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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从美国亚太战略看云南省桥头堡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英文标题】 U. S. Asia-Pacific Strategy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Yunnan''s Bridgehead Strategy
【作者】 张云莲李福建
【作者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美国亚太战略;云南桥头堡建设;意识形态安全;政治认同;宗教渗透
【英文关键词】 U. S. Asia - Pacific Strategy; Yunnan Bridgehead Build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religious infiltration
【文章编码】 1671-1254(2013)06-001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3
【摘要】

美国“重返亚太”后,把在亚太地区的全面参与作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的全球战略。以东南亚为通道,美国通过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形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制造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崛起和削弱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此,云南省在桥头堡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关系,关注宗教渗透问题,自觉传播和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可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文化建设、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等策略来多途径保障云南桥头堡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英文摘要】

With its “retuming to Asia” strategy and full engagement in Asia - Pacific affairs, the U. S. is implementing a new global strategy for preserv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hegemonic status. The U. S. adopts various ways to infiltrate its ideology to the region,especially Southeast Asia,for preventing China's rise and weakening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region by promot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Yunnan is China's Southwest - facing bridgehead,an international channel connect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South Asia,as well as a multi - ethnic and multi - religious frontier province with high degree of openness. Its special geo- graphical location determines that the ideological factor of the U. S. Asia - Pacific strategy cannot be neglected when implementing Yunnan's Bridgehead Strategy. The U. S.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to Yunnan throug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damage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by the U. 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should be taken seri- ously. Yunnan should take actions to safeguard China's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multiple way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923    
  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结束后,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美国
  加快了其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步伐,一如既往地用传教士般的热情和精神强力输出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去改造世界其他国家并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全球利益和霸主地位。与此相适应,一些国家日益关注非传统安全中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视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化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强化用以维系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文化特质和文化认同感等意识而免受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威胁。“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1],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内外部因素的挑战和威胁,并且其主导地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的非传统安全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包括一个国家用来维系其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和道德信仰体系等思想观念体系的安全,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2]。
  在美国重返亚太后,多途径输出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并扩大其影响力与吸引力,赢得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好感,推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努力从多方面和平演变中国,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在亚太地区,美国把中国视为挑战其全球霸权地位和影响其主导亚太事务的假想敌,试图在经济上用自由主义促进中国市场化,在政治上用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改变中国的政治进程,在文化上用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在战略上力图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取向[3]。这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挑战和威胁。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是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重要门户。云南因与东南亚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亲缘关系及其所具有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开放性、国际性等特点,而被美国视为其向中国输出民主和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可利用的重要地域资源。这使云南的桥头堡建设不仅具有促进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具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意义。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来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关注云南桥头堡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为国家安全战略构建提供参考。
  二、美国亚太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衰退和亚洲政治、经济、战略地位的快速上升,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出现了由西向东转移的态势。在亚太地区,中国在经济方面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逐步加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及其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的增加,使美国产生了其在亚太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国家利益将有所削弱的担忧,遂把全球战略的重心从欧洲和中东移向了亚洲,并试图通过在亚太地区的“转身”和“再平衡”战略,压制其在亚太地区的潜在竞争对手,增强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存在的意义”,努力构建“民主国家同盟”[4]94,以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影响。美国亚太战略采用的是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全方位出击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最终目的是为其全球利益和国家安全服务。
  (一)军事因素
  军事上,美国采用构建陆路和海上包围圈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亚太地区,美国视中国为可能挑战其军事力量和全球军事影响力的潜在对手,夸大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速度,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频发“中国的发展是影响地区安全之隐患”的言论,以地区安全捍卫者的身份主导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一方面,美国不断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强调其军事存在,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以频繁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显示军威和军力;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的双边军事同盟或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试图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关系,插手中国与日本及东盟有关国家的海权之争,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岛链封锁,形成海陆包围圈,以达到遏制和压制中国的军事攻防能力、确保其对潜在对手绝对的军事摧毁力量和占据军事制高点的目的。从这一态势看,美国意图通过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战略消解中国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压制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较大差异的中国的崛起。
  (二)经济因素
  经济上,通过签署各种贸易协定等形式扩大美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为了应对中国近些年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与亚太国家在经济、贸易及金融方面的联系不断深化和扩大的情况,美国在其新的亚太战略的指导下高调开展经济外交,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挽回其在亚太地区相对下降的经济影响力。为此,美国在2003年和2007年分别与新加坡和韩国签署或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在2004年和2006年分别启动了与泰国、马来西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在2006年分别与柬埔寨和越南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和《双边市场准人协议》[5],在201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越南等有关国家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基础框架[6],试图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并削弱中国在东亚尤其是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而伴随着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活动的主导性参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也在逐步扩大其影响力。
  (三)外交因素
  外交上,美国积极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多边合作,以输出其意识形态。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高官频繁出访东亚,加强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与越南、緬甸、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来往密切,推进东南亚民主化进程,重视与印度的关系,并积极倡议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构建所谓“民主国家同盟”[4]97。美国还积极参与地区层面的多边合作,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亲自率团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召开“美国—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与东南亚国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启动“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2011年,奥巴马总统首次出席东亚峰会,足见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决心。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的演讲中明确阐述了美国保持在亚洲外交的目的,即美国要通过加强与同盟、新兴伙伴和地区机构的合作来达到参与亚洲事务的目的,要通过塑造未来的亚太经济、保证地区安全、支持加强民主制度和传播人类普世价值三条主要路径来发展部署其亚太地区的外交战略[7]。这表明,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向亚太地区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并把美国信奉的价值观向亚太地区传播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美国笃信,信奉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越多、区域越广,其国家就越安全[4]97。因此,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意识形态输出与美国国家安全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四)文化因素
  美国积极运用文化载体输出其意识形态。在其亚太战略中,美国发挥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产业优势,向亚太国家输出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增强美国文化的吸引力,让人们仰慕其价值观,认同其价值观,自愿按美国的意志行事,从而增强其软权力[8]。贸易往来、跨国公司、影视剧、流行音乐、餐饮文化、网络等都在多方位地演绎着美国梦、传播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使人们在经济活动、工作和日常的休闲娱乐中无意识地接受着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接受着“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世界秩序的管理者、领导者和世界灯塔”的潜意识的熏陶,试图用美国的文化影响亚太地区的文化发展,用一元的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代替多元的亚太各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在美国多管齐下的亚太战略中,加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存在,加大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投入并积极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美国重返亚太之后的两大策略,而其意识形态渗透则隐身在军事包围、经济活动、外交和文化传播中。换句话说,美国正在运用其“巧权力”在亚太地区输出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9]。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及自信在美国眼中便成为其在亚太地区维护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潜在挑战者,而且美国智库、学者和决策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固化了“一个国家强大之后必然谋求地区霸权或全球霸权,必然要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的思维定势[10]。这意味着中美这两个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将成为双边关系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法宝
  三、云南桥头堡建设需高度重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云南省地处东南亚与南亚结合部,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国毗邻,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有23个对外开放口岸和众多的边民互市通道,具有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东南亚与南亚的综合区位优势。云南还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仅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就有25个[11]2,10,38,并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云南的多民族特点还与多宗教相伴随。在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中,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基督教(这里主要指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原始宗教五种宗教形式并存,民族宗教与自然神崇拜并存,宗教信仰复杂,宗教关系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国际性。受自然环境、历史因素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影响,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部分地区甚至严重滞后,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多集中在这些地区。这些情况使云南成为美国对中国输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地区,也使桥头堡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兼有区域性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双重意义。
  (一)正确认识桥头堡建设中经济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云南山高林密的地理特点、各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农业耕作方式落后等因素,造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十分缓慢的情况——与之相伴随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活相对单调,当地文化生活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致力于通过民族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多项扶贫政策和对口支援等措施积极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在全省78个民族自治县中仍有56个是扶贫工作重点县,在160万农村深度贫困人口中,有153万集中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11]39-40。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和由此产生的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情况,影响着人们某些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变,也影响他们对国家政治制度、民族情感和主流意识形态等的认同。这种情况使得云南易于成为美国“重返亚太”后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方便利用的重要资源。
  在云南,美国的一些宗教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针对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边民日常来往频繁、跨境民族较多、宗教信仰繁杂,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较大、日常文化活动较少、少数民族语言的影视剧等文化产品相对匮乏的情况,通过在云南开展扶贫项目、开办公司、捐资助学、用少数民族语言传教和组织宗教活动、捐资修建教堂、培养教职人员、出资送少数民族中的精英出国留学、为当地宗教界人士提供出国交流机会等形式,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制造民族矛盾、散布反动言论和破坏正常社会秩序,意图分裂中国,并争取普通群众对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削弱人们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达到其在亚太地区最大化国家利益之目的。
  (二)高度关注桥头堡建设中的宗教渗透问题
  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一直存在经济事务、社会事务和宗教事务的交流与交往。跨境民族一般都属同族同源同教,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与云南省内的很多人有着亲缘关系,且东南亚国家是佛教和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向云南传播的重要通道,加之漫长的边境线和没有自然屏障阻隔的边民自由往来,使之为境外的多种宗教势力渗透提供了相对便捷的途径。如前所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美国民主”、推进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构建民主国家同盟,是其战略重心转移的重要内容。美国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深刻影响着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也影响着政治精英的决策。在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宗教界人士看来,对外传播基督教是美国“山巅之城”的“天命”使然。对外传播基督教,并将与之相联系的美国式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同时传播出去,有利于维护美国的自身安全和全球利益。因此,美国不遗余力地在东南亚国家传播基督教,并通过东南亚国家向云南甚至向中国其他地区传播基督教,借助宗教来传播西方价值观,试图以宗教认同消解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12]37。
  从目前境外宗教势力在云南活动的情况来看,涉嫌在云南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组织达80个之多[12]37,这其中包括了美国的摩尔斯家族等一些宗教组织,并且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速度较之其他宗教发展势态更快。从宗教渗透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来看,境外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目的明确,且具有系统性和计划性:有以和平演变为目的,针对党员干部和宗教教职人员的“金字塔工程”;有针对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的“洗脑工程”;有以争取群众基础为目的,针对一般教徒的“松土工程”;有以在西部地区传教为目的,针对西部地区的“福音西进计划”;有以利用亲缘关系争取宗教认同为目的,针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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