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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执行异议之诉中排除执行的民事权利类型化研究
【作者】 王毓莹翟如意【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28【页码】 2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127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增加了执行异议之诉制度,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执行程序中对案外人实体权利救济的空白,但现阶段执行异议之诉制度仍然面临理论研究欠缺、裁判理念反复、具体规则不够完善等问题。近年来,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收案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理此类案件,不仅要解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难题,还要面对多方主体的巨大压力,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相关问题亟待规范。

一、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概况

(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基本情况

1.审判质效稳中有升。从收案数量看,2017年收案449件,2018年收案628件,同比增长39.87%。从申诉复查案件裁判结果看,驳回申请的案件数量占比为78%,裁定提审的案件数量占比为16%,指令再审的案件数量占比为6%。总体上看,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对部分疑难问题已经逐步形成共识,但仍然存在裁判尺度不统一、对事实认定把握不够准确等问题。

2.从案由来看,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3类案由中,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占比最大(60%),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占比次之(38%),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则相对较少(2%)。因此,审理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重点研究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保护及利益平衡问题,妥善有效化解各方矛盾。

3.权利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执行异议之诉中,涉及执行标的类型占比最多的是不动产(42%),其中涉及房屋租赁协议占比6%,涉及查封办理了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占比为3%,涉及其他不动产纠纷占比为33%。位置居次的标的类型是特殊动产,占比为28%,主要包括船舶、航空器、机动车。其他标的类型的占比依次为建设工程(12%)、股权(12%)、存款有价证券(4%)、离婚协议(1%)等。权利类型的多样化为审判实践带来新的问题,同时也促进理论体系不断完善。

(二)执行异议之诉相关法律规范基本情况

1.法律规定相对简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出台《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但其仅适用于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目前,专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定主要为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审理此类案件时,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立法本意及立法变化,正确适用相关实体法律规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学习、参考相关典型案例的有益经验,避免随意作出扩大解释。

2.法律依据相对分散。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要区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系针对执行行为还是执行依据,二是要判断当事人主张的民事实体权利是否具有阻却执行的效力。具体到个案审理中,既要求裁判者熟练掌握有关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以确定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程序选择是否正确;也要求裁判者必须精通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等实体法律法规,以对案外人的权利救济作出最终判断,这些都对裁判者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3.地方实践日益丰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结合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情况,积极开展探索。例如,江苏、江西等地法院出台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树立裁判理念,作出案件指引;上海、重庆、浙江、吉林、黑龙江等地出台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问答,对相关问题作出具体回应,解决疑难复杂问题。实践中因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不同理解,而相关领域的地方具体政策又各有不同,故不同法院出台的文件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会有所不同。但地方司法实践的探索,对保证本地区裁判尺度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二、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

好饿但是不想动

一是坚持利益平衡原则。执行异议之诉通常涉及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以及案外人等多方主体,申请执行人需要通过执行程序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而案外人则以其系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或者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利主体提起异议之诉,对抗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对抗情绪激烈。审理此类案件时,一方面要依法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司法权威,避免让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成为被执行人拖延执行的工具;另一方面,因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物权公示制度在彰显权利归属上的有限性,实践中被执行人并非实际权利人的情况大有所在,此时,应当为案外人提供充分的实体性救济渠道,妥善平衡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是坚持实质审查原则。《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确立了“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案外人异议程序审查原则,以强调案外人异议程序侧重效率的价值取向。[1]基于此,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坚持实质审查原则,以纠正民事执行机构因表面权利判断规则可能带来的执行错误,充分保障案外人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审理中应当注意的是,一是在涉及登记、借名、挂靠等名义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时,不能仅依据权利外观表象即作出裁判,否则将会使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目的落空;二是要加大打击虚假诉讼的力度,防止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转移执行标的物;三是在证明责任问题上,严格适用自认规则,即使被执行人承认案外人的主张,案外人仍应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却对执行标的物强制执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是坚持权利甄别原则。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相对复杂,对同一执行标的物上所涉不同权利的识别难度较大,金钱债权与民生权利、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相互交织。处理此类纠纷,应当按照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等实体法的规定,严格做好权利甄别。在正确认定相关权利属于物权还是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权属性等基础上,按照物权优先于债权、法律规定的特殊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的原则,正确处理纠纷。在对执行标的物上实体权利类型查明的基础上,对案外人实体权利与申请执行人债权发生冲突时,作好法律上的评价,进而对执行标的物的权属以及是否符合继续执行条件作出判断。

四是坚持生存利益优先原则。现阶段,我国相关市场交易规则及交易秩序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主体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市场交易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基于当前现实情况,要特别注重保护当事人的生存权利,在坚持依法审理的前提下,遵循消费者生存利益优先于银行、企业等主体经营利益原则,在兼顾双方利益保护的同时,适度向相对弱势一方倾斜。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及《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9条等规定,均是基于生存权至上的考虑,应当严格适用,实践中不应随意扩大。

三、执行异议之诉中相关实体权利审查规则

执行异议之诉中,个案的审理需要围绕对实体权利的审查而展开。实践中,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主要集中在不动产、动产等领域,笔者对所涉相关类型化民事权利的审查规则试作分析。

(一)涉及不动产物权的执行异议之诉

1.借名买房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

实践中,出于规避政策等原因,借名买房的情况大量存在。对借名人土张排除执行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借名人如果能够证明其为房屋真正所有权人,在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等情况下,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及登记公示公信原则,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善意执行人的效果,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以上观点的分歧集中表现为借名人享有的权利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所涉房屋系借名人实际出资且占有,并与他人就房屋权利归属达成协议,虽然欠缺物权登记等物权归属的外部证明,但并不能据此否定借名人对该房屋享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对此,反对观点认为,我国法律上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所有权”这一概念,根据物权变动规则,借名人并非房屋所有权人,其仅享有对出名人就所涉房屋的债权请求权。相对应地,实践中存在不同处理方式。有的法院认为借名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协议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借名登记约定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有的法院则认为,判断不动产权属的依据应以登记为准,案外人主张其系不动产物权实际权利人的,一般不予支持,但案外人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其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合法有效,进而主张其系不动产实际权利人的可予支持。

笔者认为,首先,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确定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据此,从法律上看房屋所有权仍归属于出名人;其次,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通常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除房屋登记在出名人名下外,由借名人实际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但该约定仅为内部约定,并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更不具有阻却执行的效果;最后,借名买房的行为通常系为了规避国家法律法规或者相关政策规定,即使不能直接依据其目的对该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但借名人对该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系为明知,根据风险自担及比例原则,对借名人要求排除执行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2.以房抵债的债权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

对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的债权人在其已经实际占有但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裁判尺度亦不统一。有的法院认为,对此类诉讼请求原则上不予支持。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如果以房抵债协议系真实的,其对房屋实际占有的行为意味着对房屋具有准物权,此时可以排除对所涉房屋的强制执行。笔者认为,与借名买房情形不同的是,以房抵债属于双方协商一致的债的偿还方式,并不具有规避政策的目的。因此,此类案件应当重点审查当事人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是否真实,并结合以房抵债债权人相关行为综合认定,例如以房抵债协议的签订时间是否早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案外人实际占有房屋的具体情况等,不应仅以房屋未经登记为由轻易否定以房抵债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但此类案件如果证据审查不到位,则可能导致当事人通过倒签以房抵债协议等行为逃避债务或者规避执行,这对事实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审查以房抵债协议效力时,不能仅以协议等孤证作为判断依据,还应当要求提供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往来的凭证等其他证据;在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时,要重点审查双方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以房抵债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房屋价值是否严重超过债权数额、案外人是否补足差价等。

3.被拆迁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1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入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虽然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但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且就特定房屋已作出明确约定,被拆迁人即对该补偿安置房屋享有优先权,该优先权足以对抗申请执行人就该房屋提出的强制执行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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