样文在应用的广泛性上,还有着更为宽广的普遍性。(二)契约样文制作的完善性除了上述种类、数量、记载特征之外,敦煌契约样文在内容方面也有着深入的发展,趋于完善。其具体表现为内容的翔实性、书写的礼法性、制度的衔接性和现实的变通性。1.内容的翔实性材料2[14]△年△月△日,百姓康富子为缘欠少人力,遂雇△乡百姓△专甲子。雇使一周年,断作雇价每月多少,役事酌度。立契以后,便须入作。所有笼具什物等,一仰受雇人收什(拾)。若是放畜牧,畔上失却,狼咬煞,一仰售(受)雇人祗当与充替。若无替,克雇价物。一定已后,比年限满,中间不得抛直(掷)。若有抛直(掷),五日已外,便知算日克勿(物)。若有年未满蕃(翻)悔者,罚在临时,入不悔人。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共对面平章,书纸为记,用为后凭。这是一份雇工契样文。在已经发现的敦煌契约中,雇工契约数量相对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定,在敦煌社会经济生活中雇用契约样文的使用频率相对较高。从内容看,样文中涉及缔约人、立契原因、雇佣周期、雇价、劳作工具、(假设是放牧)意外、过错的行为、违约责任、当面立契、证据性表述等。应该说,翔实的内容可以满足参考人进行雇佣契约书写的取舍需要。就此,孟宪实在研究敦煌社条样文时说:“就民间结社的情况而言,实用的社条因为太着眼实际,有些看来不那么具体的内容反而会被忽视,在他们当时看来理所当然的问题可能就被省略了。但是,文样不同,它一定要求文章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不能有意简化。”[15]就包括契约样文在内的各类样文文书而言,这个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样文保持文书的完整性,内容尽量充实不做特定取舍,是作为应用范文的必然要求。2.书写的礼法性除了内容翔实之外,契约样文还很大程度上兼容了“礼仪”性表述。充满人情味的礼仪表述,体现了契约样文作为中国传统文书表述上的礼法特色,如下述样文所示:材料3[16]盖闻夫妇之礼,是宿世之因,累劫共修。今得缘会,一从结契,要尽百年。如水如鱼,同欢终日。生男满十,并受公卿,生女柔容,温和内外。六亲欢美,远近似父子之恩,九族邕怡,四时如不憎(曾)更改。奉上有谦恭之道,恤下无党无偏。家饶不尽之财,妯娌称长延之乐。何乃结为夫妇,不悦鼓□(瑟)数年,六亲聚而咸怨,邻里见而含恨。苏乳之合,尚恐异流,猫鼠同窠,安能得久。二人意隔,大小不安,更若连流,家业破散。颠鐺损却,至见宿活不残。擎鏊築瓮,便招困弊之苦。男饥耕种,衣结百穿,女寒绩麻,怨心在内。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即捻棒。相曾(憎)终日,甚时得见。饭饱衣全,意隔累年,五亲何得团会。乾沙握合,永无此期。谓羊虎同心,一向陈话美词,心不合和,当头取辦。夫觅上封,千世同欢。妇聘亳宋,鸳鸯为伴。所要活业,任意分将。奴婢驱驰,几个不勤。两共取稳,各自分离,更无期,一言致定。会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千万永别。忽有不照验约,倚巷曲街,点眼弄眉,思寻旧事,便招解脱之罪。为留后凭,谨立。这是一份放妻书样文,样文中如下的表述是对婚姻契约性认识的质朴表现:“一从结契,要尽百年”“故勒手书”“忽有不照验约”“为留后凭,谨立”。从材料内容看,该件放妻书属于离婚书。婚礼属于六礼之一,因此唐代法律对婚姻是否符合礼制要求有着相对详尽的规定。当然,唐律也为离婚规定了条件,《唐律》卷十四“义绝离之”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17]《疏议》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从上引材料看,放〕妻书样文文绉绉的遣词造句充分体现了作为礼书文书的要求,同时其说理性部分又很好地满足了法律“不相安谐”的要求,据此,夫妻可以很合法地解除婚姻了。应该说,这份放妻书样文为参考者制作离婚书提供了一份合情、合礼、合法的标准样本。3.制度的衔接性契约属于民间自制的法律文书,寻求合法性、合制度性是其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此而言,敦煌契约样文的制作也很好地实现了私契与法律制度要求的契合与衔接。材料4[18]奴某甲婢某甲,男女几人。吾闻从良放人,福山峭峻,压良为贱,地狱深怨。奴某等身为贱隶,久服勤劳,旦起肃恭,夜无安处。吾亦长兴叹息,克念在心,饗告先灵,放从良族。枯鳞见海,必遂腾波,卧柳逢春,超然再起。任从所适,更不该论。后辈子孙,亦无阑恡。官有正法,人从私断,若违此书,任呈官府。年 月 日 郎父兄弟 子孙亲保亲见村邻长老官人官人上引材料为一份奴婢放良样文。传统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蓄奴是制度许可的,但良人与奴婢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在唐五代时期,奴婢的地位到底如何呢?用《唐律疏议》卷十四“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19]的话说是最准确的,“奴婢既同资财”,也就是说奴婢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依附于家长,且需要作为家庭财产的一种登记于户籍之中。当然,在现实中,因各种原因放良奴婢也是一种需要,因此唐代《户令》对放奴婢为良也有所规定,即“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20]由此可见,在同籍共财的时代,将奴婢放为良人是一件涉及面相对广泛的大事,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需要满足法定的条件与履行一定的手续。在上引样文中,我们看到家主在释放奴婢的过程中要先告祖宗“先灵”,再约束后辈子孙“亦无阑恡”,最后还要借用官府的权威警告不特定的违反“私断”大事的反对者。为了保证放良约定的实现,在这份样文的署押人部分中,还可以观察到当时放贱为良文书制作过程中的参与者群体。他们除了家庭内部的兄弟、子孙之外,还包括了亲保人、亲见人、村邻、长老和官人。从而使放良书的制作有着强烈的“公示公信”意味,为办理官府要求的“申牒除附”手续做好了准备。4.现实的变通性契约属于私文书,是人们在生活与生产的实践中因利益协调而作。因此,在面对现实需要时,人们往往会突破教条,做出变通。材料5[21]百姓吴再昌先世不种,护果不圆。今生孤独一身,更无子息,忽至老头,无人侍养。所以五亲商量,养外甥某专甲男,姓名为如。自后切须恭勤,孝顺父母,恭敬宗诸,恳苦力作,侍养六亲,成竖居本。莫信闲人构闪,左南直北。若不孝顺者,仰至亲情,当日趰却,更莫再看。两共对面平章为定,更无改亦(易)。如若不凭言约,更生翻悔者,便召五逆之罪。恐人无信,故勒私契,用为后凭。△年月日△专甲养男契上引材料是一份养男契样文,被收养人是“外甥”,这并不符合唐代律令的收养条件。唐《户令》规定:“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唐律》卷十二“养子舍去”条规定:“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22]但是,收养外甥的契约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从此类契约的内容看,多数民间收养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承继宗祧,而是养老送终。由此可见,唐代律令从“一准乎礼”逻辑推演出来的礼制结论,并不符合民间赡养需要的实际,成为“具文”也就在所难免。根据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敦煌契约样文无论从应用的广泛性,还是制作的完善性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一方面,契约样文已经与敦煌人的日常生活深刻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契约样文基本完成了“私约”在各维度上的扩展与深化。除了上述不同于前代契纸制作的特征外,敦煌契约制作的样文化,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传统契约书写的新格局。比如在宋元已降的日用类杂书中,[23]可以找到各类契式,供时人制作契约时参考。再如汇聚各类契式的杂字抄本,也广泛地在民间流传,我们有理由相信敦煌契约样文册(卷)子是该类杂字的滥觞。当然,就开创性而言,敦煌契约的样文化还有着更深刻的形式与精神意义。二、契约样文化是中国传统契约标准化的关键环节反复地依照契约样文进行契约制作,使各类敦煌契约逐渐程式化,呈现出“万契一面”的面貌。就此而言,沙知先生的说法最为贴切,即敦煌契“更趋定型”。定型化的契约,今天的人们并不陌生,很容易联想到常见的格式合同(格式条款)。我国当下的定型化契约是西方契约交易模式成熟的结果,是西方契约实践基础之上的制度综合。经过几代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深入研讨,不仅形成了一整套使用与解释规则,而且为定型化、标准化的合同找到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西方理论源头。[24]但不无遗憾的是,他山之石虽可以攻玉,但西式理论描述却很难符合中国传统契约定型发展的实际,也无法替代中国传统契约标准化过程的研究。中国传统契约的定型化或标准化问题还需要回到传统契约发展历程中寻找答案。中国传统契约的标准化形式是什么样的呢?笔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契约标准形式的文书,非官颁契纸莫属。在传世较多的明清契约材料中,官颁契纸不乏其例。这种由官府刻印,以较低收费颁发给交易百姓的契纸,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交易类别与交易条件极为成熟发达的一面。因此,完全可以被认定为中国传统契约标准化的典范。那么,官府最早颁发官刻契纸是什么时代呢?据张传玺先生考证,[25]《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国子监丞、知开封府司录参军赵孚上〕言:“庄宅多有争诉,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尺,昧邻里则不使闻之,欺罔肆行,狱讼增益。请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26]《宋会要辑稿》中则记载了南宋时期曾经出现官办雕版印刷契约。尽管北宋的“榜样”契约和南宋的雕版官契都没有传世,但从上述记载看,传统契约在宋初已经定型,并存在由官府审定制作的标准样本。由此可见,传统契约的标准化应是在宋初完成的,定型化过程则发生在宋以前。通过研读已发现的宋以前的传世契约材料,[27]可以发现,先秦以前传世契约材料缺乏,即使有一些也多为铭刻于礼器之上的颂文的一部分,如卫盉铭文记录的西周恭王三年(公元前919)裘卫典田的契约材料,因此我们无法就其契约形式做出分析。汉晋契约有所传世,尽管为数稀少,却弥足珍贵。材料6[28]神爵二年(前60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节里男子节宽德卖布袍一,陵胡隧长孙仲孙用贾钱千三百,约至正月□□任者□□□□□□(以上简面)正月书符,用钱十。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券约。沽旁二斗。(简背)王国维跋:“木简出敦煌西北,长232米里迈当,广8米里迈当。”该契约记录了神爵二年发生的一次布袍交易,契约书于木简之上,形制为券书。因制作材料所限,契约没有从容的空间进行表述,遂将简面和简背均加以利用,表述也十分简洁。综合其他汉晋契约看,券书契约在内容表述上均直接简略,制作有券书的鲜明特点,券书的堪合技术为后世契约所沿袭。然而,因制作载体的差异,它与我们常见的纸质契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处,我们只能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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